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听说涵盖面很广，让你应接不暇。不妨来看看读者们都是什么样的感觉。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暴风骤雨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暴风骤雨读书笔记篇一

在全国第一支土改工作队到来之前，元宝村像大多数1946年春天的中国村庄一样，贫穷、安静，还有些压抑。多数人为了生计而忙碌：浪荡汉赵光腚穷得穿不起新裤子;长工张殿荣给人卖力气谋生;即便是地主韩凤歧，也要靠养猪和老婆替学生们做校服来赚些外快。

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这里被称作“元茂屯”。这个草屋顶上长满青苔的地方，正度过暴风骤雨前最后的宁静。离韩老六被批斗还有段日子;后来成为农会主任的郭长兴，此时还是郭孩子，穷得叮当响。那个某种程度上改变他一生的作家周立波，还没有进入他的生活。

但风正向这里吹来。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老人张向凌记得清楚，当时中共东北局的决议是：干部们脱下西装和皮鞋，丢开汽车，成立工作队，到乡下发动群众。他们的目的，用纪录片《民主东北》的话说，是“用一切力量帮助被压迫的群众翻身”。

工作队是被一架马车拉到元宝村的。有人记得，时间大约是正月刚过。也有人记得，时间似乎是7月份。

电影《暴风骤雨》用人们熟悉的手法记述了这个场景。一身正气的工作队员向和气的乡民借住，并得到了热切的回应——这应该是真实的，与此相交错的是另一种复杂情绪。这种复杂情绪在后来讲述的老人们嘴里流露出来：老实巴交、甚至还有点懦弱的元宝村人，对这些陌生人客气而狐疑。

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生活得都并不舒适，需要改变。跟着工作队来到元宝村的年轻人于洋，后来成了《暴风骤雨》的主演。他记得，这里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格外难过。

但鼓动这些看起来受尽苦难的农民起来反抗，却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比如，当一个给韩老六扛活的农民被反复问及他的悲惨遭遇时，竟然没头没脑地说：我给他扛活他给我钱啊。

在这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庄稼汉子来说，“我没有钱雇他，我就得给他干”是最朴素的逻辑。至于“压迫”、“团结”这些工作队员带来的新鲜词儿，他还太陌生，听不大懂。

结果，在工作队员热情宣扬的当口，农民们就在边上懒洋洋地打架、抽烟，或是互相嘀咕。电影《暴风骤雨》记录下这个令人尴尬的时刻。以至于头一个月，工作队员都闷闷不乐的。“群众挺难发动的，光发动群众发动了一个来月。”

直到采取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动员手段，这一切才有了改观。一个叫小王的通讯员，隔三差五就到郭长兴家。那时候，郭长兴住在韩老六家路南，一趟“小趴趴房”，一看就是穷人家。帮他扫院子、挑水，交朋友。

从其他地区调到新成立的“元宝区”担任区委副书记时，周立波38岁。据说，他喜欢到村民家“唠嗑”，坐在炕上给他们说笑话，教他们唱革命歌曲。

对周立波，元宝村的村民并没有谈论太多，只记得他是工作队员，口袋里总是装着笔和本子，抄抄记记。等到郭长兴(小说中名为郭全海)、韩老六和元宝村一起，随着周立波的小说红遍全国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周立波是个作家。

暴风骤雨读书笔记篇二

2005年春天，元宝村暴风骤雨纪念馆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后，开始接待游人。村里的干部说，这里接待了第一个派出的土改工作队，纪念馆可以让大家重温这段历史，当然，也可以开发成红色旅游景点。

收集“古董”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挨家挨户的动员和搜集，某户人家的筛子架和高凤桐家的硬木桌子，都被作为珍贵的历史物品摆放在这里。

最显眼的，则是用《暴风骤雨》宣传了这场运动的周立波的塑像。当小学生排着队进来参观时，他们看到了周立波笔下的人物：有“恶霸地主和伪镇长”韩老六，也有郭长兴、刘福德和高凤桐的介绍。

