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不仅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和客观要求,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金融机构、企业和个人,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利率市场化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利率市场化毕业论文范文一：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论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处于直接和间接并存的“双轨”时期。1998年，我国取消了对贷款规模的控制，实行新的间接调控的管理体制，这标志着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巨大转型。但是有些直接型货币政策工具仍在被央行使用，比如，“利率管制”这一主要的直接货币政策工具一直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此外，贷款规模管理这个本来已经退出的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却经常复出，被中央银行或监管部门拿来使用，但这都不能阻挡间接型货币政策工具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与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已经成为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现状分析我国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从1984年开始实行，经过近30年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金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984年以来，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经过了几次调整、改革。从1998年3月2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对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了调整:一是合并法定存款准备金账户和备付金账户;二是降低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8%，超额准备金由商业银行自己确定，这标志着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我国的一项间接货币政策工具。200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来调控宏观经济(有所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根据存款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和央行的调控需要来确定)。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根据经济形势，多次调整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频率非常高，尤其是在某些特殊年份，如:2007年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过快，连续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我国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针对不同的存款类型来设置的，而是针对不同的机构来设置的，同时，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的计提基数不是每日的存款余额，而是旬末的存款余额。另外，我国对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2013年以来，配合整个货币政策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大趋势，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更多体现出了定向性。“定向降准”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正向激励政策，与“全面降准”相比更具针对性和指引性:既能增加金融机构的可贷资金，又能降低“三农”、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有利于将更多的金融资源投放到“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二)再贷款与再贴现的现状分析再贴现属于非常古老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早在1837年，英格兰银行就经常以贴现方式给予票据经纪人以短期资金融通，在此以后它就在很长时间成了中央银行一个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和再贴现相反，中央银行信用贷款在西方市场化国家却很少使用，而且往往以有价证券为抵押，以保证中央银行的贷款能够收回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再贴现业务和中央银行贷款却是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发放的信用贷款极少，因此通常将中央银行贷款纳入再贴现之中，作为对再贴现的补充;而我国却是中央银行贷款规模十分庞大而再贴现数额相对较小。从1984年开始，我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并对商业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向进行监督，保证资金投向农副产品收购、国家重点建设等重点领域，对控制信用总量、调整信贷结构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长期以来，中央银行再贷款是我国增加基础货币供给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从1993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把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权力统一集中到了总行。但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成功后，外汇占款迅猛增加，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2014年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对冲销外汇占款和深度冻结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操作需求下降，为央行资产方的操作提供了必要空间。再贴现与再贷款将改变其在旧常态中那种“绣花瓶”的形象，真正发挥其调节货币信贷总量及结构的政策功效。

(三)公开市场操作的现状分析我国公开市场操作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中央银行调控货币市场短期利率，而是为了方便中央银行干预汇率。之后，中央银行逐步通过交易国债来调控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但人民银行的至“储备库”中的国债数量有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作用的发挥。从2003年开始，人民银行开始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利用中央银行票据来回收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此，人民银行形成了搭配使用中央银行票据和国债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机制，在调节货币市场流动性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2014年以来，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公开市场操作仍将是货币政策微调的基本工具，但央行票据余额将进一步下降，甚至不再体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因此，公开市场操作的对象可能转向国债或金融机构债券。同时，针对特定金融市场波动而展开的“定向公开市场”操作也要成为货币政策的新尝试。

(四)利率工具的现状分析将调整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作为一项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而非货币政策工具，但我国央行一直以来都是通过直接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来影响投资和消费，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已经完全放开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因此贷款利率已经不再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而存在，而是逐步地回归本源，成为央行调控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二、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其实施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我国目前还处于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和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并存的转轨时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一步推进，市场将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将会更多地依靠间接型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利率，疏通利率传导机制，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本文将对当前我国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实证分析。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数据为2005年1月—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数据来源于WIND网。选择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RR)、一年期定期贷款利率(LOANR)、公开市场业务(OMOPER，指央行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央票到期、正回购、逆回购操作之后的货币净投放额)等货币政策工具作为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指标。货币供应量(M2)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所以选择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货币供应量M2作为被解释变量。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由表1平稳性检验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无法拒绝原假设;一阶差分以后能够拒绝原假设，是平稳序列。对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贷款利率、货币供应量和CPI做协整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分析能够直接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而且能够衡量模型受到某种冲击后对系统的动态影响。下面将对存在协整关系的变量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考察CPI和M2分别面对RDRR、OMOPER、LOANR冲击下的脉冲响应结果。如上图所示，在对M2的影响中，存款准备金率(RDRR)对M2当期几乎没有影响，第二期产生负向冲击，第三期达到最大，这种影响在随后几期逐渐减弱;从公开市场业务(OMOPER)对M2的影响来看，第二期的影响为负，第三期则转为正向，之后影响小幅波动;从贷款利率(LOANR)对M2的影响来看，最初具有正向冲击，在第二期达到最大，之后影响逐步减弱。在对CPI的脉冲响应结果中，存款准备金率(RDRR)对CPI的影响在第三期达到高峰，随后影响消退;公开市场业务(OMOPER)对CPI的当期影响很小;贷款利率(LOANR)对CPI一直为正向冲击，而且在第三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减弱。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各项货币政策工具都存在政策滞后性，即当期的效果不显著，在滞后一期或两期的效果较明显。存款准备金率对M2和CPI的影响都很大，而且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强制性，中央银行在运用该工具的时候面临的阻力较小。公开市场业务对M2和CPI有一定的影响，但与存款准备金率相比要小得多。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我国货币市场较之发达国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公开市场操作还很难独当一面。但也正因为公开市场操作工具较为“温和”，因此不会对经济、金融产生比较强烈的影响。

