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下面是小编跟大家分享的陈独秀的信，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

介石先生：

现在我看见一种印刷物，题名《校长宴会全体党代表训话对中山舰案有关系的经过之事实》〔1〕，内中所载，倘都和先生所口说的一样，没有什么印刷上的错误，则我们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责任上，不得不向先生及一般社会有几句声明的说话。并且在声明的说话之前，还要总声明一句：我们的声明只关于中国共产党方面，别方面的事一概不管。

在这个印刷物上，有两个要义：前一段是先生声述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之苦衷，后一段是先生改正国民党内共产分于态度之意见。

在前一段中，先生再三说：“我要讲也不能讲。”“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我因为全部经过的事情，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的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还有我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先生这些不忍说出的事，若和中国共产党无关，我们自然没有要求先生说出的权利;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卷〔掩〕藏。因为先生说出后，若证明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错误，则社会自有公评，共产党决不应该是一个文过护短的党;若证明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

先生说：“当三月二十日事情未出以前，就有一派人想诬陷我，并且想拆散本校，……但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想诬陷你想拆散军校的一派人是谁，有阴谋的一、二人是谁，运动倒蒋者又是谁，先生都未明言，我们当然不能冒〈认〉;不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第一军中实际撤退了许多共产分子及有共产分子嫌疑的党代表及军官，因此上海各报都一致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倒蒋改建工农政府之反响;现在先生对全体代表训话中，虽未明说中国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全篇从头到尾，却充满了指责共产党同志的字句，使听者读者都很容易推论到中国共产党实此次事变之阴谋者;这是很自然的事。建设工农政府自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可是现在就主张实行起来，便是大〈错〉;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且正当英曰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介石先生!如果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党，你就应该起来打倒他，为世界革命去掉一个反革命的团体;如果是共产党同志中那一个人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你就应该枪毙他，丝毫用不着客气。不过我知道我们的党并且相信我们党中个人，都没有这样反革命的阴谋(当〈李〉之龙因中山舰案被捕消息传到此间时，我们因为李最近曾受留党察看的处分，以为他已加入反动派了，后来见报载中山舰案乃是李之龙受命于共产党的倒蒋阴谋，我们更觉得离奇，最后接恩来来信，才〈知〉道李之龙是上了反动派的圈套)。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一个事实是：“有人对各军官长说是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还有人在演讲之中，说是‘土耳其革命完成之后，才杀共产党，难道中国革命没有成功，就要杀共产党么’?这些话统统引起一般军官恐怖与自卫的心思，所以对于党代表全部的不安和怀疑了，所以他们军官有要求共产分子全部退出的事实，并且由他自卫心而起监视的举动。”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于之意志。何以见得呢?对各军官说共产分子如何如何，当然不象共产党自己的口气，说土耳其杀共产党这段话，我未曾听见共产党人说过，只传闻孙文主义学会中人向汪精卫先生攻击共产分于时，精卫先生说过这样话，其实否尚不可知，即令精卫先生有这段话，只足以证明孙会中人是何等反对共产分子，而绝对不能证明共产分子拟如何倒蒋;并且精卫先生是说要杀共产党，不是说要杀孙会中人，照情理只有共产分子听了精卫先生这话而恐怖不安，为什么反是孙会的军官听了这些话引起恐怖与自卫的心思，并要监视共产分子全部退出呢?并且先生还说：“如果当时我校长不在的〈时〉候，当天〈的〉情形一定是更加剧烈，也未可知的。”这话诚然，如果先生当时不在广州，孙会中人会当真大杀共产党;而且我们还听说若不是先生切力阻止，欧阳格、吴铁城辈还要彻底干下去，这些事实正足证明精卫先生即令有那样的话，却非神经过敏，更不是有意“激动风潮”。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曰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九第二个事实是：“现在广东统统有六军，广西两军，广东是一二三四五六各军，照次序排下去，广西自然是第七八军了，但是第七军的名称，偏偏搁起来，留在后面不发表，暗示我的部下，先要他叛离了我，推倒了我，然后拿第二师第二十师编成第七军，即以第七军军长来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无论何人有这样的主张我们都以为要不得。不过只有国民政府尤其是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才有权决定这种军队的编制与名称，政府委员及军委中都没有中国共产党分子，无论此事内幕如何，当然和我们无关。有一件事或者和此事有点关系，我现在索性老实告诉先生，当第二师长王懋功免职时，我们以为右派又有什么反动发生，所以政府有此处置，但报载内情甚复杂，我们便函询广州同志，他们的回信说：“王懋功被逐后，右派颇不满，孙会则乘机大造其谣言，说王懋功是C.P.，此次蒋之处置王氏，就是对C.P.示威;其实不然，王氏并未加入C.P.，而且一向是著名的反共派。闻王氏之被还是因为不奉命令或吞款，或二者都有。”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三个事实是：“至于在学校里面，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彰明较著说我们团体里有一个段祺瑞，要打倒北方段祺瑞，就先要打倒这里的段祺瑞。”我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好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语罕来此，我亦当面诘责过，他亦力辩无此事，我曾告诉他，如果无此事，你应详细向介石先生说明，以免误会。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先生所举各种阴谋之第四个事实是：“万不料我提出北伐问题，竟至根本推翻。”关于这一问题，我和某几个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当然也不是根本反对北伐，他们是主张广东目前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我以为要乘吴佩孚势力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否则他将南伐，广东便没有积聚实力之可能，为此我曾有四电一函给先生及精卫先生，最近还有一函给先生详陈此计;两方对于北伐主张，只有缓进急进之分，对广东及先生都无恶意，也似乎说不到根本推翻。

