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范文一：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范文二：人文社会科学为什么不景气

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景气，似乎已经成了令人头痛的问题。当然，也有人认为人文社科形势一派大好，理由是“主旋律”得到了高度弘扬。对此，我们不加辩解。也有人抱怨，人文社科的学者太差劲，郭沫若在1949年以后的成果，就是一个例子。然而，为什么板子偏要打到学者身上呢?无庸讳言，学者有自身的问题，然而，体制和管理难道就没有责任?再进一步，即使是学者真的差劲，那么，你的制度为什么不选择优秀的学者却偏偏要喜欢那些南郭先生呢?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比，人文社科具有自身的特点，在管理上的要求、方法、内容、措施都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当局对人文社科的管理不注意这些特点，而是用管理工程技术的套路来对付人文社科，恰恰是造成这种不景气的根源之一。本文不涉及学术以外的因素，也不讨论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只是就人文社科的体制和管理中的几个关系谈点看法。

一、计划和学术的关系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计划，包括具体的项目计划到整体的长远规划，都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计划往往距学术较远，而距政治或现实需要较近。官方所关切的，学术界不一定关切;学术界关切的，官方却不一定重视;而以官方为主体制定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计划或规划，虽然是学术界要“项目”的对象，却往往不是学术界感“兴趣”的对象(看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每年的“课题指南”，这种毛病一目了然)。学术界对计划有一种“非学术”的或“官方”的感觉，由此而导致了一种现象：许多计划和规划中的重大内容，学术界不觉其重大;而学术界普遍认为重大的研究课题，又与计划和规划无缘。

计划之所以距学术较远，在于计划的制定依据主要是官方的政策。在计划的制定中，虽然也有专家参与，但是，参与的专家往往是有选择的。坐“冷板凳”的专家一般都进入不了制定计划的圈子，即使他们有制定计划的建议权，其建议也往往得不到官方的肯定和支持。而学术上的创新，多数是“冷板凳”专家的事情。另外，参与制定计划的专家，一般都是“权威”级人物，而学术权威(即使是胸襟十分开阔的权威)，由于长期的学科浸淫，会不自觉地畛域自封，对计划制定造成相应影响。各种学术计划和规划的偏差，往往与此有关。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而管理的本质在于规范。创新往往具有“标新立异”的特色，如果已经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普遍承认，那么，它的学术意义就已经在消隐，而社会意义在凸显。计划和规划是一种规范性的东西，对于创新往往不予支持，这是造成计划与学术脱节的一个内在因素。

计划的制定如何能够与学术进展合拍，值得探讨。在学术研究中，“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十分多见。即使在自然科学和技术开发领域，这种现象亦非例外。美国自发形成的硅谷红红火火，而日本政府规划的筑波科技城则冷冷清清，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各级各类社科规划的制定，应该汲取这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二、项目和成果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评价，存在着项目与成果的内在矛盾。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各项评价指标都比较重视项目，而这种重视，也存在一定问题。正如一个学者所言：对项目的评价，就像一个对刚刚怀孕的妇女评判她是否能生出一个天才一样难。

项目往往是“官方”的，主旋律的，因而，项目的成果，在官方的支持下，部头大，印制好，加上足够的宣传，往往规模宏大，先声夺人。但问题在于，项目成果的本身，有许多只能根据“官方口径”，政策含量偏大，学术含量不足，外表的辉煌下面是思想的贫乏，学术界也对这种项目成果并不十分看重。

真正在学术上有影响，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学术成果，却往往进不了所谓的项目，从研究到出成果都十分艰难。当然也有例外，部分“功成名就”的学者，可以进入项目，也可以结合项目的完成，出一些高质量、有品位的成果。但是，那些开拓性极强、极富新意的课题，本身在学术界也有较大争议，要进入官方的项目则更为困难，只有已经获得了突破，取得了“圈内”的承认，才有可能立项。而一旦取得“圈内”的承认，其学术思想的最辉煌部分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以后的项目，则属于“锦上添花”性质而非“雪中送炭”。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中的一大弊端，是过份重视项目。在导向上鼓励争项目，争经费，然而成果评价跟不上，致使不少项目雷声大，雨点小，然后出一些平庸之作完成项目。这些项目的完成则又为主持人争取新的项目奠定了基础，以后争取项目更为有利，形成项目成果学术质量锐降的恶性循环。

