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和禅宗，在日本文化史上都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至今仍然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表征，继续对日本社会生活产生影响。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日本茶道与禅宗的关系，一起来看看。

日本茶道与禅宗的关系

一、从历史渊源上看，日本的茶道是由禅僧从中国引进的

翻开日本茶道的发展史，我们可看到，茶道不是日本传统文化所固有的，而是由中国传入的。

所谓“茶道”，就是在日本历史上形成的一整套饮茶礼仪或方式。显然，是先有“茶”，然后才有“茶道”;而种植、制作和饮“茶”，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发明。 我国是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据战国时期《神农本草》记载，我国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已发现和利用野生茶树;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关于“西汉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的记载，则是我国在西汉时即有人工种植茶树的最早记录，四川名山县蒙山甘露寺在明熹宗二年(公元1622年)重修时所作“碑记”中关于“西汉有吴氏法名理真，俗奉甘露大师者，自岭表挂锡兹土，随携灵茗之种而植之五峰”的记载，则表明最早人工种植茶树者为甘露大师吴理真;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陆羽著《茶经》三卷，则表明我国已形成了系统的种茶、制茶和饮茶理论。 日本的茶是镰仓时代(中国唐、宋时代)从中国传入的。在唐代，饮茶之风盛行。据称，此风起自“僧人坐禅，以此醒神而驱睡意”，此后“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以致成了“比屋之饮”，客至必以茶示敬。(见《萍州可谈》)当时，日本派大量留学僧来华学习中华文化，中国人饮茶的习俗当然也为其耳濡目染并作为学习的对象。日本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至于此盛焉”。从新罗以来，入唐的僧人增多。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日本慈觉大师园仁(795-864年)从长安归国，唐朝皇帝赠给他的礼物中，就有“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见〔日〕大石贞男：《日本茶业发达史》，东京1983年版)后来，日本禅僧荣西又从南宋带回了茶种，日本茶的品类日渐丰富。如获至宝的日本，逐渐将品茶习惯与禅的精神和本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发展为一种高度讲究的文化修养，将沏茶、喝茶演变成一种生活艺术，才逐渐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茶道”。

二、从内容来看，茶道和禅宗所追求的精神完全一致

饮茶可以“清心”。这本是我们中国茶文化的传统。三国时，华佗在《食论》中就有“苦茶久食益意思”的说法，至今我们在盖碗茶的茶具上，仍然可以见到“可以清心也”的字样。所谓“清心”，就是排除杂念和烦恼，使心地清澈和纯净。

日本茶道正是继承发扬了中国茶文化的这种“清心”的传统，并使之与禅宗的“直指人心”结合起来，形成了所谓“茶的心”。从茶道和禅宗所追求的精神境界来看，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

日本茶道的创造者和发展者们，对茶道的精神有过许多论述，如武野绍鸥的“佗”，即“正直、慎重、不骄”和“茶禅一体”;村田珠光的“清静禅悦法喜”;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等。归结起来，茶道所追求的，是一种古朴自然、恬静幽闲、平和敬爱、清心寡欲的境界。而正是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禅宗的精神和印迹。

首先，茶道和禅宗都追求古朴自然。

众所周知，日本本土文化以原始“神道”为根基。而原始神道与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理想主义不同，它淡薄理性的玄想和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精神境界，而主张立足于平凡生活的自然和朴素的真实。禅宗和茶道作为“生命哲学”和“生活艺术”，正好与这种文化相吻合。禅僧或隐居一山，或长期行脚于名山大川之间，过着“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上披云笑一声”的生活，对于大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情感。禅宗的寺院称“丛林”，日本禅僧的名字，如瓦屋能光、青原行思、洞山良价、芙蓉道楷、拙庵德光、中岩圆月、孤峰觉明、高山慈照、虎岩净伏、古林清茂、兰溪道隆、篙山居中、古岳总亘、灵山道隐、古梅无友、南山士云、，环溪惟一、空谷明应、梅山闻本、月泉良印、竹居正遒等等，均取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之意。因此禅宗主张“即事而真”，“梵我合一”，“大我”(宇宙)和“自我”(心)合一。(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第399页)在它看来，自然界的山川河谷、日月星辰、花丛鸟鸣，都是心灵的映射，都闪烁着宇宙精神。所谓“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正是这种“梵我合一”，从自然界的“事”中悟出“真”蒂，达到“返朴归真”的境界的写照。