总之：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中山先生在世时，曾说：“谢英伯这班人太不负责任，谭平山又太负责任了。”这真是知言!)，使忌之者得乘机挑拨离间，竟至使先生不相信我们，不相信“仅仅外面造出来的空气就能做成功这样的圈套”，这是我们十分抱歉的事。至于说我们有反革命的阴谋，即倒蒋阴谋，则我们不能承认。中国革命的力量还是很弱，我们敌人的力量却非常之大，我们的革命工作，好象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急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舵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即右派中之比较进步分子，只要他们不赞成以区区一万一千万元出卖革命的根据地--广东于英国，我们都不拒绝和他们合作，何况蒋介石!

先生在后一段中说：“大家晓得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来做基础的。”又说：“国民党的领袖，只有总理一个人，不能够认有二个领袖。”这两句话没有人能够反对，凡是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不能反对。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反对党中有个领袖，且必须有个领袖;可是在中国国民党自孙总理去世后，不但无名义上的总理，也并未产出能够使全党公认之事实上的领袖，因此国民党的唯一领袖仍旧是孙总理，即使将来能有名义上的总理，工作上的领袖，而理论上的领袖精神上的领袖，仍旧是中山先生，这是毫无疑义的事，我不懂得先生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不相信国民党中任何人(共产分子当然在内)承认国民党有孙总理同样的两个领袖，非是不应该如此，而实是无人配如此。若说国民党中共产分子有污蔑总理人格抹杀总理历史的事，这问题很容易解决，便是不再委屈他做国民党党员，国民党中的共产分子，并不是不受制裁的黄带子〔2〕。国民党往往因共产分子个人的错误，便发生两党合作的革命政策根本问题，这真是一个极大危险的习惯。中山先生在世时不许党员讨论这政策的根本问题，就是反对这习惯;今后纠正这个习惯，是要将分子制裁和党的合作政策这两个问题，严格的分开。譬如国民党中有些人发行许多印刷物，污蔑抹杀得共产党简直不成话说，然而共产党从未因此发生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问题。

中国国民党，和别国的国民党不同，因为它有具体的三民主义之历史与特性，任何党员(共产分子当然在内)都要信仰三民主义，都要为三民主义工作，这也是毫无疑义的事。不过先生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我反对季陶的意见，已详见给季陶的一封信中，或者先生无暇一阅此信，现在我再略述我和季陶不同的意见。我并不反对季陶主张一个党要有“共信”，三民主义就是国民党的“共信”;然国民党究竟是各阶级合作的党，而不是单纯一阶级的党，所以“共信”之外，也应该容认有各阶级的“别信”，也就是各阶级共同需要所构成的共同主义之外，还有各阶级各别需要所构成的各别主义之存在。譬如工人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不必禁止他兼信共产主义;工商业家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资本主义;又如吴稚晖李石曾加入国民党，于信仰三民主义外，亦不必禁止他兼信无政府主义。凡属国民党党员，只要他信仰三民主义为三民主义工作，便够了;若一定禁止他不兼信别种主义，若一定于共信之外不许有别信，若一定在一个团体里面不许有两个主义，似乎是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

