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反腐的毛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反腐的毛概论文篇一

《试论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摘要]本文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归纳为三点：从正面教育入手，始终狠抓作风建设;以严厉惩治为手段，大力促进廉政建设;走群众路线，积极实行民主监督。

[关键词]作风;经验;监督;反腐败

毛泽东依据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国家学说，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造了一些反腐倡廉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一、从正面教育入手，始终狠抓作风建设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优良党风是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净化社会风气的先决条件。“只要我们党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他从未放松过对党员和干部进行党的性质、宗旨和理想的教育，使他们能够自觉抵制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措施。1934年1月，他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说：“应该使一切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在苏维埃建设方面，“必须严厉地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在选举中绝对的摒除那些阶级异己分子，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1944年3月，毛泽东组织全党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敏锐地看到，随着党即将成为执政党，党的作风建设将会出现新问题，提醒全党要时刻警惕“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伊始，毛泽东从党已成为执政党的实际出发，高度重视党的防腐思想建设。在1949年9月发表的《共同纲领》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政府机关，必须厉行廉洁、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1949年10月1日，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同志们给党中央发来贺函，毛泽东在回函中充分肯定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人民为革命作的贡献，并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紧接着，毛泽东发动了1950年整风、1951年“三反”、1954年整党、1957年“开门整风”、1960年“新三反”、60年代的“四清”等多次反腐败专项斗争。1952年《人民日报》社论道出了当时中共对腐败危害的认识，就是“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异曲同工之处。

1952年2月和5月，党中央先后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相结合进行的指示》、《关于在“三反”运动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一再强调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进行党员八项标准教育，使党政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他认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要求“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50年代末，毛泽东借鉴苏联的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做法，要求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每年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希望能够借助这种方式消除官僚主义。这些做法都显示了毛泽东反对腐败的坚定立场。到了60年代，毛泽东先后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作《八连颂》，号召全体党员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二、以严厉惩治为手段，大力促进廉政建设

与正面的思想教育相配合，毛泽东一贯采用的治腐手段是严惩腐败分子。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和《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中提出了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大体途径，主张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办法，即通过整风对一般党员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共产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对少数严重腐败蜕变分子则要撤职、判刑直至枪毙。另一种是他在1945年7月提出的发扬民主，实行群众监督的办法。他认为，只有采取这样两种办法，党内的腐败问题才能得到根治。

虽然反腐败难度很大，但毛泽东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他认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党员的表率，他们的一举一动和党与政府的威信紧密相连，和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对那些违法犯罪又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只有予以严厉打击，才能起到很大的教育和震慑作用，才能显示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几十年来我们党对待反腐败从不心慈手软。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犯有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除出党。”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了党在局部地区执政后，开展廉政建设的初步尝试。1937年10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刘茜打死，在社会上反响极大。毛泽东为此写信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信中说：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因此党中央和军委根据他的罪恶和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重视加强对党员和干部进行作风教育，一方面制定廉政法规，严明党纪军纪，同腐化堕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陕甘宁边区成为闻名全国的廉洁政治的榜样。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对一些新解放城市如石家庄在接管工作中出现的违纪事件，及时通报全党全军，严肃处理，迅速恢复这些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给广大人民留下了一个立党为公、清正廉洁的印象。

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是在“三反”运动中对贪污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极刑。1951年底，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155.4亿元的罪行被揭发出来，群情激愤。天津地委、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均是判处死刑。由于这两个人都是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一些干部要求给他们一次改过的机会。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方征求意见，认真考虑后认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决定对刘、张二人公审枪决，并把公审大会拍成电影。党中央严惩党内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与历史上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颇为相似，体现了共产党人坦荡无私、大义灭蠹的气度，显示出党惩治腐败行为的决心和勇气，举国轰动，惊醒和挽救了“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薄一波回忆说：“‘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严厉惩治只是手段而已。反腐败斗争不只是要惩办腐败分子，而是要求广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思想上恪尽职守，认真履行党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职责，当好人民的公仆。而这些单靠严厉惩办是难以达到的。国有国法，党有党规，既要通过正面的思想、作风教育，提高我们队伍的拒腐能力，又要辅以党纪国法来惩治腐败分子，保持我们队伍的先进性。

三、走群众路线，积极实行民主监督

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整顿党的作风和清除腐败，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独特经验。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顽固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反腐败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存在于广大民众之中，必须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

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中共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欣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探索出党内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几种方法。具体来说就是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实现党内监督。1932年临时中央政府规定，从人民委员会到区执行委员会到乡(市)苏维埃都应设立行政监督机构―――工农监察委员会、工农检查部或科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监督政府干部，若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干部有犯罪行为，可以向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建议撤换或处罚。建国之后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党的中央、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为党内监督提供了专门机构。在民主党派监督方面确立了中共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意见。在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毛泽东要求建立、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信访工作制度，使各阶层人民真正享有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中，党中央要求采取普遍动员的方式，充分发动群众以造成强大的声势和规模。1951年12月4日，党中央在《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中，要求各地“仿照北京市委所订的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为了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和人民政府坚决作群众的后盾，“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地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把他坚决撤职”。1951年12月，武汉市委公开惩处了一批压制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大加赞赏，将武汉市委的报告批转全党，号召各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在党中央的号召下，人民群众消除顾虑，纷纷起来揭发腐败分子，同时又通过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召开公审大会，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各地报纸都集中力量宣传“三反”斗争，揭露重大贪污案件，有重点地连续发表评论与大讨论，《人民日报》还开设了“人民来信”专栏，及时刊登人民群众的来信。各省市所在地普遍召开了公审大会，依法审判了一批贪污犯，在社会上震动很大。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少腐败分子主动坦白自首。实践证明，充分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的重要途径。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敢于抓大案要案并公诸于众，以此启发群众觉悟，形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分子无处隐藏，得到应有的惩处。

