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过上幸福生活的同时不应该忘记那些为祖国无私付出过的人们,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中华爱国人物故事。

中华爱国人物故事1：陈云的廉政故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比较困难时，陈云的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是：早饭稀饭、馒头、花卷、咸菜;午饭、晚饭炒一个蔬菜，炒时菜里加一点儿肉末，纯荤菜是没有的，连吃个鸡蛋，陈云都会觉得是一件很“隆重”的事。

到八九十年代了，国家的经济开始好起来了，陈云的伙食也有所改善，但依然很简单，他一日三餐是：早饭豆浆、面包、果酱和稀饭;午饭，一荤一素;晚饭，一个炒素，炒素主要就是烧豆腐，主食则为大米饭。

陈云吃饭总是细嚼慢咽、不急不忙，他对主食是“讲究”的，因为是江苏青浦(现划归上海)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只爱吃大米饭，饭量不大，为了防止浪费，每次做饭都要工作人员按上海人才会启用的度量单位“半两”来称量好。

陈云在吃饭问题上有自己很强的原则性“不吃请”，他也不请人吃，生活极有规律。特别是在工作场合，严格按照党的纪律、按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行事。

解放初陈云到东北搞调查，当地领导很热心，也知道陈云饮食偏素，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偏素的酒菜，陈云一见，立即露出不悦之色，站着不入座，直到把菜撤走，换上清淡的一素一荤，他才肯坐下来入席。

建国初，陈云还兼着中财委主任，夫人于若木当年在中财委联络室工作。当年跟随在他身边的俄语翻译李越然从来没见过她搭陈云的车去机关，很是不解，认为这是顺路的事，为什么不可搭车?陈云秘书告诉他，陈云对家人要求极为严格，有“几不准”：家属子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的文件，不许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实行供给制时，还严格规定子女不许与他一起吃小灶。他特别向于若木交代：孩子上下学不许搞接送，要让他们从小就像一般人家的子女一样生活、学习。

陈云时时刻刻对自己“不准”。当时中财委在“九爷府”办公，取暖设备坏了，机关准备了电炉，陈云经常穿着大衣办公，不开电炉，工作人员不解，他说，“那个东西很费电，白白烧在那里很浪费。我想没有特殊需要，就尽量少用或不用，我穿大衣办公习惯了。”当时，只有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来商量工作，陈云才会叫工作人员开上电炉。

1961年，陈云到上海郊区搞调查，随行的工作人员只有3人，不住宾馆饭店，就住在当年搞地下工作时的老战友家中，每顿饭就是两小碟素菜，喝的是大麦茶。而他这次调查的内容，却是关于千家万户吃的问题，即著名的农村养猪是集体养好还是给私人养好，他得出的结论是私人养成本低，收益高，能更好提高农民收入，保障供给城市，能更快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这位中共的财经专家，副总理，自己吃得简单，但精通人情，懂得民以食为天的天下第一大道理，管的事就是与人民群众的吃喝息息相关的经济生产，对这份内的事，陈云管起来一点儿也不简单。

1949年7月，他带领一位同志去上海做调查，深知做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就是稳定了全国经济的一半，对扭转全国的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于是一到上海，就明察暗访，对上海的各类市场进行细致的观察分析，也找了许多代表人物进行座谈交换看法。陈云指出，解决上海的经济问题，就是要解决“两白一黑”的问题，“两白”是指大米和棉花，“一黑”自然是指燃料煤炭了。

这三样东西是人民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一要吃饭，二要穿衣，也是我们要与投机商进行斗争、保持市场稳定的基本物资，只能解决好，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陈云经过调查认为，在上海的周边农村，这些东西并不匮乏，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解决运输问题，他强调要花大力气来组织运输，还要花钱造船，陈云经过精心测算，具体部署了运输计划，从其他地区向上海调运“两白一黑”。

中华爱国人物故事2:叶挺的公私分明

叶挺热情好客，重友情，请客吃饭，也是常有的事。当八省红军游击队在岩寺集结停当，接受过“点验”后，叶挺便备下几桌丰盛的家乡粤菜，宴请了首席点验官、国民党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及其随员们。

罗卓英是叶挺的广东同乡、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旧谊颇深。第二天，叶挺又陪同他们逛了黄山，显得热情周到，于公于私，都很得体适当。然后，集合司政机关全体干部，欢送罗卓英一行。

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期间，叶挺也经常让自己从广东带来的厨师，做些广东客家菜肴，邀请项英等军部领导及追随他来新四军工作的老朋友们，在一起聚聚餐，为的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有时也招待来访的国内外人士、国民党三战区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虽然叶挺的交际活动较多，但他每次宴请宾客，都是自己掏钱，从不慷公家之慨。

叶挺酷爱摄影，他的徕卡相机，是用夫人卖首饰的钱买的。不管战事多忙，叶挺都把相机带在身边，拍摄了许多战地照片。这些摄影作品，成为新四军军史中非常宝贵的资料。

叶挺还带头捐款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成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档案。当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于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合作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买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叶挺则利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辅导员。

中华爱国人物故事3:周总理的廉洁小故事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

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钱答：“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

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

一次，炊事员对他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总理说：“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

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

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

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

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