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硕士研究生;现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傅莹在芝加哥大学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傅莹芝加哥大学演讲

尊敬的Mr. Steve Edwards先生，

各位同学和老师，

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荣幸受邀来到芝加哥大学，并在此致辞。如著名建筑家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所言：“我终究认为芝加哥将是世界上留存下来的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Eventually I think Chicago will be themost beautiful great city left in the world)。

但你们是否知晓，在中国，芝加哥的大学更出名。那些希望学费物有所值的家长们尤其对这所大学感兴趣，因为这里“乐趣已死”。(Where fun comes to die.)

芝加哥大学培养了无数的音乐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你们中一些人如果选择了这样的道路，未来也会成为其中的一员。祝福你们。

我猜想，这里的学生大都出生在90年代，在中国他们被称为90后。这个时代出生的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获取最新信息。

对于我们这代人，当我得知世界上有个操作系统叫Windows时，比尔·盖茨先生已经是世界首富了。而现在，太平洋彼岸中国时尚的年轻人与这里一样，对每次新版苹果产品的发布翘首以待。《速度与激情7》(Fast & Furious 7)在北京和芝加哥的电影院差不多同时上映。

我也许有些理想化，总在想，在海量信息全球同步的今天，年轻一代能否更加宽容、能否更好地相互理解，从而寻求新的途径来构建维系持久和平的全球秩序?

奥巴马总统于几年前的父亲节在这里发表过一个演讲。他说，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The value of empathy ---the ability tostand in somebody else shoes; to look at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eyes.)

今天我就想先谈谈中国在世界变迁中的经历。基辛格博士《论世界秩序》一书在中国引起了热烈讨论。书中叙述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400多年的大国兴衰，强国之间一而再、再而三以战争方式争夺世界权力。

但是，基辛格博士也谈到，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具普遍性，在世界其他地区曾有不同的体系，彼此孤立地并存。众所周知，那时还没有网络的存在。

就中国而言，悠久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治理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有影响。因而我们对世界的观念也许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我可以沿着书中世界秩序演变的轨迹，举几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

你们大概都曾经读到过，1648年欧洲达成威斯特伐利亚系列和约以结束“30年战争”，之后的数百年，初步建立起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意义上的秩序，确立了内政自治原则。随后便把殖民统治推向世界其他地方，包括美洲，而美国是1783年才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而早在此之前，亚洲长期延续着自己独特方式，各国和睦相处。当时中国的清王朝仍处于鼎盛时期，到18世纪中国人口已超过欧洲国家总和。但是，这个延续近两千年的田园般宁静在19世纪中叶被欧洲帝国打破。

到了1919年，当欧洲签署凡尔赛和约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亚洲大部分地区已沦为欧洲的殖民地，中国的领主完整也屡遭侵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迫退位，政治精英构建共和体制和西式议会的种种努力纷纷失败，国家陷入内乱。年轻人开始从其他方向寻找解决问题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21年由几十个人建立的，许多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他们不比你们年长多少。(看看年轻人是怎样改变着世界，真是神奇!)

1941年，当《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宣告“美国世纪”来临之际，中国约2/3的国土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蹂躏，战争中伤亡人员达到3500万人。今年九月，中国将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缅怀英烈、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中国和美国当时并肩作战，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美国飞行员的英勇事迹。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换句话说，二战后多年，当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世界权力、建立起所谓的恐怖平衡之际，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生存问题，包括满足庞大人口的吃饭需求。我们也走过不少弯路，年少时经历的饥饿和困惑我记忆犹新。

二十世纪7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因此，当中国人讲到国际体系时，通常指的是中国作为成员参与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构和机制。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一直信守和遵循《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出席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峰会，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我讲述这段历史想表达的是，在讨论历史和秩序时，需要注意到各国有着非常不同的经历，这对我们观念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感受不尽相同。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如何看中国的成长。显然，在中国获得快速发展之时，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并没有同步增长。一位常年观察中国的欧洲记者朋友如此概括说，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

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现在连奢侈品市场都很大。

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

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

我经常接待来自美国国会的代表团，很多人第一次来中国。令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天天碰见的普通中国人，比如在故宫博物院里摩肩擦踵的农民工游客、和那些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的年轻创客等等。

实际上，是普通中国人代表了中国的真实面貌和国家的进步。是他们推动着中国走向富强和成功。

那么，成长起来的中国想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呢?未来的前景是否如某些学者预见的，必然是中美争夺世界权力?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务也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掩卷思量，不禁要问，美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秩序，是否就是美国治下的世界呢?是否就是仅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理念、以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为支撑?而对于新兴大国来说，是否面对的只有臣服或挑战这两个选项?换做是美国人，你们又当作何选择?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新兴的大国，而且并非依靠炮舰开路成长起来的，我们是结合了自身的天然优势与全球化的机遇发展起来的。欧洲引领工业化以来，资金、技术、市场、资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世界，而如今，所有这些要素都在全球化推动下开始向外扩散。

顺着这个浪潮，中国坚持改革，不断释放巨大的政策红利，实现了30年GDP年均9%的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日中国是13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有人甚至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20年后达到世界第一位。

但是，当一些国际学者讨论新的世界权力分配问题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很淡定，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世界权力转移或者“世界权力之争”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对中国人而言，我经常看到的是在标准上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如果对最基本的原则前提都没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何以在世界秩序演进这样的问题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呢?就像广东人形容人与人无法沟通时讲的：是“鸡同鸭讲”。

中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于解决大量棘手的国内难题，包括克服环境污染、反腐败、缓解经济下行、更好地保障民生等等。

同时，在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未来世界秩序上，中国学者也进行着务实的讨论。大家可能各持观点，但一个共识是：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许多旧的概念失去了意义。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秩序像过去那样，在各地区隔绝地共同存在、应对不同的问题，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秩序需要具有开放性，要逐步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和多元的观点。

其二，再通过大国之间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转移”，重新决定新的力量平衡，也没有可能了，因为世界各国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交织。

其三，我们所面对的大量新型问题都是全球性的，超越了主权国家和区域的边界。像埃博拉病毒、ISIS、像试图乘船从非洲前往欧洲的人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新型全球框架或者说是全球秩序，去应对新型挑战。

令人有所宽慰的是，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行许多有意义的实践，用创新和合作的办法应对和解决新的问题，例如G20和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也倡导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来增强亚洲和亚欧大陆之间的互联联通。这些实践是对现有国际体系和合作框架的补充，将促进现有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

基辛格《论世界秩序》一书是以一种很有深意的设问方式结束的：“我们将去向何方?”显然，历史又来到了新的转折路口，关键是将向哪里转变。

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中美两国，我们是否有决心和智慧走出大国冲突的历史窠臼?能否合作开创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秩序?为此，习近平主席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尽管受到误解和偏见的干扰，实际上在许多领域都建立起密切的伙伴关系。有人甚至把两国比作不情愿的双胞胎。两国互信的水平也相当令人印象深刻了。否则，我们何以相互颁发十年有效期签证?由此可见，年青一代继承的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大大多于负面因素。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前无古人，不会一帆风顺。但双方都认识到，要加强合作、管控分歧，为亚洲和世界构建面向和平与发展的稳定战略框架。这既是两国关系的方向，又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虽然21世纪全球秩序的演进并不容易，也不是朝夕可得之事。但未来寄望于年轻一代，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拿出很好的答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