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应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下是小编整理分享的关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应审时度势，主动应对，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而有效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财政政策概述

(1) 财政政策定义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为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它由国家制定，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相应的经济关系制约。

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同其他经济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财政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要有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府支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政府购买，指的是政府在物品和劳务上的花费——购买坦克、修建道路、支付法官的薪水、等等，其次是政府转移支付，以提高某些群体(如老人或失业者)的收入。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另一种形式，它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整体经济。首先，税收影响人们的收入。此外，税收还能影响物品和生产要素，因而也能影响激励机制和行为方式。

(2)财政政策内容：

◆社会总产品

◆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预算收支政策

◆税收政策

◆财政投资政策

◆财政补贴政策

◆国债政策

◆预算外资金收支政策等

(3)财政政策类型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现在我们进一步探讨积极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一、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效应在快速递减

自去年8月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已经取得明显成效。1998年GDP增长三、四季度分别达7.6%和9%，全年达7.8%。今年一季度经济运行基本正常：

(1) 一季度GDP增长8.3%，虽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长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个百分点。

(2) 今年固定资产投资开局良好，投资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果，从各类产业投资增长来看，一季度一、三产业投资大幅增长，第二产业投资增长趋缓，一、三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分别由原来的2.2%、55.8%上升为4%、61%，而第二产业投资的比重由42%下降为35%，变化趋势符合当前产业政策走向;政府投资明显扩大，投资渠道趋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7.3%，其中预算内投资增长67.8%，国内贷款增长38%，债券筹资增长8倍，自筹资金增长12.1%，只是利用外资同比下降近30%。 (3) 一季度市场销售稳定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0.6%。(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26.1%。这种增长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21.1%，占收入增长的35%;二是来自加强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税款查补收入同比增长38.5%，占收入增长的12%;三是来自严厉打击走私活动，保证了海关进口税收的大幅度增长，其中关税同比增长144.4%，海关代征增值税和消费税同比增长107.1%，海关税收增长占全部收入增长的40%。(5)金融运行基本平稳，人民币汇率继续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应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是必然的。值得重视的是，去年发行1000亿元国债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继续，而且今年预算又加大投入250亿元，为什么它的效应会递减这么快?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施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可以继续实行下去，涉及对积极财政政策内涵的认识问题。据我理解，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词汇，它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的职能作用趋弱的状况而提出的，它的内涵应是全面启动各种财政手段，并通过各种财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财政在市场经济下应有的职能，即合理配置资源、调节收入分配以及稳定和发展经济的职能。这样全面理解的财政政策和市场经济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是国家对市场运行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积极财政政策理解为单一的扩张性政策，也不能理解为只是使用发行国债这一单一的财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办法，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殊措施，当然不能是长期的财政政策，而从长远来看则应是以增收节支为主、以发行国债为辅、灵活运用多种财政手段。

先看看我国当前国债的发行情况和未来趋势。根据有关资料计算，1998年我国国债余额6495.1亿元(当年发行额-当年还本付息额+上年余额)，占GDP的比重为8.2%，目前仍处于低水平。根据现代国债原理，一般惯例是以新债还旧债，从理论上说，发债的最大限度可以以政府丧失信誉以至国债发行困难为限，到了国债发不出去的时候，还本付息才必须由增加税收来支付，只能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国债是延期的税收。而我国当前国债仍是居民抢手的投资工具，以此可以判断国债发行仍具有很大的潜力。