至于先生说：“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第二次大会时，先生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我不明白这句话是指那种事实?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有多少纯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我更不知道共产分子曾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招牌做过些什么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中所做的工会农会的运动吗?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政纲，也说要帮助工人农民发展组织，共产分子是在国民党工人部农民部之下，公开的做这些工作，并非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难道是指共产分子于三民主义工作外，复到共产党党部的集会及兼做发展共产党的工作吗?国民党既许共产分子跨党，并未曾主张一加入国民党应脱离共产党，如何能一见他兼为共产党服务，便指责他是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呢?除这两样之外，还有什么?并且先生自己也说：“共产分子尽管信仰共产主义。”又说：“我认为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实行共产主义。”又说：“所以我说反共产主义就是反三民主义的口号。”如此说来，两主义并不冲突，他们兼做点共产主义的工作，也算做了三民主义的工作，说不上什么招牌的话，实际上，在广东的共产分子，大半是拿共产主义招牌，做了些三民主义的工作!

不尽欲言，诸希赐教!

陈独秀

六月四日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季陶先生：

自国民党改组以后，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这个运动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谢惠生先生和冯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马素和邓家彦两位先生;最近便轮到你季陶先生了。我现在把你列在他们一起，你必定不服，并且我也承认你的知识和行为都非他们可比;不过你关于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实与他们无甚出入。单在这一点，就可以把你列在他们一起。邵元冲先生称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这部书所说的道理，至今没有人说过，没有人这样明明白白地说他个透辟无遗，这完全不是事实。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和批评共产派的态度，你若细细检查冯自由等从前印行的“护党报”及一些攻击共产党的小册子，你便知道不是你的新发明，他们早已都说过了。同是一样的理论与态度，出于别人便是捣乱，出于著书能文的戴季陶先生，便说是“他在政治的负责地位所应该发表的”，世界上似乎无此道理吧!

戴季陶先生!你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错误的见解非常之多，如叙述中国民族文化之消失，如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等，现在且不讨论这些，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派的态度，和你谈一谈。