三、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工具转型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央银行对利率的调控从直接走向间接，而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调控的手段，所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货币政策工具将逐渐从直接走向间接。从1998年开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转型开始逐步进行，央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管理，2000年以来，央行加强了对公开市场工具的运用，这些都是货币政策工具从直接走向间接的重要标志。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操作工具逐渐向间接化趋势发展，主要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票据和新增贷款管制(又称“窗口指导”)等。总体来看，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和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不同:(1)对价格的调控机制上，直接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利用央行的行政权力来规定价格，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主要通过间接货币政策手段来影响，进而再影响市场中资金的价格，因此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下的价格是主动的;而直接货币政策工具管制下的价格是被动的。(2)在应对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能够以市场的方式在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情况下达到目标;而直接货币政策工具相当僵化，会误导资源配置。(3)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靠“看得见的手”———政府;而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更多地依靠“看不见的手”———市场。

(一)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需要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核心作用，让利率能够真正反映金融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因此，直接管制的货币政策工具不符合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初衷。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无法合理配置资源;(2)管制的利率无法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容易导致金融“脱媒”现象的产生;(3)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容易带来“一刀切”的负面影响。

(二)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优势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较直接货币政策工具最大的优势，体现在能够更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体来看，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有以下优点:(1)间接货币政策工具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助于摆脱行政干扰。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能够避免受到各级政府的行政干预，从而增强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2)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更具有灵活性。由于间接货币政策工具方便进行小幅微调，因此有助于中央银行对外部冲击迅速做出反应，及早纠正政策偏差，调整政策力度。(3)日益广泛的金融创新需要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货币政策工具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而金融创新只能产生于竞争性的、自由的市场中。

四、利率市场化改革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应体现定向性结合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特征，利率市场化改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1)存款准备金是一剂“猛药”，不应该频繁地动用该政策来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2)要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采取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体现“定向性”;(3)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作为“利率走廊”的下限，应该在合理范围内调至最低，以加大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积极性。

(二)再贷款工具将拥有更大的创新空间，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1)准确定位和理解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所谓“最后贷款人”，一方面意味着中央银行是基础货币供给的源头;另一方面表明中央银行贷款是在商业银行没有任何其他合理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发放的，即最后的弥补途径。(2)中央银行再贷款应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中央银行要一视同仁，不应该有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的区分，在合理需求范围内都应发放贷款，真正的将中央银行再贷款看作一种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一种特权和福利。(3)中央银行需要根据流动性需求的期限、主体和用途不断丰富和完善再贷款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抵押补充贷款等特殊工具。

(三)公开市场操作将成为间接货币政策工具的核心公开市场业务在我国金融运行和货币供应量中发挥着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不可替代的作用。(1)公开市场操作是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性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直接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最终调节了货币供应量，作为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其主动和经常的调节作用是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无法比拟的。(2)公开市场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面非常广泛且透明度很高，扩大了参加公开市场业务的成员的范围，并通过招标竞价与各金融机构达成交易，增加了交易过程的透明度。(3)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中央银行不但进行正回购也开展了逆回购，交易品种不断增加。(4)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金融运行不会产生剧烈震动。随着我国利率的不断放开，经济发展要求货币政策调节的微妙性和高效性，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方向、力度上的决策越来越难。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采用“微调”能够减少货币政策工具用力过猛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中央银行将不再调控存贷款基准利率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中央银行将不再规定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这样一来，利率将不再是货币政策工具，而成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的中间目标。中央银行将以货币市场为依托，通过利用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市场短期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五)管控新增贷款规模的工具和贷存比的工具都将被淘汰(1)在利率管制时期，货币政策的传导只能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来完成。因此，贷款规模控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是一种无奈之举，会引发货币政策调控中的许多问题:一是影响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一些急需资金的企业无法获得贷款。二是增加企业成本。企业为了获得贷款，就要想方设法满足金融机构诸多不合理要求。三是导致民间借贷膨胀，影响了金融稳定性。贷款规模控制是计划经济思维方式下的一种产物，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背景下依靠市场来分配资源的本质。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控制贷款规模必须从货币政策工具中退出。(2)商业银行贷存比工具的初衷是为了降低其经营风险，它更多的是一种监管手段。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与贷存比工具相比较，存款保险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我国金融消费者。