茶道吸取了禅宗的这种古朴自然的精神。茶道所追求的不是某种理性或理想，而是一种具体、现实的生活艺术。它将禅宗的“即事而真”和“梵我合一”的思想融汇于点茶、饮茶的艺术之中，使人们在茅屋农舍般简朴的茶室中，使用古朴的茶具，享受“孕灵资雨露，钟秀自山川”(宋。徐铉：《和门下殷侍郎新茶二十韵》)的大自然的赐予，体味来自大自然的灵气。至今日本大都市摩天高楼鳞次栉比，但茶室仍保持古朴自然之风，与现代化建筑相映成趣。

其次，茶道和禅宗都追求恬静幽闲。

禅宗的，“禅”(梵文Dhyana)意为“静虑”，可见“静”是禅宗的重要宗旨之一。禅寺均在幽静的深山，禅僧“栖神幽谷，远避尘嚣，养性山中，长辞俗事”(《愣伽师资记》)，过着幽闲自在的生活。故禅宗主张清静寥寂，避尘世之喧嚣，求丛林之宁静;除人间之烦恼，得心灵之静谧。因此，对真正的禅僧，任何外界的干扰都无济于事。日本禅僧，也常常以“寂”、“静”(净)、“孤”等字入名，如“普寂”、“信寂”、“心寂”、“空寂”、“寂室无光”、“通幻寂灵”、“宝庆寂圆"、“天童如净”、“无象静照”、“孤峰觉明”、“孤云怀奘”等等。

茶道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恬静幽闲的精神。茶道的创立者们，无论是武野绍鸥还是千利休，都要求在茶会中贯穿幽闲、恬静的情趣，要人们在茶中去寻找和体验禅的那种枯淡闲寂的精神。因此，在日本的茶道中，不仅茶室的去处闹中取静，布置典雅静谧，而且茶会的气氛恬静安适。人们在百忙之余，悠闲地坐在与尘世忧患相隔绝的茶室中，听着沪子上水的沸腾的声音，看着茶师们优雅的点茶姿态，体味人生奔波中难得的片刻宁静与休闲，简直是一种高雅的享受。

第三，茶道和禅宗都追求平和敬爱。

日本禅宗的直接来源是中国的南宗。中国南宗具有农禅特点，即禅众群体而居，“作”(劳动)“坐”(坐禅修练)并重;集体劳动，“上下均力”。这种禅众共同劳动、共同修练，一律平等的宗教社会主义式的生活方式，与日本注重群体、提倡人际关系亲和的文化传统正好相符。这也是中国禅宗为日本民族喜爱和接受的重要原因。禅宗传入日本后，这种精神进一步得以光大，使禅宗的平和敬爱精神成为日本民族的基本习俗。

茶道当然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精神。千利休把“能和”、“能敬”置于茶道精神之首，可见禅宗所提倡的平和敬爱在茶道中的地位。茶道的主旨，在于在点茶、饮茶的过程中，通过对艺木的欣赏和对茶人的心的体味，达到一种人我两忘、主客不分的感情境界。日本茶社不同于中国式“人一走，茶就凉”的茶馆，也不同于西方视顾客为“上帝”的主仆关系，而是努力营造一种茶和饮茶者之间平等的互敬互爱的“一家人”似的“亲和感”。这也是人们一进茶社，烦恼顿消的原因之一。

最后，茶道和禅宗都追求清心寡欲。 禅宗是一种“心性学”，他引导人们通过自我心性的修练，达到“清心寡欲”的境界。在禅宗史上，无论是神会的“无念”(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外境影响)，慧能的“无住”(心不执著于外境)，还是普愿的“无心”(泯灭爱憎等情欲)，都无非是要人们修养心性，保持心地的纯净与清明，不受种种欲望所左右。日本文化“托其根于心”(〔日〕纪贯之语)，以至有的学者把中国、欧洲和日本文化区别为“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心情主义”。因此，日本禅宗虽然宗派林立，但都以“无念”、“无住”、“无心”为信条。做到无念、无住、无心，虽身处尘世，却心无杂染，行无滞碍。这就是“清心”，也就是禅宗所追求的“即事而真”的“真”的境界。