在理论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只看见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不看见阶级争斗的需要。这句话我或者不曾说错，因为前几天你和我面谈时，也承认我们争辩的中心就是阶级争斗这一问题。现在你在这本小册中也说：“看明白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大家如果不把中国国家和民族的真实的需要认清楚，单是一味的盲进，……”“我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你们这种简单的思想浅薄的观察，真是荀子批评墨子的话“只见其齐不见其歧”，也就是所谓“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了。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决不是空想家，因此我们不但不否认中国民族争斗的需要，而且深感这个需要异常迫切，并且在事实上可以证明我们在民族争斗中的努力，不见得比你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更少(你说我们“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这才真是害了空想病”。照你这几句话，确实你还不知道唯物史观是怎么一回事，便信口批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呵!);可是若因为要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以为这是“一味的盲进”，那便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种错误观念，不但抹杀了阶级的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极大的损失。诚然，不只戴季陶先生你一人，我知道有许多人，都以为民族争斗最好是各阶级联合的争斗，若同时不停止阶级争斗，这种矛盾政策，岂不要破坏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么?在形式逻辑上看起来，民族争斗和阶级争斗同时并行，乃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在事实逻辑(即辩证逻辑)上看起来，世间一切真理，都包含在变动不居的矛盾事实之中，不但事实是真理，矛盾的事实更是真理。中山先生说：“解决社会问题，要用事实做基础，不能专用学理的推论做方法”。这话真正不错。我们不但不能否认中国现社会已经有比前代更剧烈的阶级争斗这个事实，也并不能否认中国民族争斗中需要发展阶级争斗这个矛盾的事实。你开口闭口说我们空想，不顾事实，不认清国家和民族的真实需要，我现在正要和你谈谈事实和真实需要，绝不谈什么空的理论，看看到底谁是空想，谁是不顾事实。你说“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甚么问题都无从说起”。这几句话是对的;可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乃是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我们国家自由民族平等之目的，若是不能解答这个实际问题，单是怀着得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的空想，便是只有目的而无方法，只望结果而不〔用〕知造因了。究竟我们〈用〉什么力量才可以达到国家自由民族平等呢?这一问题，乃是中国国民革命各种问题中第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用国民的力量吗?用全民的力量吗?这种笼统话，在讨论实际问题时，当然不应该说，当然只能说用国民中一大部分革命的民众之力量。这在中国那些部分民众的力量是革命的呢?年来革命运动的各种事实已经答复了这个问题：在广东沙面商团东江杨刘诸役，工农阶级的民众是革命的呢?还是大商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在此次五卅运动中，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而牺牲的，是上海香港广州汉口青岛天津南京的工人呢?还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汉口天津青岛商会向军阀告密，破坏爱国运动，各省商会破坏排货运动，在民族运动上又是甚么意义?以上这些事实己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这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命脉大半操诸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手，国内军阀又从而破坏之，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有只〔只有〕因缘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而生存的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决不会有欧洲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出来(这是辛亥革命未能完成之大原因)。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因此，我们便应该认识，阶级争斗即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也是必要的，不可把他和社会革命劳农专政实行共产并为一谈。再者，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不否认有他民族援助的必要，我们便应该看清他民族中究竟是何阶级真能援助我们;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的无产阶级及共产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对我们表示热烈的同情，德法等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如何不约而同的诬蔑我们讪笑我们。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民族运动和阶级运动之天然的密切关系。这一点中山先生看得最清楚，所以他坚决的主张中国共产党党员可以跨国民党及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政党接近。

在你们或者要说，你们也不否认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并且主张要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才能使他们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可是只宜立在国民最大多数幸福的见地上拥护工农的利益，不能立在阶级争斗的见地上面。其实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若只是把拥护工农利益这个口号写在论文上党纲上，当作一种不兑现的支票不去实行，那么自然不会有赞成阶级争斗的嫌疑，而同时却也不能够得到工农群众的了解。这是因为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你们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厂主以仁爱之心待工人，地主以仁爱之心待佃农，这是百年难遇的传奇材料，一个实际争斗的政党，如何采用这样幻想的策略?“仁爱之心”这件东西，如果能够解决世界上实际利害上的冲突问题，那么，便可拿他感动清室让权于汉人;也可以拿他感动北洋军阀尊重民权;也可以拿他感动帝国主义者解放弱小民族，由他们自动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此仁爱之道大行，一切被压迫者之革命争斗都用不着，都等〈于〉是“一味的盲进”了。这种话若出诸欺骗群众的牧师之口，则丝毫不足为奇;既是一个革命党员，即便万分不应该钞袭他们这种谬论!

或者你们又可以说，国民党应该代表各阶级的利益而争斗，如何能够只代表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不顾资产阶级的利益呢?不错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当然要代表各阶级的利益;可是国民党是应该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外国帝国主义争斗，如收回关税主权等，而不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向穷苦的工农群众争斗呵!在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这些运动上，固然是全国民的需要，尤其直接是资产阶级的需要;中国资产阶级为了这些需要，不但应该赞助国民党，并且不得不赞成各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运动，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的买办阶级。