(六)国债将成为主要的长期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将逐步转为债券。对于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与国债市场的协调配合，需要改变国债市场分割的局面，形成统一的国债市场。第一步是改变当下我国国债二级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目前，流通市场包括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其他的场外市场等。这将投资者分割开来，降低了国债的流动性，使得交易不活跃，而且造成性质相同的国债具有不同的流通性和收益率。第二步是统一发行市场和二级流通市场，设计类似于股票发行流通的连续国债发行机制。

(七)构建以政策性利率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模式从货币政策调控的角度来看，“量”的减少与“价”的上升是同步的，但“价”的优势就在于它的透明度更高。货币政策的高透明度有利于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的敏感性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在利率市场化进一步推进的过程中，中央银行需要更加重视政策性利率在引导市场利率中的作用，搭建“利率走廊”，完善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框架，充分发挥包括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再贷款利率在内的政策性利率的重要作用。

利率市场化毕业论文范文二：浅谈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论文

一、模型构建

模型主体包括居民、企业和中央银行。居民在面对预算约束的条件下，对消费、劳动力供给和期末资产进行选择，进而达到预期效用函数最优化的目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分为两类: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模型假定最终产品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而中间产品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状态，并进一步假定企业对中间产品的价格采取Calvo(1983)[22]定价的形式，企业通过对产品数量和价格的选择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负责制定并执行，货币政策目标包括物价、经济增长及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稳定。模型中总需求由居民效用函数最优选择决定，包括对国内生产产品和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总供给由企业利润最优化选择决定，包括国内生产产品的供给和出口品的供给。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反应方程由泰勒规则的拓展形式体现，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的多重目标，我们根据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的方法将名义汇率变动加入货币政策反应方程中，并进一步考虑经济增长率对名义利率水平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假设世界由本国和外国构成，本国生产的产品用H表示，外国生产的产品用F表示，本国和外国生产的产品都包括H和F。假设H和F之间的替代弹性为η。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由多个品牌构成，本国产品的替代弹性和外国产品的替代弹性均为ε。

(一)居民行为决策与总需求方程不同于传统的IS—LM模型，DSGE宏观经济模型要求经济总需求方程体现居民对其效用函数的最优化，假设国内居民和国外居民拥有相似的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假设经济中存在无穷同质且无限生命的代表性家庭，代表性家庭的决策问题是选择自己的消费、劳动供给和实际货币持有额的持有量来最大化居民的终生效用。

(二)企业行为决策和总供给方程同传统AS—AD宏观经济模型不同，DSGE宏观经济模型要求总供给方程体现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微观观点。从供给角度看，企业最终产。

(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Mishkin和Savastano(2001)[23]将控制汇率波动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放入货币政策规则中。国内很多学者也仿照类似的做法，如赵进文，高辉(2004)[7、王胜，邹恒甫(2006)[24]，刘斌(2008)[25]等，为此本文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设定如下。(23)和(25)式中引入了汇率项，其反映了本国货币政策对名义汇率变动的敏感度，若系数φq=0，表示货币当局不干预汇率的波动，即本国实行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若系数φq≠0，表示货币当局面对名义汇率波动会做出反映，相应的汇率制度为一种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国内也有不少文献均将汇率引入到货币政策规则中，进行拓展研究。如王晓天和张淑娟(2007)[26]，卞志村(2008)[27]，袁申国、陈平、刘兰凤(2011)[28]。国外的货币政策用标准的泰勒规则表示。

