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是学习如何观察事物的一种方式，它是强烈的个人视觉感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关于摄影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关于摄影的散文：论摄影

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1978版)由企鹅出版社发行，是迄今为止对摄影的文化意义的最全面透彻的介绍。这本书的组织形式显示出桑塔格对于摄影史的偏好。书中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单独阅读。她的宽广的视野使她从一系列不同的角度看待摄影，其中最重要的是反现实主义的思路。即使在照片好像反映了现实的时候——比如说档案照片——这些图像也是社会的产物，是被摄影者选裁过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的。摄影把我们推入现代性之中。而同时，摄影保持了一些魔术式的魅力，一些传统的，非现代的东西。这才是——摄影——真正的重要性所在。摄影保持着过去的伤感怀旧的意义。这不值得奇怪!充斥的或真或伪的民俗摄影就是这一种摄影类型的最好证明。图像不仅伴随着我们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而且还伴随着社会资本的不同阶段，尤其是摄影产品通过广告成为大众消费和欲望的对象的时候，它们更象一句魔咒对无知的人群进行大规模的心理入侵。

中文版《论摄影》在1999年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引进翻译，由艾红华毛建雄译出，归入实验艺术丛书。成为一大批有志成为摄影先锋的艺术家的必读书。摄影进入21世纪，在中国成为一种显性文化现象，这导致了《论摄影》这本书被中国摄影界的各方人士奉为了摄影的圭臬，几乎每一个摄影家都会关注它。2010年《论摄影》被译文出版社再次译出，翻译者是黄灿然。书籍的装帧却变得异常豪华。中国摄影界有钱了，但是却仍然缺少广博的梳理。很多摄影家以及从事摄影理论的工作者几乎没有意识到：《论摄影》其实是一本“反摄影”的个人自传，它宽广的视野和深刻的反思颠覆了很多摄影界的成见。而且，她主要在叙述当代西方摄影史。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的摄影观念被引进中国，现代性进入了后现代。它们零零星星地出现在流行的《大众摄影》、《中国摄影》、《摄影世界》、《人像摄影》、《摄影之友》、《摄影和摄像》等杂志上，引发了中国摄影者极大的好奇和模仿。《人民摄影报》曾经有过关于照片是应该“抓拍”还是“摆拍”的大量讨论，表面看来是一个摄影技巧的话题，实质却是中国摄影界突然意识到社会现实突然有了另外很多种关照。成为一个摄影家有了更多的选择。事实上，当时在报纸上还有过一则不起眼的小文章：《要空调，还是要美能达》，表露了一些决意要成为摄影家的中国人的纠结心态。摄影之门充满未知，走上摄影之路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和桑塔格在引语中的话一样：摄影家成为摄影家，就像驯狮人成为驯狮人一样。

我接触摄影之前，对我影响巨大的一本书是安德列亚斯·法宁格的《摄影的创造力》，这本书中的系列配图使我震惊，尤其是一幅名为“摄影家”的照片，这张照片正是被作为2010中文版《论摄影》的封面照片，堪称经典。成为一个摄影家，是需要大量的理论准备还是需要大量的摄影实践，这对每一个有志成为摄影家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时间问题。然而，有趣的是：有时候，触发一个人走上摄影之路的，也许可能是一本关于摄影的文学著作。1997年，《廊桥遗梦》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大陆成为畅销书的时候，我正在大学毕业的前夕，青春的迷茫，想出门闯荡世界的雄心，在《廊桥遗梦》的主人公罗伯特·金凯身上得到了映射。我买了两台凤凰303单反机械相机，带着三只镜头和两盘乐凯黑白胶片，开始了一次西部徒步之旅。在拍下了3000张牧民和道班工人以及大量的西部风光照片后，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深厚的人文主义者了。我给《廊桥遗梦》的翻译者资中筠先生写过一封信，表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她也在再版的《廊桥遗梦》前言中对我表示了鸣谢，使我终生难忘。

真正开始我的摄影生涯是我进入报社以后，我找来了大量的摄影史上的名家的著作进行深入的研究。一开始，我被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决定性的瞬间》所折服，他规范了这样一种摄影的准则：客观，保持距离，象射箭一样命中靶心，洞察事件的本质等等。但是，很快，我就觉得所谓“决定性的瞬间”理论是一种摄影霸权，它把很多当代的更有意味的摄影方式排除在外，摄影其实有很多别的非表现的方式的。这是在与摄影同行陈为人赵为民等人的交流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一种观念。