你们或者又可以说，在革命运动中固然不能免阶级争斗的事实，即或者至有阶级争斗的需要;然而在国民党的理论上组织上，如果阶级争斗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如何能使国民党的理想统一组织强固呢?你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谅必也是此义。解答此义，可分数层：第一、国民党的政治理想，似乎不应该离开革命运动中社会的事实需要。前几天你也曾对我说，你决非反对阶级争斗这个事实，因为立在国民党地位乃不便主张之，若立在共产党地位，自然也要主张阶级争斗。其实政党的政治理想与政策应该建立在社会的事实需要之上，而社会的事实需要决没有建立在政党的理想与政策之上的道理;阶级争斗若果是一种社会的事实需要，国民党亦应主张之，若非社会的事实需要，即共产党亦不应主张之。第二、凡是一个社团之形成，必有他的理想共同点，就是他的利害共同点，为之维系，你所认共信，也不外此物。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民族解放，对内谋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三民主义若仅仅是一抽象名词，也可以做国民党的共信，倘加以具体的解释，便不能成为公信，因为具体的解释三民主义，不能免阶级的不同见地;无产阶级的阶级争斗说若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资产阶级的劳资调协说也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第三、中国国民党既非一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那么，于共信(即共同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若以为这别信存在有害于党的理想统一与组织强固，主张全党只许有一个共信，不许有别信存在，这分明是想把全党中各阶级的分予〔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因为在他的组成分子之数量上质量上，都没有那一阶级的群众能够站在绝对主体地位，使党中他阶级的分子自然与之同化。你慨叹邓家彦等右派“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不是他们个人本性难移，乃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阶级性难移呵!无产阶级的分子之本性难移也是一样。此外只有改造党的组成分子，由多阶级的而为一阶级的之一法;你或者现在已有此企图，一面斥右派为反革命为腐败分子公然主张淘汰他们，一面斥共产派是寄生政策，是不能完全信仰三民主义的异端，提议学从前奥匈国的组织，质言之即是党外的合作，使中国国民党自己有自己的组织理论和策略，都完全自成统系。所谓自成统系，不用说是一面向右排斥反革命，一面向左排斥共产派。在右派(代表官僚及地主买办阶级)与共产派(代表工农阶级)之间，左右开刀，中峰特起，自然是立在民族的资产阶级地位。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至少也是促现在各阶级混合的党改变到资产阶级一阶级的党之过程。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们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在阶级壮大而分化剧烈的国家，不但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政党截然分开，即资产阶级中，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要分开，大资产阶级中，又分工业商业农业银行资本等各派的政党。然而在事实上，我们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还失之稍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初往往都只发生象中国国民党这样多阶级的政党，这种特殊现象，正由社会阶级分化之背景使然，因为政党是社会阶级之反映，不是个人的理想可以造成的。中国近代之阶级分化，同盟会自始即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内地学生华侨商人)无产阶级(华侨工人)及游民无产阶级(秘密会党)和官僚买办阶级(保皇进步研究这一派人)对抗;其次便是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后，加入了许多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随后这些分子，又三次脱离国民党而与国民党对抗!前二次是因为国民党的首领要贯彻三民主义的革命，脱离出去政学会一派和联省自治一派，最后一次是因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派之加入，他们又脱离出去一大批，即是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他们三次脱离后，国民党中代表官僚地主买办阶级的分子，现在差不多快肃清了;所剩下的中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子，是不是也要分化呢?我们以为这种分化，现在还稍早一点。一是因为无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还没象和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冲突那样利害;一是因为散漫的中小资产阶级，要想集中起来，形成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谅未必肯承认是代表单一阶级的党。你并且还主张这单纯的国民党仍须容纳工农民众，拥护他们的利益，在形式上似乎不是单一阶级的政党;其实某一政党之属某一阶级，是以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不能严格的以组成分子为标准。你所号召的单纯的国民党，所谓完全自成统系的理论，是以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为中心，一面排斥官僚买办阶级派之反革命，一面排斥无产阶级派之阶级争斗说，代以劳资调协说，以仁爱说欺骗工农群众，使他们安心尽那无权利的义务，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牺牲，这显然是各国民族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共同的理论，并不是你季陶先生所特创的。世界在这个理论下的政党很多，他们每每号称国民党，其实都只是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党，因为实际上他是代表自己单一阶级利益的。谁也不能相信这是目前可能的事实，你只要看现在的资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明白了。这里有一个根本原因：民族的资产阶级之形成，用是〔是用〕本国的工业发展为主要条件;本国的工业发展，又以停止内乱关税自主为主要条件;这岂是目前可能的事?你觉得向右固不好，向左也不好，可惜中间没有多大地方容你立足;凡是一个代表阶级的党，必须有本阶级的民众做立足基础，全靠他阶级分子来同化，是不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如何能够组成一个代表他单一阶级的政党?事实上不可能而勉强使他分化，其结果，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其质量上或者比较现在单纯，组织上也比现在方便，可是在数量上，在行动上，比现在都要大大减色，这岂不是目前的革命运动中革命势力统一之一大损失?