国债发行潜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还必须对当前财政的负担限度进行认真分析，给以足够重视。我国进入摼盼鍞之后，国债发行额出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95-1998年各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6.9%、22.3%、30.5%、37.3%，国债依存度(按国内债务收入/中央本级支出+全部还本付息支出计算)也呈增长趋势，各年分别为52.6%、53.4%、54.3%、60.5%。我国每年的国债收入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原有国债的还本付息;二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由于过去发行的国债多是3-5年中期国债，而摼盼鍞期间又面临还本付息的高峰期，所以国债中的还本付息部分的份额逐年加大，1995-1998年各年还本付息(包括外债部分)所占的比重分别为56.7%、66.7%、77.5%、71.0%。也就是说，当年发行国债数额虽然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弥补当年支出的数额却越来越小，而这正是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依存度不断加大从而加剧当前财政困难的症结所在。这种状况通过国债操作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如改善国债期限结构，今后多发一些长、短期国债，避免还本期过分集中形成还债高峰，或将本息分离，将付息归入经常预算或每年付息，避免到期集中付息，加重还本付息负担。实际上我国已经开始进行这种操作，并且还本付息的顶峰已经过去，明显的迹象是1999年的还本付息金额已经开始下降，由1998年的2351亿元下降为1912亿元。应当指出，减轻国债负担的主要措施还应是通过深化改革，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因为，国债依存度是分子和分母之间的一种比例关系，只要分母增长快于分子的增长，二者的比值就可以下降。计算国债依存度的分母有两个因素：一是还本付息，这是由过去发行的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国债发行额决定的;二是中央本级支出，显然这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既要提高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要提高中央本级支出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摿礁霰戎財逐步提高，才有可能逐步降低对国债的依存度。当前和今后的问题是，对连年大幅增发国债必须慎重，防止重新出现还债高峰带来潜在的债务危机和财政困境。

下面再看看我国当前预算内财力和未来可能集中的财力。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预算内收入(不含国内外债务)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至1996年才开始有所回升，1994-1998年5年间分别为11.2%、10.7%、10.9%、11.6%、12.4%。楼继伟副部长在1998年地方财政决算汇审会厅(局)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可能集中财力的趋势，据他的预测，经过3-5年的时间，可以力争使我国财政收入(指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具体措施包括：(1)积极扩大财源，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可以提高1-2个百分点;(2)进一步完善税制可提高0.5-1个百分点;(3)通过摲迅乃皵将分散在各部门的财政性资金纳入预算内，可提高4-5个百分点;(4)在摲迅乃皵过程中对继续保留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纳入预算内，可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测算可能还没有包括大约占GDP的0.5%的直接冲减收入的企业亏损补贴、已经在预算中单独列项的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1998年占当年GDP的1.5%，还应当考虑可以社会保障收入名义纳入预算的大约占GDP的4%的撊O崭@延脭。如此计算下来，未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可能达到25%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预算内的财力仅相当于未来可集中财力的一半。由此可见，当前国家财政的症结所在是财力分散，所以党的撌宕髷确定的摷胁屏Γ裥瞬普方针，仍然应当确认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集中财力不能仅是形式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关键是要确定提高政府可以统筹安排的财力的比重，以便保证政府可以灵活调度，优化支出结构，保证重点，实现国家各项重大方针政策。

有人提出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着支出上的扩张政策与收入上的紧缩政策的矛盾，即收入上的紧缩抵消了支出上的扩张效应。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在肯定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的同时，对提高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政策措施提出质疑。所谓收入上的紧缩政策，无非是指财政收入的增长会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排挤效应，因而有人明确提出应实行扩张支出与减税同时并举的财政政策。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其一，既然肯定在支出上实行扩张政策是对的，那么扩张支出的收入从何而来?增发国债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发国债只能用于建设性支出，而增加中下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如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特别是保证下岗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等，同样可以刺激内需，但增加这些经常性支出必须靠增加税收;其二，财政收入的排挤效应是来自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而我国当前以税收为主的预算内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偏低，不是过高，因而一般的减税是不可行的;其三，上已述及，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措施主要是摲迅乃皵，一方面清理整顿乱收费，减轻企业和居民额外负担，一方面将应当保留的收费集中到预算内，这种措施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四，增加税收的正常措施是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清理欠缴，只要严格按国家政策征税，该征的征，该减的减，该免的免，不是强制地征收摴匪皵，这里也不存在排挤效应问题;其五，在当前社会需求低迷的情况下，即使实政策作用的前提条件。

