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不厌 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 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

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

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没有字的教科书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