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大学生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字篇一

《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摘要：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关键字：文化史研究文化热国学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0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一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四)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大学生中国近代史论文2000字篇二

《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摘要]民国年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密切相关，侧重于外交史、帝国主义侵华史等的研究，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同时中国近代史学科经历了从开创到完善的过程;这证明关注现实生活是史学发展的源泉。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主权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1)《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陈寅恪著《陈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2)于沛：《史学思潮、社会思潮和社会变革》，《史苑》2004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