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散文同样具有“鲁迅风”，他的许多散文、杂感，都有是反映时代，同时也是超越时代的。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茅盾描写鲁迅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茅盾描写鲁迅的散文：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第一次见鲁迅先生，是1927年10月，那时我由武汉回上海，而鲁迅亦适由广州来。他租的屋，正和我同在一个弄堂。那时我行动不自由，他和老三到我寓中坐了一回，我却没有到他寓里去，因为知道他那边客多。似乎以后就没有再会面，直到1930年春。

这以后，我长住上海，不再走动，所以和他见面的时候也多了。不过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私生活，亦不多。现在追忆起来，觉得有些事虽然未经人道及，但是大都牵涉到过去十年间文坛上的"故事"，此刻暂时不提起也好。此外，好象大家都已听说过，我如果再来写，亦殊嫌蛇足。无已，从他治病这方面说一件事吧。

今年是鲁迅先生的六十冥寿，如果我们是在替他做生日，该多么好!他五十岁生日那天，上海文艺界同人曾在一个荷兰餐馆里为他祝寿。记得那天到会的外宾只有二三人。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或感觉到)鲁迅先生活不过六十岁!

不但那时，在1935年如果有人说鲁迅不久于人世，那一定会被目为"黑老鸦"。鲁迅自己从未说他身体不好，人家看他也很好;他精神抖擞地战斗着。但在1935年11月，有人“发见”了鲁迅身体实在不好。

记得是"十月革命"节的前一天或后一天，上海苏联领事馆招待少数文化人到领事馆去看电影。中国人去的只有五、六个，其中有鲁迅和他的夫人、公子。那晚上看了《夏伯陽》(大概是)，鲁迅精神很好，喝了一两杯"伏特加"。史沫特莱喝得很多，几乎有点醉了;但在电影映完，大家在那下临黄起江的月台上休息时，史沫特莱严肃地对鲁迅说：“我觉得你的身体很不好，你应该好好休养一下，到国外去休养。”“我自己并不觉得什么不对，"鲁迅笑着说，"你从哪里看出来我非好好休养不行呢?”

“我直觉到。我说不上你有什么病;可是我起直觉，知道你的身体很不行!"

鲁迅以为她醉了，打算撇开这个话题，然而史沫特莱很坚持，似乎马上要决定：何时开始治病，到何处去……等等，她立刻要得一个确定。她并且再三说：“你到了外国，一样做文章，而且对于国际的影响更大!"

那晚上没有结论。但在回去的汽车中，史沫特莱又请鲁迅考虑她的建议，鲁迅也答应了。过了一天，史沫特莱找我专谈这问题。总结她的意见：她认为鲁迅如不及时出国休养，则能否再活多少年，很成问题，但如果出国休养，则一二十年的寿命有把握!她不能从医理上说鲁迅有什么病，但她凭直觉深信他的体质太不行。她提议到高加索去休养，她要我切切实实和鲁迅谈这问题，劝他同意。

鲁迅后来也同意了——虽然他说起史沫特莱的"直觉"时，总幽默地笑着。并且也谈到，在休养时间他有机会完成《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了。但在不再反对之中，鲁迅也表示了如果是当真出国，问题却还多得很，恐怕终于是不出去的好。

到那年年底，史沫特莱说是接洽已妥，具体地来谈怎样走，何时走的时候，鲁迅早已决定还是暂时不出去。有过几次的争论，但鲁迅之意不能回。1936年1月，为这问题，争论了好几次，凡知此事者，都劝过鲁迅;可是鲁迅的意见是：自己不觉得一定有致命之病，倘说是衰弱，则一二年的休养也未必有效，因为是年龄关系;再者即使在国外吃胖了，回来后一定立即要瘦，而且也许比没有出去时更瘦些;而且一出了国便做哑巴(指他自己未谙俄语)，也太气闷。

据我猜想，那时文坛上的纠纷，恐怕也是鲁迅不愿出国的一个原因;那时期有人在传播他要出国的消息，鲁迅听了很不高兴，曾经幽默地说：他们料我要走，我岂不走，使他们多些不舒服。

出国问题争论的最后结果是：过了夏天再说。因为即使要出国，也得有准备，而他经手的事倘要结束一下，也不是一二个月可以完成的。

不幸那年2月尾，鲁迅先生就卧病，这病迁延到了秋季，终于不救。

茅盾描写鲁迅的散文：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一九三五年十月革命节的下一天，A·史沫特莱通知我，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在当天晚上有一个小型鸡尾酒会，请我参加，并说当天晚上八点钟她开车来接我同去。晚上七点半，我到公共租界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附近一家咖啡馆里等候她。这家咖啡馆是一些洋人和"高等华人"常去的地方，也是我和史沫特莱经常约会见面的地方。大约将近八点钟，史沫特莱来了，说车子就在外面。我同她出去，看见汽车停在马路对面，是辆黑牌车(那时候上海私人用的汽车是黑牌)。史沫特莱自己开车。我们一直开进了外白渡桥旁边的苏联总领事馆。