摄影是无限丰富的。

我依然选择乐凯胶卷，不过，随着摄影的工作量的增加，更多的选择是乐凯彩色胶卷，通过遍布街头的彩扩店冲印扩放。黑白和彩色的转换是否对我有深长的意味，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清楚地解释。我不是很精通暗房的技术，但是在家里却有一个标准的暗房和全部的黑白暗房器材。对一个沉浸在音乐中的暗房工作者来说，连续的几个夜晚的时间都是在显影定影中度过，这是一种至高的享受和休息。

《大众摄影》杂志曾经发表过我的天文摄影作品，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天文摄影还不是大众摄影中常见的门类。有人提出一种器材决定论的观点：认为不同的摄影家在使用不同的器材时，都会被归入不同的风格。这也许是一种偶然。生活中充满偶然，我称之为“机缘”。

2002年，和日本摄影家山崎政幸的在上海美术馆的相识是一次纯粹的偶然。摄影家对待自己的作品的态度是不同的，对于我来说，过去在西部旅行摄影的经验使得我懂得摄影是一个旅行记录，作品本身反映作者本人。那还是互联网刚刚兴起不久的时代，胶卷时代还没有完全过去，很多观点我和山崎政幸是通过邮件和照片及画册交换的，虽然不是很频繁，但是却为彼此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觉窗口。自由摄影师的困境是：必须自己经营自己的作品题材，而生活中有很多环境和机遇需要克服和把握。人，恐怕是有惰性的。

山崎政幸是一个很勤奋的摄影旅行者。和山崎政幸不同，在他为了他的旅行摄影奔走全球的时候，我早已经决定把自己的足迹就局限在上海这个城市的固定的几个地方和几个人身上。谁说摄影是一个与全世界发生关系的“借口”?和陆元敏顾铮等上海摄影界的一些摄影家的交往更坚定了我准备不再变化的摄影信念。

2003年，互联网和数码摄影已经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摄影时代。胶片摄影天然的倾向于复制;数码摄影绝对的倾向于传播。

又是偶然，在外滩，我结识了西班牙摄影家瓦伦丁。在数码相机还是500万像素的时代，他已经开始为他的专题“山”建立了个人网站。以黄山云雾的黑白照为主页，包括了世界上很多著名山脉的照片。他的网站拥有巨大的浏览量。对于摄影家而言，摄影必须与一种独特的生活观念结合。有时候，它是一个摄影家终身保持的一种志趣。瓦仑丁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仁者”。他对山的关照正是他和平的信念。

上海的摄影界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国际视野。记得塞巴斯蒂安·萨尔加多在上海举行他的摄影展和专题讲座时，上海的摄影家都深深为之感动，我当时刚刚初出茅庐，用乐凯SHD400胶卷拍摄了一幅他的环境肖像，以此表达了我对他的敬意。森山大道和荒木经惟也来过上海，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也体会到日本摄影家对于摄影观念的传播有他们个人化风格的诠释。

在上海，各种摄影活动是如此丰富，以至一些女性摄影家也以她们独特的作品风格面对观众。留学法国归来的女摄影家陈爱可在中山公园内的画廊里向我们展示了一系列经典布光的人像摄影作品，其作品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像摄影。而佳能公司也不失时机地将她塑造成了新的摄影偶像。2009年以后，我成为尼康注册摄影师。还是偶然，竟然在上海遇见了美国摄影家蒂姆李。非常惊讶于，在今天还有这样用宝丽来从事创作的方法。他对生活的记录，以及对色彩的超现实的渲染，实在是相当前卫。当代艺术的观念借这种怀旧的手法表现，着实让人耳目一新。

实事上，在“全民摄影”时代，摄影已经变成了一种“神话”，这是符合摄影的超现实的特征的。我经常使用自己的500万像素手机拍照，而且喜欢把它传到我的微博上去和众多陌生的网友分享。

大众视觉狂欢的体验确实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美学和摄影》这本书中曾经谈到：摄影进入数码时代，拍摄合成和传播将在未来几十年改变摄影的固有美学规范。这是确切的。

伊安杰里夫《摄影简史》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我和许多一起在摄影之路上跋涉的同行共勉之辞。他写道：照片所定格的迷人世界是不可转述的。照片折射的其实是相机背后的摄影家所处的时代的灵动状态以及摄影家的行为的各种尝试与可能。摄影是人类志趣的缅想和检阅，摄影家的趣味和观念使他们创作的照片散发出他们那个时代难以言喻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