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斤的故事你看过了吗？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励志人物故事，供大家参阅!

励志人物故事：杨六斤

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男孩杨六斤，6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4年前爷爷奶奶相续去世，他独自生活，住在空房子里，每个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算是肉菜。5月底，他的故事在广西电视台播出，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两位义工，辗转4000多里，把杨六斤接到深圳，学校准备资助他读书。

6月20日，杨六斤堂哥、镇政府干部、原学校校长和广西电视台记者来到深圳，要求将杨六斤带回广西，表示其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需要他回去处理事情，包括捐款。然而，杨六斤已经喜欢上在深圳的生活，表示不愿回去，而康桥书院的老师也不想让他走，双方一度僵持，协调两天后，康桥书院最终同意广西来的人今天将他带走。

广西男孩 感动深圳老师

陆卡娅是深圳康桥书院校董助理、国际高中部副校长，在学校被人称为陆教授，因为她原来是广西师范大学的教授，退休后来到康桥书院任教，据其介绍，6月1日，她在网上看到杨六斤故事的视频，“虽然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但看了杨六斤的故事后，也把我感动得掉眼泪，他很阳光、坚强。”陆教授说。

网上视频多来自广西电视台的报道，据报道，12岁男孩杨六斤是广西隆林县德峨乡人，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弟弟改嫁，杨六斤被留下来与爷爷奶奶生活。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杨六斤住在亲戚提供的空房子里，独自生活。想妈妈和弟弟时甚至自己半夜出去找妈妈，半路又折回来，因为害怕给妈妈增添负担。他每个星期从堂哥那里领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虽然年纪小，但生存能力特别强，常吃野菜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算是肉菜。

陆教授说，她把视频给在学校当义工的杨女士看，当场看得杨女士泪流满面。两人商量，打算去广西把杨六斤带到深圳康桥书院来，由学校资助他读书。

辗转2000公里 带他到深圳

6月2日，杨女士联系上广西电视台，得到了杨六斤堂哥杨取林的电话，而杨取林在广西梧州务工，“我们就做杨取林的思想工作，也给他介绍了深圳学校的情况，后来他同意带她去老家见杨六斤，如果杨六斤愿意，那可以跟她到深圳去。”

6月3日晚上，杨女士和另一义工郭先生一起，开车直奔梧州，4日上午达到梧州，接上了杨取林，他们就往杨六斤的老家隆林县德峨镇赶，一刻都没有停留。5日上午10时许，他们在德峨镇新街村小学找到了杨六斤，当时他还在上课，郭先生表示，通过杨取林，他们说服了杨六斤到深圳来，先参加学校的两期夏令营，到8月10日，如果杨六斤愿意，可以留在康桥书院读书，如果不愿意，他们会将他送回来。

之后，他们与杨六斤所在的学校校长杨佳勇沟通，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后，由杨取林办理请假手续，“我还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押在学校。”杨女士说。

6月6日晚10时许，他们回到康桥书院，“三天时间，我们赶了4000多里路，因为真的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就想赶紧把杨六斤带到深圳，给他一个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郭先生说。第二天，杨六斤的堂兄杨取林和在深圳打工的堂姐也赶到学校，看到学校环境后才离开。

陆教授表示，杨六斤到康桥书院后，跟着实验班的学生一起学国学，学校执行董事沈兰慧还将自家的衣服，特意挑了几套大小合适的给杨六斤，而这两个周末，义工杨女士和郭先生都留在学校陪杨六斤，上个周末，还带他到南山的荔枝世界去玩。

当地政府派人到深要人

据杨女士介绍，上个周末，在深圳务工的杨六斤堂姐杨某来学校看他，当时其堂姐表示，杨六斤公布在电视上面的中行账号，收到了很多捐款，有几十万，政府希望能用这笔钱，给杨六斤盖个新房子，改善他的生活，可能需要他回去，当时杨六斤就说“懒得回去了”。

6月18日上午，杨六斤堂哥杨取林给她打电话，说政府的人会和他一起来深圳，要将杨六斤带回广西。第二天晚上，堂哥杨取林、新街村小学校长杨佳勇、德峨镇政府干部韦某还有两位广西电视台的记者来到深圳。

“当时他们说来看下杨六斤在康桥书院的学习和生活，然后就提出第二天要把他带回广西，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觉得这样对杨六斤来说是一种伤害，好不容易让他有家的感觉了，又要被带走，回去后是否会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我们也没有底，所以当时就没同意。”沈兰慧说。

沈兰慧表示，杨六斤来到康桥书院后，除了去广西带他回来的义工郭先生和杨女士，学校总共只有三个人知道杨六斤的事，她、陆教授和校长，就连副校长都不知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不是特殊的环境，不想让他在聚光灯下生活，而是和普通学生一样学习生活。

“可能有点误会，因为杨六斤的事情电视台播出后，很多人都来关心他，他现在是公众人物，所以需要他回去处理一下事情。”德峨镇政府干部韦某说，很多人给杨六斤捐款，具体多少他也不知道，捐款如何使用?首先肯定是保证杨六斤的学习和生活所需，超出部分如何处理，这个可能要相关政府部门比如民政等来定。政府是否有提议用捐款给杨六斤盖新房子，其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方便说”。德峨镇干部韦某说。