参加鸡尾酒会的约二十多人，国际友人中我只认识当时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论坛》的编辑，是一对夫妇。中国人中有鲁迅，许广平，郑振铎，好象也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

大家随便吃一些东西，随便交谈。史沫特莱悄悄对我说，她和一些朋友都很关心鲁迅的健康，觉得他脸上缺乏血色，又听说常有低烧，容易疲劳。他们都希望鲁迅能够转地疗养。苏联早就想请鲁迅去游历并疗养，请他全家都去。怎样走?由何人伴送?苏联方面会很妥当地给安排的。

史沫特莱又说，这件事她已同鲁迅谈过，但鲁迅犹豫不决，因此希望我帮助促成鲁迅的决心。

隔了两三天，我到鲁迅家去，同他谈起这件事。我的话刚说了一半，鲁迅就笑道：“我料到史沫特莱一定要拉你帮助作说客的。但是我考虑的结果，仍下不了决心。"

我就问：“为什么呢?”

鲁迅说：“一旦到了苏联，我就成了聋子和瞎子了。”

我说：“苏联会配备一个翻译专门招呼你的。”

鲁迅又说：“我所谓聋子和瞎子还不是指的生活方面，是指的我对于国内的事情会不很了解了。”

我说：“这有办法。我们可以把国内的书刊逐日汇齐交给苏联方面，想法用最快的速度寄给你。你仍然可以写文章寄回来在国内发表。"

鲁迅听我这样说，沉吟了一会儿，然后摇着头道：“凡事想象是容易的，做起来不会有那么顺利。我猜想即使很快，书刊在路上也总要一两个礼拜，我写了文章寄回来，又要一两个礼拜。杂文都是根据当时情况，匕首一击，事隔一月，岂不成了明日黄花了吗?”

我说：“不会成为明日黄花的。你的文章击中敌人要害，尽管迟一点，还是能够振奋人心，虎虎有生气的。"鲁迅听我这样说，只是微笑着摇头。

我换了一个话题，又说：“你不是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打算把《汉文学史》写完吗?到了苏联，这件事情似乎容易办了。”

我这个话似乎引起了鲁迅的思考。

我又接着说：“你到了苏联，就有机会碰到许多国际上有名的革命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那时你把中国的情况对他们说一说，而且，世界各地的有影响力的日报和平刊也一定要派人向你采访，请你写一点短文章。这样，对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我猜想是大得无可比拟的。"

我这番话又引起了鲁迅的思考，他沉吟了一会儿，然后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罢，反正要走也不是一两个星期之后就走得成的。"

这样，我就告别了。回家后我写了封短信给史沫特莱，大意是：大先生(鲁迅在兄弟中排行老大，同志们背后常以“大先生"称之)的心思有点松动了，过几天我再去试试。

隔了六、七天，我又到鲁迅家去。鲁迅不等我开口，就说：“我再三考虑，还是不去。前些时候，敌人在造谣，说我因为左翼文坛内部的纠纷感到为难，曾到青岛去住了一个多月。而周扬他们竟也就此推波助澜。现在如果到苏联去，那么敌人岂不更要大肆造谣了吗?可能要说我是临阵开小差哩!我是偏偏不让他们这样说的，我要继续在这里战斗下去。"鲁迅说这些话时有点兴奋，眼睛看着我，眼光是沉着而坚定的。我心里想，他大概是下了最后决心。不过我还是说了一句：“可是你的健康状态是大家关心的。"

鲁迅回答说：“疲劳总不免是有的，但还不至于像你们所想象的那么衰老多病。不是说'轻伤不下火线'吗?等我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再谈转地疗养吧!”

我觉得我已无能为力。鲁迅的战斗精神那样坚决，使我也不好再多嘴了。

第二天，我写信给史沫特莱：“大先生说，'轻伤不下火线'，十分坚决。看来转地疗养之事只好过些时候再说了。”

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鲁迅经常发低烧，出国疗养之事也就无法再提了。直到半年后，鲁迅一场大病，朋友们又提起这件事，但那时鲁迅的健康状态已不适宜远渡重洋，只打算到日本镰仓小事休养(见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给我的信)，但最后还是没有去成，而在十月十九日他突然病发，终于不起。

茅盾描写鲁迅的散文：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

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式;但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先生以他特有的锐利的观察，战斗的热情，和创作的艺术，非但"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且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成为一而二，二而一。

鲁迅先生这手法，曾引起了不少人的研究和学习，然而我们勉强能学到的，也还只有他的用现代眼光去解释古事这一面，而他的更深一层的用心，——借古事的躯壳来激发现代人之所应憎恨与应爱，乃至将古代和现代错综交融，则我们虽能理会，能吟味，却未能学而几及。

但历史题材的作品，近年来也颇多了。大部分是鉤嵇史实，各就所见而加以新的解释;一方面即要谨守"字字有来历"的信条，而另一方面则又思不为古事所拘，驰骋起想象，吹进些现代的气息。这，可以说是继承着《故事新编》的“鲁迅主义"而又意识地要加以"修正"的;这或者也可以尝试，可是就现代所见的成绩而言，终未免进退失据，于“古"既不尽信，于"今"亦失其攻刺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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