(四)国外家庭部门行为国外家庭部门进行与国内家庭一样的最优选择，可以得到相应的一阶方程为。

二、参数的估计与检验

(一)数据的选取和处理模型中反映稳态特性的参数用校准法，刻画模型动态特征的参数需要用统计方法估计。总需求和总供给方程的估计由于方程组包含预期变量，因此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是有效的，常用的广义矩估计方法。广义矩估计方法由于限制条件较少，是目前估计前瞻性方程的有效方法。估计的参数需要用到的数据主要是国内数据:产出、通胀率、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和国外净资产。数据样本选取1996Q1～2014Q2，数据来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CEIC数据库、Wind数据库、IMF公开发行的国际金融统计、EIUCountryData。为了消除通胀的影响，需要将名义GDP转化为实际GDP，实际GDP=名义GDP/定基通胀率。定基通胀率选取基期为1995年第4季度。潜在产出采用被广泛应用又比较容易处理的HP滤波方法。一般模型中的产出变量用产出缺口的变化率来表示。通胀率采用CPI，本文将定基CPI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后再进行季节差分，得到的季度环比通胀率作为通胀率的衡量指标。定基CPI也采用EIUCountryData数据库公布的数据，并转化为以1995年第四季度为基期的指数。选取同业拆借市场利率作为市场利率的代理变量。

(二)校准、估计和检验1.参数校准不失一般性，设定外生技术水平冲击稳态值为1。在稳态通胀等于1的情况下稳态名义利率等于稳态实际利率，用样本期内的名义存款利率扣去通胀率再取平均值(谢平、罗雄(2002)[4]，陆军、钟丹(2003)[5])得到稳态利率为1%。综合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对弹性系数的估计结果各不相同，但是其估计出的资本产出弹性一般都在0.5～0.8之间，而多数估计是在0.6～0.7之间，本文取0.6。物质资本折旧率的年度值大多设定为10%，对应的季度值为2.5%。大多数国内外文献将mc取值为0.91，国内学者基本做此设定，如刘斌(2008)[25]，王彬(2010)[29]等。φ为闲暇与消费的替代系数，设定为1，价格前向性概率ζ分别为0.25。为了保证不同类型货币政策情况下，各外生冲击(除政策冲击)的回归系数的一致性，各外生冲击回归系数和标准差采用校准方法，而其他的动态参数采用贝叶斯估计，如表1。表12.参数估计由于货币政策规则方程中包含预期变量，因而采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估计不是有效的，对带有预期变量的估计，广义矩估计是一个常用的方法，主要是因为GMM的限制条件较少。广义矩估计是一种重要的统计参数估计方法，该方法是基于在模型实际参数满足一定矩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在随机抽样中，样本统计量将依概率收敛于某个常数。这个常数又是分布中未知参数的一个函数。在不知道分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利用样本矩构造方程(包含总体的未知参数)，利用这些方程可求得总体的未知参数。只要模型设定正确，则总能找到该模型实际参数满足的若干矩条件，从而对未知参数进行估计。估计时工具变量选择滞后期的通货膨胀、实际利率、汇率和产出缺口。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估计结果t统计量值的DW值可以看出估计结果的显著性。

三、利率市场化对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效应的影响比较分析

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效应包括影响程度和作用时间两个部分。政策的影响程度方面，需要回答的是在哪种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下货币政策调整能对产出和通胀波动产生最大的影响。在经济的起伏波动中，一种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能通过自身的松紧变换最大程度地烫平波动。对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时间而言，自然是越短越好。因此，从货币政策调整的冲击效应看，合意的货币政策工具往往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发挥最大的政策效应。下面给出当长期稳态利率为1.035、1.07和1.105时，两种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和通胀对一个百分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图。由图1可以看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货币供给冲击对产出的初始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产出的初始冲击效应几乎不变。说明利率市场化提高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并没有随利率市场化而提高。由图2可以看出，随着均衡利率的上升，货币供给冲击对通胀的初始冲击效应逐渐增强;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产出的初始冲击也逐渐增强。说明利率市场化有助于提高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通胀的能力，但是相对而言，价格型调控通胀能力更强。通过脉冲响应分析可以总结得出:数量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其调控产出和通胀的能力;价格型货币政策下，利率市场化没有提高其调控产出波动的能力，但是却较大幅度提高了其调控通胀的能力。从调控作用时间和影响程度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于产出和通胀的调控效果较好。以上结论虽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得到，但是结论中的数量型部分和金中夏等(2013)[19]在封闭条件下得到的结论一致。

四、结论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对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的研究，目前仍然缺乏必要的定量分析。为此，本文在小型开放经济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数量型还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市场化都能够有效地提高其调控能力，特别是利率市场化较大程度提高了价格型政策调控通胀的能力。并且，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行，相对数量型而言，价格型调控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的能力更强。因此，要坚定不移地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改革利率的形成机制，使之成为准确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价格信号。当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乘数都不稳定，货币供给量的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都在下降，这些因素制约着数量型工具的调控效率。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逐步深入，利率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逐渐畅通，利率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调控的现实条件逐渐完善，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工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因此应当加大使用利率调控手段的力度，减少使用数量型调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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