如何全方位启动消费需求，成为近来全民关注的热点话题，目前已经到了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为什么多次降低利率，物价长时间走低，而居民仍然有钱不花，热衷于储蓄?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居民消费心理的变化，即对收入趋势看低而对支出趋势看高，人们总在盘算子女教育要花多少钱，买房要花多少钱，医疗保险要花多少钱，未来养老要花多少钱，即使手里有一点钱也有后顾之忧，不敢大胆去消费。所以适当提高收入增长水平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首要前提。改革开放20年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1%，而近4年来仅为4%左右，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9%，但1986年以后的13年也大致徘徊在4%左右(参见1999年6月10日《经济日报》1版)

至于提高收入水平的途径和措施对城镇和农村来说自然是不同的。从城镇来说，应是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首先应当考虑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可以通过财政渠道较大幅度地提高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最低生活标准线以下居民的收入，普遍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切实同效益挂钩放开企业工资;同时进行配套性的工资改革，将住房、社会保障以及医疗制度改革同工资改革结合起来，使居民家庭的支出预期透明化;此外还要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再分配调节作用。我国70%的人口仍在农村，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自然是启动消费需求的重中之中。对农村来说，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的额外负担，必须切实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严格执行农业税法和提留统筹政策，严禁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要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推进科教兴农，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民持续的增产增收。

二、稳健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 、26.3% 、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 、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 ，原煤为31% ，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3、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4、作用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和作用。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四.如何更好实施财政政策，从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

(一)财政政策目标层次需要提升，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潜力。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以来情况较为复杂、决策较为艰难的时期，经济运行中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不均衡、不和谐等因素潜伏的风险，将影响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使得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突破财政政策的现有目标层面并使之同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成为抉择财政政策取向的关键所在。从长远发展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不能拘泥于平抑经济波动的短期效应层面，而应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关注于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潜力和均衡性，通过大力支持研究与开发，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积累、增加公共投资、增强适应开放经济的主动性，既提高社会发展的和谐水平，又改进经济发展的速率和效率。

(二)财政政策选择视野需要拓展，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依赖”。

在当前财政政策实践中，政策选择层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临时应急措施多，长期制度建设少;单一、僵化的措施使用多，多元、高效的工具集合少;原则与抽象概念多，可操作、有实效的内容少。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中多次运用政府主导型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容易破坏稳定的市场预期和社会和谐，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有关财政政策的选择多延续计划经济体制，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又往往习惯于运用行政性的投资扩张来刺激经济。因此，需要拓展财政政策选择视野，在改革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财政政策手段，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实现方式，在政策制定和操作上降低“随机性”而增强规则性、强调“协同性”而淡化“依赖性”、注重“丰富性”而避免“单调性”。

(三)财政政策运用艺术需要锤炼，以巩固经济社会发展的既有成果。

目前我国财政政策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机制僵滞、运转不灵的问题，这在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以及时机选择、力度把握等方面表现较突出，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轨道。有必要对财政政策运用艺术进一步锤炼。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必须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运行机制，缩短决策时滞，改善并提高财政政策的效率和实施效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次数多、幅度小、时滞短、过程稳的模式，适时适度微调，不断巩固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二、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财税政策，驱动产业结构整合协调。

1.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进而优化产业结构。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发展要求，进行倾斜性投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型支柱型产业，支持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优先增加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公益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支出，改善投资兴业和居民生活的环境;支持衰退产业加快退出的步伐。

2.强化财政投资导向，放大市场主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效应。财政通过贴息、加速折旧等方式，调整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投向，扶持在行业和地区处于领先地位的重点骨干企业和重点项目，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正确处理有效竞争与规模经济的矛盾，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适时调整财政政策，积极有效地引导社会资源在三大产业中合理配置。

3.实现税收优惠由区域倾斜向产业倾斜转变，充分贯彻国家产业政策。逐步扩大增值税实施的范围，尽快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改变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征收的办法，实行统一征收，按比例分成，促进企业跨行业、跨地区重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实现产业的税收优惠调节多元化，注意运用加速折旧、纳税扣除、税收信贷等间接优惠方式。对需要限制和压缩的产业增加税收抑制力度，通过加成征收、税收附加、征收消费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方式，促使其转产或减产。