展板里简略地介绍，并不能涵盖这些人的一生。运动中，郭长兴成为农会会长。后来，他做起了螺丝店生意，很兴旺。

在土改前，高凤桐家人被土匪抢劫，家产一扫而空，结果却因祸得福，被划成贫农。不过，他的姐姐和姐夫，则在运动中丧生。

刘福德则已经要靠轮椅才能出门。他做过伪满洲国的职员，后来当了老师，但经历过一次次运动，却从没被揪出来批判。站在人生的尽头，他这样总结：“我感到我这一生中啊，也算挺幸运。”

单从街道上来看，时间并没有在元宝村留下什么永恒的纪念。宽敞的瓦房和木棍拼起的栅栏符合一个东北村庄的特有气质。但村口那个显得有些不协调的巨大门楼，和“中国土改文化第一村”的题字，则不时提醒着人们它的辉煌过往。

一份统计显示，土改前，元宝村和邻村共700户人，土改运动开始后，在镇东门外枪决的共有73人。

打那时起，时间已经不紧不慢地过去了六十多年。“一场风暴不是写字画画，”200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刘福德语气缓慢地对着镜头说：“那是暴风骤雨，不是小风小雨，必然要伤人的。”

暴风骤雨读书笔记篇三

最开始的交流，是在一夜接一夜的思想工作中进行的。苦大仇深、非常穷的人，成了最明确的团结对象。这是“压迫最深的人”，是“基本群众”——当然，这是工作队成员事后回忆的措辞。

几十年后，农民刘福德则用了另一种表述：“有些人品质不好，正因为他有这个特点，他能帮着把这个运动掀起来，有那么点积极作用吧。”说这话时，刘德福穿着一身整齐的蓝色劳动布衣服。面对镜头，他脸上不时露出生活馈赠的略带油滑的笑容。

这些吃不上、穿不上，外面有饥荒甚至要饭的人，被乡村们称为“穷头儿”们。一个后来在某市党办工作的工作队员，则选用更直白的语气坦陈：最先靠近工作队、积极参加运动的，“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好吃懒做”的人多。

“工作队来了，油头滑脑地给你汇报很多工作，把他当成积极分子，这种情况也有。”事隔多年，于洋说起这个来还有些懊恼。对这样的人，他引用了当地流行的称呼：“二流子”。

对象选定以后，宣讲开始了。电影《暴风骤雨》里，这个场面是饶有意味的：周立波对着一群表情略显迷惘的听众宣布：今天在座的，都是受苦的穷哥们，伪满苦害咱们14年，大粮户压迫咱们好多辈子。“如今是咱们穷人的天下了。”

鉴于批斗也是一门需要后天启发的技巧，宣讲会之后又出现了训练班，内容也延续了贴近群众的宗旨。周立波学着用东北话跟大家算账，教大家明白“地主怎么剥削人”。

“农民的觉悟很快就发动起来了。”说到这里，当年的工作队队员有些兴奋。

不过，最能激起阶级仇恨的是诉苦。这是一名昔日农会干部对着摄像机总结的经验。因此，当外号“赵光腚子”的农民赵玉林站出来，要“主动说说心里话”时，局面似乎即将打开。用于洋的话说，敢和地主阶级来斗争，来清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

老辈人都还记得赵玉林。在北庙扛大活，“老棉裤都坏了，大伙跟他闹笑话”。他声泪俱下的诉苦也被拍摄进电影《暴风骤雨》里。工作队员的评价是：诉苦诉得不错。

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一个接一个的诉苦者，越来越激动的表情和动作。最后这些原本就存在、或是被牵引出的苦难汇成一句话。电影《暴风骤雨》里，一个声音喊道：乡亲们，要报仇的跟我走。

事后看来，当地人面对这种突然到来的风潮，情绪复杂得很。当高凤桐戴着黑框的老花镜回忆时，他记得，工作队员找了他好几次，听他唠嗑。“那就照实说呗，咱也不会编啥，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个笑容憨厚的白发老头沉吟了会儿，补充道：“咱也不知道后来能枪毙那么多人啊。”

“早知道枪毙这么些人的话，咱也撒点谎，大罪化小罪。”说完这句话，他陷入暂时的沉默。

而电影里，工作队员找到“郭孩子”时，他这样回答：“那就把韩老六抓起来，崩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