同样，日本茶道也吸取了禅宗的这种清心寡欲精神。且不说茶自身的枯淡和茶室的简朴就可以使人抑制过高的欲望，也不说饮茶本身就有除烦安神之功效，即使是武野绍鸥的“正直、慎重、不骄”，千利休的“能和、能敬、能清、能寂”等茶道理论，也不外乎“清心”二字，、创造一种自心与自然合一、主心与客心合一的心理环境。

由此可见，茶道所提倡的“茶的心”的确是融汇了“禅的心”，而且二者是心心相印，真正做到“茶禅一体”。

日本茶道与禅宗的联系

僧人饮茶历史悠久，因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学的发展、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日本茶道基本上归属禅宗茶道，源于中国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明代乐纯著《雪庵清史》并列居士“清课”有“焚香、煮茗、习静、寻僧、奉佛、参禅、说法、作佛事、翻经、忏悔、放生……”，“煮茗”居第二，竟列于“奉佛”、“参禅”之前，这足以证明“茶佛一味”的说法是于真万确。

和尚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晋书·艺术传》记载：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药有松、桂、蜜之气，所饮茶苏而已。这是较早的僧人饮茶的正式记载。单道开是东晋时代人， 在螂城昭德寺坐禅修行，常服用有松、桂、蜜之气味的药丸，饮一种将茶、姜、桂、桔、枣等合煮的名曰“茶苏”的饮料。清钦是宋代以后的事，应当说单道开饮的是当时很正宗的茶汤。壶居士《食论》中说：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

长期喝茶可以“羽化”，大概就是唐代卢金所说的“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与韭菜同食，能使人肢体沉重，是否真如此，尚无人验证。作者壶居上显是化名，以“居上”相称定与佛门有缘。僧人饮茶已成传统，茶神出释门便不足为怪。

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呱呱坠地便落于佛的怀抱。《天门县志·陆羽传》载：或言有借晨起，闻湖畔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收畜之。

陆羽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积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 艺，有所成。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僧皎然”，28岁以后长住湖州标山那一带。陆羽自小就跟着积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780)48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 《茶经》人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主要是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生活经验的总结。中国茶道在寺庙香火中熏过一番，所以自带三分佛气。

僧人为何嗜茶?其茶道生发于茶之德。佛教认为“茶有三德”，坐禅时通夜不眠;满腹时帮助消化;茶可抑制性欲。 这三条是经验之谈。释氏学说传入中国成为独具特色的禅宗，禅宗和尚、居上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正可生津化食;佛门虽清净之地，但不染红尘亦办不到，且不说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难免想入非非，就是老和尚见那拜佛的姣姣女子亦难免神不守舍，饮茶既能转移注意力、抑制性欲，自当是佛门首选饮料。

僧人的另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培植名茶。茶产于山谷，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稍晚才出现民间茶园。

古代多数名茶都与佛门有关。如有名的西湖龙井茶，陆羽《茶经》说：“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宋代，天竺出的香杯茶、白云茶列为贡茶。乾隆皇帝下江南在狮峰胡公庙品饮龙井茶，封庙前18棵茶树为御茶。宜兴阳羡茶在汉朝就有种植，唐肃宗年间(757--762)一位和尚将此茶送给常州刺史(宜兴古属常州)李栖驾，茶会品饮有陆羽出席， 陆羽称“阳羡紫笋茶”是“芳香冠世产”，李刺史心有灵犀一点通，便建茶会督制阳羡茶进贡朝廷，自此阳羡茶点了“状元”，身价百倍。显然，阳羡茶的最早培植者是僧人。

见之于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有扬州禅智寺、蒙山智炬寺、苏州虎丘寺、丹阳观音寺、扬州大名寺和白塔寺、杭州灵隐寺、福州鼓山寺、一天台雁宕山天台寺、泉州清源寺，衡山南岳寺、西山白云寺、建安能仁院、南京栖霞寺、长兴顾清吉祥寺、绍兴白云寺、丹徒招隐寺、江西宜慧县普利寺、岳阳白鹤寺、黄山松谷庵、吊桥庵和云谷寺、东山洞庭寺、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观等等。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佛门僧人立下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