(二)整合财政政策资源，促进自主创新链条和谐演进。

1.对有利于增加社会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教育活动给予重点支持和保障。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科学划分各级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事权职责，尽快建立一个以客观变量为基础、纵横交错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框架;利用税收优惠、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财政机制引导民间资本投向教育部门;利用有关财税政策激励企业采用更有利于增加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方案。

2.实施有利于拓展技术自主创新空间的财政科技投入政策。增加财政对科研的直接投入，使科技投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同步;调整科技三项费用支出结构，支持科研院所启动重大科研计划，强化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努力培养前沿优势技术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型创新;通过设立各类科研基金和落实专项经费，支持企业和高校合作建立“产学研”体系，支持高新技术园区与科研院所的融合共建，支持行业技术中心、中介组织等技术创新基础平台建设。

3.通过制定相应政府采购政策，放大科技自主创新的市场效应，保证研究创新链条的延续。对企业自主研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制定和实施优先购买的政府采购政策，利用政府采购的规模优势和政策导向功能，提高投资研发活动回报率，提升企业自身研发的成本补偿能力和再投资能力，创造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三)大力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1.改革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将目前矿业企业无偿和有偿取得的双轨制统一改为有偿，建立矿业企业矿区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机制，强制规定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部分资金用于矿山的环境恢复、生态补偿以及资源枯竭后的转产。同时，提高目前矿产资源生产和销售过程中的税费标准。

2.建立一个明晰的污染治理机制。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责任，明确企业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责任。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研究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使企业从生产理念、工艺设计、产品设计上走循环之路。

3.继续调整并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支持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制定一系列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包括企业利用“三废”等取得的收入给予适当的减免税优惠;对企业用于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给予投资抵免税的优惠政策;控制资源产品的出口，降低乃至取消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

4.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循环经济的资金支持力度。设立清洁生产的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清洁生产的规划、培训、技术标准的制定以及冶金、纺织等污染相对严重行业中的中小企业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的建设。同时建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技术研究、标准制定、资源勘察和示范工程等。

(四)发挥财政政策功能，统筹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自我保障能力。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如增加扶助贫困人口、农民工转移培训、九年义务教育补助、社会保障费补助等方面的投入，并从项目立项、政策优惠、资金扶持上给予重点倾斜，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逐步增强其自我保障能力。

2.调整财政投资重点，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财政投融资应侧重于投向交通、通讯、能源等生产性基础设施，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投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基础设施，以积累中西部地区竞争力;投向具有发展基础、发展潜力的产业和产业链培育、技术创新和服务等等，以培养中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投向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支持经济转型，支持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增强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能力。

3.调整区域税收政策，减弱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趋势。逐步弱化以区域优惠为主的税收政策，清理直至取消对东部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尽量避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强化;实施熨平经济发展梯度的税收优惠政策，配合以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方式，对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经济扩张给予更多扶持，驱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营造合理公平的税费环境，避免市场封锁和资源竞争等区域摩擦，鼓励区域间横向经济联合发展。

4.调整转移支付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合并简化现行的多种转移支付形式，实行以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以“因素法”为依据的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力度，保证中西部地区享有均衡的公共服务能力;研究省份之间或地域之间横向转移支付的政策措施，实现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横向财政援助。

(五)完善财政政策手段，实现人民福祉和谐增进。

1.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机制。支持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资制度，清理各类不合理的津贴和补贴，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建立特许经营权制度，征收特许经营权收入，将垄断收益纳入财政收入，有效调节因行业性质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健全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征收房产税、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落实增值税转型，完善资源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

2.实行向民生倾斜的财政援助政策。本着以人为本、保障民生、增进福利的基本目标，使财政支出向社会事业倾斜，特别是向当前十分薄弱的领域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三农”等方面倾斜，如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大力度支持“三农”;促进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和子女就学等困难问题的解决;支持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服务能力;增加公共教育的投入，为公民提供平等致富、公平竞争的机会等等。

3.完善财政促进就业长效机制。实施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措施，刺激服务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促进其吸纳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增加经济发展的就业弹性;加大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继续落实就业再就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加大再就业资金投入，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

4.加快建设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各项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扩大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新型农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按属地原则逐步将异地务工的农民工纳入务工所在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