你若细细考虑以上这些事实，便不会感觉到排除共产派是中国国民党内目前的紧要问题。

在态度方面：

你及你们的根本错误，乃是以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不是促进国民党而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你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那本小册中，在理论上事实上，指摘我们的话很多，此处不便具谈，只择你指摘我们阴谋破坏的部分，加以负责的答辩。

(一)你说我们：“只借中国国民党的躯壳，发展自己组织”，你又说我们：“只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我不知你这些话从何说起?在理论上，C.P.和C.Y.之发展，须以有阶级觉悟并真能实际参加阶级争斗的分子为合格，决不是随便在国民党员中可以扩张的;如果象你所说，未必能够破坏国民党，实际却是破坏C.P.和C.Y.。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究竟是国民党帮助C.P.发展，还是C.P.帮助国民党发展呢?至于说到我们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作工却失训练〔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你未曾举出事实，我们不知你何所指，我们只不懂得，我们有何权力能够使非C.P.非C.Y.的国民党员得着或失却训练工作的余地?

(二)你说我们：“这一次在选举中所用的手段，所取的态度，很象要想一举便把非C.P.的排干净。”在理论上，一党中各派选举竞争，不一定是坏现象，大家对于选举冷淡，反不是好现象。在事实上，我们因为他种工作忙迫，于国民党代表大会及省党部选举运动，都无暇特别注意，或者有点抱歉。至于说想一举把非C.P.的排干净，在事实上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吗?请你就近查看苏浙两省当选的分子是怎样!

(三)你说我们：“只单纯的利用国民党政治的保护力和经济的维持力，扩张自己的生命。”除广东以外，我们不知这〔道〕国民党在何处有政治的保护力?如果说在帝国主义者反动军阀势力之下，国民党不至和C.P.同受压迫，并且对于C.P.还有政治的保护力，恐怕这不是国民党名誉的事!至于说经济的维持力，我们更不懂解了，我现在负责向社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各级党部向来不曾和中国国民党发生过经济的关系!

(四)你说我们：用“纵横家的手腕”，“挑拨，想使蒋介石同志和许汝为同志冲突，……他们从中扩张势力。”提起这件事，使我十分沉痛!当时蒋许两先生的意见冲突，已有长久的事实，并且其冲突还要发展到他们两人以外;我们以为这种冲突会使广州政府根本摇动，这实是中国革命运动一极大损失，因此想你能尽力调解这种冲突。这种内部冲突，实是革命政府一个生死关头，你实有能够调解的资格，却不披发缨冠而往救，很悠游的坐在上海著书，已经不是革命家的态度了。不但如此，我向你报告这种冲突的危机，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你不悟掩蔽事实是无用的，反说是我们想挑拨蒋许冲突，于中取利。此时中国只有仅少可用做革命的军事势力，因此，我们即对于由北方军阀势力蜕化出来的国民军，尚且不愿其内部有冲突事发生，何况是国民党的军队。如果有人挑拨许蒋冲突，这不仅是损害国民党，简直是破坏中国的革命势力，简直是为英国和张作霖工作，简直是反革命的行为，你说他是纵横家的手腕，还未免太过客气了!至于我们一些不肯掩蔽事实的公开批评，你都看做是挑拨离间，这是由于你们以为我们加入国民党是阴谋破坏国民党之根本观念所致。

(五)你说我们：“绝对不许单纯的国民党员加入工人运动。如果在工人运动的同僚当中，发现出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便不惜运用种种的手段去诬蔑他，破坏他，务必要使这一个人不能立足而后已。这一件事的证据已经发现得不少了。”这些不少的证据，你不曾举出一个来，我们视为憾事!若是指在北方的张德惠杨德甫谌小岑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一班人，还是不举出来的好，免得所谓单纯的国民党员在工人群众中丧失信用。可是我们绝对没有权力不许这班人加入工人运动，你应该知道香港和广州的工会领袖大多数都是单纯的国民党员。

