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整合功能,长期以来是我国各族人民前进的精神动力,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内容、传播路径和传播方法上都富有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历经无数次的否定之否定,溶思想、知识、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所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大多渊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依托,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为共产党人一种文化心理和思想性格,融化在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之中,在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独具民族特色、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而成长的,如果撇开或弱化这些理论成长的母体,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就是与接受它的土壤进行神形交融,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正是在继承传统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原理,才创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泽东还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意指一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态度的“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科学解释,使得这一古老的概念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并成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内涵的创造性转换。邓小平理论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也正是因为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滋润,邓小平理论才表现出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特色。邓小平不仅有一种“忧以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思维方法,并且张扬了传统“革故鼎新”的革新思想,提出了要进行观念革新、制度革新和体制革新。同时邓小平还将传统的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康”转换为现代化建设的初级目标。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了丰富和发展,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新表述。与时俱进,从词义上看,与《易经》中的“与日消息”、“与日偕行”,《魏书》中的“与时俱化”以及诸子百家中的“与时推移”、“因时制宜”、“审时度势”等意思是相近的。从义理上讲,与时俱进源于我国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时变”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时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扬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传统“中”、“和”观念的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传统精忠爱国、“知耻”文化的创新。

从以上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不断实现自身的价值转换,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扎根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消解,也不是异文化的简单移植,而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中创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文化生命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既不是单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去套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完全用中国传统文化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内容与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发展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是独立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而是在当代实践基础上实现合二为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离不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借鉴和吸收;另一方面也应该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也要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提升的同时,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使自身在内容上得到丰富和完善。即表现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转换。

二、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传播路径上的借鉴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中,如何强化人民群众对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的主导文化的认同,在传播方式上,需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播机制上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征:

1.渗透机制:以儒学为主体覆盖全社会。

儒学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牢牢地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和广为传播极为深厚的社会基础。儒学正统地位的奠定离不开下面两个因素:其一,儒家经典构成了教育内容和考试内容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和教育上的垄断地位是紧密相连的。历代官学基本上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汉朝中央官学——太学的教师都是精通儒家经典的儒生。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各级官学的规范读本以及科举取士的最高准绳。其二,儒家教义成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衡量标准。儒学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人格的自我修养体系,受此影响,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均被囿于儒学的意旨之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堂和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两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课堂,才能向人们讲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抽象为具体、化死板为生动,让广大人民群众通俗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2.整合机制:以“三纲”“八目”为价值追求。

《大学》居四书之首,这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典籍围绕“三纲”“八目”比较全面地阐释了一种修己治人的道德修养体系,是儒家提倡的社会和人生的总原则,也正是封建统治者传播儒家文化价值追求的目标指向。

“三纲领”是统治者倡导的道德修养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目标。《大学》开篇就写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此解释道:“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明明德”的涵义是彰明天赋给人的美德;“亲民”就是使人自明其德,革旧更新;“止于至善”是指达到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封建统治者规定道德主体要从“明明德”出发,经由“亲民”,最终要达到“止于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还提出了符合统治者要求的主体道德修为的具体实践之道——“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借鉴传统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整合机制,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功能,实现人民大众的思想整合,要在一元的价值导向与人民群众多样的价值取向上保持平衡,在人民大众思想观念多样性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指导地位。

3.传承机制:以阐释儒家经义为手段。

由于儒家经典在历代封建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封建文化的传承实际上就变成了对儒家经典不断地传注、释义、疏解[1]。儒学从孔子开始,就体现了重教化、重修身的德性政治光芒。到了汉朝,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汉武帝颁布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发生了质的转变,儒学由民间学术一下跃为官方学术,内容中纲纪观念非常浓重,呈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生在使儒学更好地适应汉代政治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仲舒流传下来的唯一完整著述《春秋繁露》就是阐发《春秋》之意的。自董仲舒开始,历代儒生就不断地做着注释儒经这样的工作,所以,流传下来的典籍大部分都是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著作,从总体上来说,都没有走出儒家的义理。