有关反腐的毛概论文篇二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本着思想教育、民主监督、严防厉惩、以法治腐的基本思路，在反腐倡廉领域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在党和国家深入开展反腐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今天仍然有具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字：毛泽东;反腐倡廉;时代价值

如何有效预防、惩治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的根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反腐倡廉工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取得了瞩目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当前我国所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毛泽东防腐倡廉的成功经验对于党和国家在中新时期提高防腐拒变能力、建立健全防治腐败体系工程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牢固思想反腐阵地，加强反腐教育

思想是行为的导向，腐败行为的产生源于腐败思想的萌发。只有在思想领域进行持久深入的反腐倡廉教育，构筑起牢固的精神防线，才能遏制腐败的侵蚀，这可以从毛泽东的反腐教育经验里找相关启示：

一是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这就要求要坚定干部党员的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民群众的利益。”这就从党员义务的角度为党员廉洁自律提出了要求;而在1944年毛泽东又最早提出了要“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后来更是多次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在中共七大被写进了党章，成了廉政教育的有力武器。

二是反对享乐主义、骄傲自满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期间，毛泽东就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报告中指出：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毛泽东同志曾以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战略眼光预言：随着战争的胜利，“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在建国后还要时刻警醒党员干部们两个“务必”，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根据毛泽东的反腐思想，我们得出了以下启示：要牢牢占据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阵地。要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坚持开展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敬业爱岗教育;其次，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经常性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教育，时刻警剔腐败思想的侵蚀，使党员干部从心理上实现由“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再次，要加强社会宣传教育，坚持正面宣传与反面教育相结合，以正面宣传为主，减少社会负面现象对民众的不良心理影响，形成民风与党风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

二、依靠群众，走民主监督防腐治腐之路

毛泽东同志深刻认识到，在反腐问题上，单靠自律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加强民主制度建设，贯彻群众路线，强化民主监督，才可达到防腐治腐之目的。

毛泽东的民主监督思想包括群众性运动、群众信访监督和舆论监督三种实现形式。第一，群众性运动是反腐斗争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具有震慑力强，影响力大的特点，其中最典型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于1951年发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当时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缓的9人，判处死刑的42人。这场运动极大地肃整顿了党风、政风。第二，关于信访监督。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做好信访工作，把群众的来访“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群众联系的一种方法”，提醒相关部门一定要热情周到地接待，不能敷衍了事。第三，关于媒体监督。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报刊媒体在反腐上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利用这个阵地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毛泽东以上三个做法直接促进了人们所公认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良好政风、党风、民风的形成。

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依然没有改变，民主监督仍是反腐倡廉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立法机关要要搭建覆盖面广、渠道畅通的监督平台，通过设立举报监督电话、创新网络举报系统等方式畅通监督渠道;要认真受理、及时核查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各种问题，完善反馈机制;要健全责任追究的问责机制。

三、严防厉惩，彰显反腐决心以儆效尤

毛泽东同志一向主张从严治党，发挥大案件的预警作用，对腐败分子一律严厉惩处，决不手软。

延安抗大在1937年发生了一起恶劣的黄克功逼婚杀人案件，针对这个案子，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信给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雷经天院长，信中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从信函上可看出，在惩治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真正的重拳出击。新中国成立不久，一些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在和平环境里经不起诱惑，出现了腐败行为。据此，毛泽东同志严厉地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1952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三反”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坚决要求将各级违法乱纪分子加快惩处和清除出党组织。薄一波在”三反“运动后评价道：“‘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三反”运动对腐败分子的严防厉惩，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为今后廉正建设奠定了基础。

四、以法治腐，与时俱进完善预警机制

毛泽东同志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律法规就是专门为反腐而制定的。例如：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闽西根据地的《政府工作人员惩办条例》，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都对腐败行为进行了界定，使惩治腐败有法可依，有据可依，处理了一批贪污犯罪分子，纯洁了党的队伍，使党和政府保持了廉洁执政的作风。

建国前后，毛泽东同志加快了国家反腐法律的制定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该纲领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把廉政原则写进了临时宪法中。随后，与惩治贪污相关的法律条文相继出台。三年后，毛泽东同志又签发了新中国的第一个反腐败的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今后国家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

毛泽东以法治腐的基本经验使我们认识到反腐败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与时俱进，运用法律手段来巩固反腐成果和加强廉政建设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核心要求，反思当前我国反腐现状，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继续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反腐法律体系。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低成本、风险小，因此必须加大反腐力度，加快修订和出台全面、可行的法律法规，如《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堵截法制漏洞和法制空白点。二是建立健全反腐预警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重点监督，建立起追责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快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起立体的腐败预测机制和长效的监管机制，增强反腐预警的敏锐度和准确性，做到有备无患，及时追查。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2.

【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04.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2.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8-1439.

【5】章夫.成败甲申360年祭.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182.

【6】上海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编.毛泽东――走自己的路.上海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221.

【7】姚恒、肖纯柏.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87.

【8】刘湘武、贺新谱.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71.

【9】高路.共和国元勋风范记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

【10】尚红娟.试论建国初期中共的“运动治国模式”――以“三反”运动为例.2008(2).100.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忆(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