三、大和小的关系

受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推动整个科学体系发展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强调重大课题的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中什么才算重大?这个问题也值得探讨。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的思路，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只不过是给一个妓女作传，是小得不能再小的题目，根本算不上“重大课题”;甚至如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能否进入我们的所谓“重大课题”也有问题;考古学界推崇的夏鼐先生，用来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最有力的证据，只不过是不起眼的几块陶片，而这些陶片在出土时，丝毫也没有“重大发现”的迹象。类似于这种小课题做出了大文章的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比比皆是。

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研究方法往往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小题目做出大文章。最典型的事例之一，就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取的年代，是一个毫不起眼、也没有什么重大事件的年代;所取的史料，无非是一些宫廷和官场的琐事，鸡零狗碎。但是，作者却从这种“小”里面发掘出了“大”，写出了明代社会的深刻变化。这对我们来说，不无启示。鲁迅的《一件小事》，写出了散文名篇，没有任何“重大意义”的阿q，写出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最典型的人物。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几乎都是零零散散的小事，却写出了学术阐释的新境界。就连马克思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研究，也是从最简单、最一般的商品交换入手的。因此，对于“大”和“小”的关系，我们亦应重新审视。

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的大小只是相对而言，更重要的在于学术识见和功力。功力不够，识见不广，缺乏学术上的深邃和敏锐，“大课题”也做不出好文章，相反，“小课题”却能出大成果。从管理的角度言，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大小观”予以调整，不再过份强调“题目”的重大，而是注重“成果”的重大，使管理行为真正起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作用。

四、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和个人研究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大体上，管理部门往往比较强调集体攻关，主张集中力量进行重大项目的研究，而个人研究一般得不到必要的重视。问题在于，是不是集体攻关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佳方式?

管理学家西蒙，把科学研究中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中，一般都能排除价值因素，只关注事实因素，恪守价值中立原则。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极难排除价值因素。即使如特别强调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官僚组织理论研究中，也渗透着自己的价值偏好。笔者认为，在能够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可能是比较好的方式;而在不能排除价值因素的科学研究中，个人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众所周知，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事实的认定上比较容易，而要把人们的思想统一到对价值的认定上则极为困难。人文社会科学的集体项目之所以难以组织，学术观点上之所以难以统一，除了学术以外的原因外，往往产生在价值判断的不同上。一个集中了优秀人才的写作班子，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公文，但却肯定不能写出很漂亮的小说或散文，其原因就在这里。在价值因素远远超过事实因素的人文学科，提倡集体攻关，充其量只能出一些公式化、概念化味道极浓，顶多只是教材一类的成果，而在以事实因素为主的部分社会科学(如采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和管理学)研究中，集体攻关则可以形成较为重大的成果。因此，有必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门类、不同课题予以区别对待。

笔者以为，在文史类学科不宜片面强调集体攻关(除非是编写教材)，而应当以个人研究为主。只有那种确实是因为学术见解、研究思路极为靠近，完全是出于学术原因走到一起的课题，才可适当组织集体研究。即使是在集体研究中，各人的思想脉络也应明确清晰。一般情况下，“拉郎配”式的集体项目，对研究成果的质量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在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部分社科类学科，则可适当提倡集体攻关，但由于其依然有一定的价值因素其作用，仍不能完全排除个人研究方式。根据不同的学科性质和课题类型，恰当鼓励个人研究，是人文社科管理工作改革的一个思路。

五、研究和宣传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如何评价，评价依据什么，这也是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主要盛行两种做法：一是看杂志或出版社等级，二是看书评、索引、摘引和转载。除此之外，报刊的宣传介绍以及获奖情况，也对评价有着重要影响。如果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评价，主要适用于宣传，而不适用于研究。

杂志和出版社的等级，确实和论文著作的质量有关联，一般来说，高层次的杂志(如所谓权威杂志、核心杂志)发表的文章，多数质量较高，高水平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的著作，多为上乘之作。但是，普通杂志和一般出版社所出的东西，也不乏学术上的创见。特别是因为高层次出版机构的规范性要求，一些非常活跃的创见，往往受到限制。例如，前些年的《读书》在学术圈内的影响，可能不比《中国社会科学》差，但在杂志排名中，《读书》却上不了“档次”。科研管理中按杂志和出版社等级的排名，在实际操作中基本与学术见解无关，对于推进学术思想的发展没有起到预期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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