为此,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告诉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建构上要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学理支撑。专家学者们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要形成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从总体上加大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学理支撑。

4.制度机制:以国家意志为主导。

传统文化的传播主体和推动主体是主导社会意识的统治集团,在整个传播结构和传播过程中,凸现出一元性、垂直性以及强制性的特征。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中,皇帝既是政治权力的主宰,同时又是全社会信息的总源和总汇,对社会信息拥有绝对的制导权,这就决定了传统文化传播体制的一元格局。在一元传播体制下,传播只有在君王的控制和在儒学意识形态的制导下运行,自上而下的信息往往能便利地畅行无阻地通达四方。为奠定儒家的正统地位,历代统治者凭借国家权力形成了以儒学为内容的独特的教育考试选拔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重视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长期性的传递和建构作用。当制度运行时,它便在不同的范围、层次和程度上成为大众共同接受的做法,这些做法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大众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内化为大众的自我价值取向。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和党的规定等制度形式确定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仰和行为准则。

三、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思想教育资源

儒家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先秦时期国家和社会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观点来教化和统治人们思想的重任。其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思想的主要源泉。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其教育思想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借鉴的传统资源。

1.以“仁”作为教育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凸显教育的人性化。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可以算是系统中枢。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去求“仁”,认为“为仁”是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达到“仁”的理想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主动追求去做。孔子所提倡的“仁”,是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泛爱众而亲仁”。儒家以“涵养仁心”作为德育的核心性目标,这不仅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而且使得德育有了统一的人性根基,更趋人性化[3]。这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要根据大众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最简单、最鲜明、最具体的实例和生动活泼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2.以“伦理”作为教育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强调人的自我完善。

儒家思想把“伦理”作为德育的基础,注重德育价值的内在性,大力倡导“为己之学”。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是说学习修养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要求,是为了自己的心安,就是把完善自我,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作为“学”的目的;而“为人”,就是做给别人看,迎合他人以获得外在的赞赏,沽名钓誉。宋代大儒朱晦庵在《四书集注》中写道: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之于人也。它们的差异见于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为己”而否定“为人”,是对主体自我的肯定,充分体现了儒家在道德教育方面关注个体内心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我们要遵循认同性原则。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许多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解释和说明,同时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持与发展,也要融入国民教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之中。因此,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人民群众的主体需要相契合,使人民群众保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主性和自愿性。

3.以“学为圣贤”作为德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注重教育的层次性。

追求圣贤人格是儒家理想的德育目标。强调德行兼备,有德有才,把德行的修炼作为教育的首位。同时,还通过强调君子和圣人的理想人格,增强人们“圣人可以学而至之”的信心。《孟子·告子下》里谈到,只要肯努力去做,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大圣人。在孔子提出的培养“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础上,荀子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个层次(士、君子与圣人)的培养目标,通过设计趋近“仁,义,礼,智,信”齐备的圣贤人格台阶,使其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应当把层次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原则,即价值目标上的一元化和价值实现方式上的多样化相统一。既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价值导向上的一元性,也允许人民群众以合乎自身生活特点的方式去实现社会普遍的价值要求[2]。马克思主义总的价值导向是实现人的和谐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这又体现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价值要求,如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政治生活的民主平等等,它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价值在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表现。对于这些价值要求,应当尊重人们实现方式的多样性和实现程度的多层次性。

4.注重环境陶冶的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要重视对主体的隐性规范。

儒家认识到外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对人的品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因此提倡教育者要主动创造好的环境,使受教育者得以健康成长。孔子曾提倡择友、择处,择友和择处都是有益于仁德养成的外部环境。孔子认为与修养高于自己的人交友,以友辅仁,见贤思齐,可以取友之长、补己之短。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这一思想,他认为,不同的环境铸造出不同品格的人,他在《劝学》中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由于环境影响不同,人“可以不尧禹,可以为跖,可以为工匠,可以为农贾,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借鉴儒家的教育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隐性教育,加强传播渗透性。采取马克思主义进社区、进新农村、进网络,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等有效教育方式,利用文学、影视、小品、相声等大众文化的表现形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既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