此外我还有两件事要忠告你：

(一)当年康梁辈反对同盟会的革命说，大呼革命共和足以召瓜分亡国的话来吓人;现在你反对阶级争斗说，也大呼“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那就真可怜极了”“把青年的思想化成僵石”“不能不替中国悲伤”等话来吓人，真可以不必。康梁辈以为君主立宪尽可达到政治改造之目的，主张共和革命者，何尝不是使国民吃不必要的痛苦，负无所得的牺牲呢?

(二)邵元冲先生说：“一个团体必须有一种传统惯例或习惯，存在于团体成员的意识中……新团体〈成〉员的加入，第一要紧是承认传统惯例和习惯。”这几句话或者道着了国民党改组后内部纠纷之真正原因。改组以前，国民党的传统惯例和习惯究竟怎样，然而你又深叹旧党员们“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似乎你对于党的旧有惯例和习惯，也怀着多少反叛思想。戴季陶先生!我也知道必有许多人要利用你的著作，做反动宣传;你不应只恨他们利用你的著作，你须仔细想想你这个著作为什么能够为反动派利用，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以农业国的中国对工业国之日本之战争，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并非意外的事。

最近广州、汉口相继失陷后，全国工商业的大城市完全落到日军手中，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御线已宣布在平汉路粤汉路以西，长沙和西安恐怕都不能守住。日本军得了长沙，便可将粤汉路完全占领;他得了西安，便可断绝中国和苏俄的交通，所以这二处是他所必争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虽未因汉口失陷而完全崩溃，而至多也只能退守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这几省。这几省的经济和文化都比长江流域落后，开发这几省来反攻不是一件容易而迅速的事。如果蒋介石政府不能从云南获得英法物资的接济，连守住川、云、贵都没有把握。

中国目前局势有三个前途：(一)经过英法等国的调停，蒋介石承认日本之要求而屈服;(二)蒋介石政府退守四川、贵州、云南，事实上停止战争;(三)日本攻入云南，蒋介石逃往外国。如果是第一个前途，那便要看屈服的程度和国民党政府对内的政策，而决定中国将来之局势。如果是第二第三个前途，日本在中国庞大的占领地，统治上必然发生困难，然亦只是困难，日本的经济虽日陷窘境，无力开发中国，而新中国获得大量的现存资源及物力和广大的新市场，未必不能勉强支持其驻中国的必要军队，加以新式武器和工事占住了中国几处重要据点和交通线，日本国内和国际如果没有巨大的事变，中国是没有力量赶它出去的。

中国初生的无产阶级，经过上次革命之失败和中共盲动政策所招致的屠杀，已大大削弱了，再加以此次战争中全国工厂及运输机关大部被毁灭，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的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萎。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份;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它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版本无“主要的”三字。——上传者注]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史大林派不了解上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新的局势，因此做出许多错误;此次失败后，中国局势的变动更要大过多少倍，更加不能乐观。在今天，我们若不能深刻了解未来可能的政治环境，和明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的力量及其政党的状况，而依次决定实际可能开步走的工作方针，则惟有睡在亭子间里自夸自慰而已。

汉口陷落后，大规模的战争是不会有的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各农村各小城市所领导的零碎的反日斗争，在相当时间还会普遍的存在着。在近代战争中，这只是一种余波，不能构成集中的力量，击退敌人。如果国民党政府走捷克的道路，向日本屈服割让一大部分土地给日本，靠英美的力量保留下长江流域某些省份，在这一统治之下，回到反共的旧路是很可能的。这时不但我们，即共产党，不改组及变更党名，连半公开的存在都会成为不可能。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推迟到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开始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我们的发展须等待一个时期，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的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政治宣传行动上无保留的以百分之百的力量用之于民主民族斗争的小集团，才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在组织上努力接近工人，加上民主民族斗争的宣传，这种初步而基本的工作，在日本占领区域或国民党统治区域，都同样是应该采取的方针;所不同者，在日本占领区域更加秘密而已。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