而杨六斤的堂哥杨取林表示，杨六斤用于接收捐款的中行账户在他那暂时保管，但他们也没有查询过具体数额，因为需要杨六斤回去处理一些事，所以才过来接他回去的。广西电视台记者陈女士则表示，因为杨六斤的节目播出来后，很多爱心人士在关注和帮助他，所以他们想来了解下他在深圳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们要把杨六斤带回去我们也没办法阻拦，也不想别人对我们学校有误会。”康桥书院校董沈兰慧说，如果强行把杨六斤留下来，还担心别人以为学校有什么目的。

而德峨镇干部韦某则表示，他们也跟康桥书院谈好了，今天下午就带杨六斤回广西，等杨六斤回去处理好事情，参加月底的考试，到暑假如果他还想来深圳读书，他们也不会反对，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杨六斤好。

励志人物故事：李嘉诚

逆境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条件，当我身处逆境时，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条件，因为我勤力，节俭，有毅力，我肯求知，肯建立信誉。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天保持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1940年秋，李嘉诚一家从潮州逃难至香港，栖居在舅舅的钟表行中。李家原本没有商业传统，到香港前，父亲是一位小学校长，爷爷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就取得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李家可算的书香门第，在当地受人敬重。

但这些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半点价值，甚至为生存带来了压力，一家人卑微如蝼蚁。13岁的李嘉诚不得不失学，寄人篱下当学徒。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夜晚则必须搬开家具与其他伙计挨着入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香港，李嘉诚的母亲只好带着弟妹重回老家，留下他们父子二人。更大的不幸是，贫困抑郁的父亲竟染上肺结核，大半年后去世。在父亲过世前一天，并没有向他交代事情，反而问他有什么话说。“我安慰父亲，告诉他‘我们一定都会过得很好’。”14岁的李嘉诚独自面对父亲的死亡，“彷佛一瞬间被迫长大”。历经家道中落、少年失学、父亲过世、孤独的流落异乡，迫使李嘉诚在很短的时间内压缩成长。

为了实现对父亲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天保持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李嘉诚的机会终于来临。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某天，他所在工厂的老板亟需发信，但是书记员请假，李嘉诚因好学被推荐帮忙。出色的表现使得老板对他另眼相待，将其从杂役小工调至做货仓管理员，继而成为了业绩很棒的推销员，再升到经理，19岁更成为总经理。李嘉诚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关于货品的进出、价格、以及货品管理，推销等技巧。

因为业务关系，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便提高英语，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1950年，他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料厂。

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转产塑胶花。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业务迅速发展，由于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继而成为了香港乃至全球的塑料花大王。如今这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机会，从而开始了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励志人物故事：柳传志

在企业的初期状态，目标是一个暗藏的、朦胧的意识。因为你还很弱小，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和企业还缺乏把握，无论你具有怎样的信心，目标对于初创企业至多是一个远大抱负，因而无法量化与明确。

1980年代初，计算机革命已经在全球兴起，硅谷也成为中国的技术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中科院内部的科技人员早已经禁不住诱惑，不断走出高墙深院创立公司。

老帅柳传志在2月初复出担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是我的命，需要我的时候我出来，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柳传志自剖心迹，虽已年逾65，但激情不减当年。

1980年代初，计算机革命已经在全球兴起，硅谷也成为中国的技术研究者们的热门话题。中科院内部的科技人员早已经禁不住诱惑，不断走出高墙深院创立公司。时任计算所所长的曾茂朝(现任联想控股董事长)也一直在私下里鼓励手下创立公司。已年逾40岁的柳传志主动提出了要创业，“我40岁的时候是因为前面没有路可走，所以选择了创业。”

当年10月，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前身)“授命成立”，王树和、柳传志、张祖祥组成三人核心成员，柳担任副总经理。曾茂朝将计算所的传达室交给柳传志使用，又给了20万元开办经费，还给予了很多不成文的支持：不受限制的招纳本所人员，可以使用所里的技术成果，员工可以使用自己原先在计算所里的办公室、电话以及所有资源等。

虽然支持很多，但是从1984年冬天到1985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公司里最令人头疼的是不知道去干什么。柳传志后来回忆，“当时实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着，哪怕挣点儿钱发工资也好。”于是，包括柳在内的所有员工都当过“倒爷”、“板爷”，在中关村拉平板车去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电冰箱。

后来因为听说倒买一台彩电能赚1,000块，联想也跟着去做。当时有说法“骗子比彩电还多”，尽管柳传志小心谨慎的叮嘱要看到电视才付款，他们也的确看到了电视，不过等钱汇过去，对方却消失了，联想一下被骗去14万元。公司一下子更加艰难。

到了1985年，所有可能为公司带来收入的各种业务几乎试了一个遍。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计算所倪光南主导开发的“汉字系统”带到了公司，成果产品化后就是后来知名的“汉卡”。当时电脑大部分靠进口，全是英文系统，必须装上汉卡，每台电脑经过改装后利润高达一、两万元。联想在6个月内至少销售出了100套，为公司带来了约40万元毛利润。

曾茂朝的妻子，计算所研究员胡锡兰就在1985年的夏天从自家楼上看到了一个难忘的场景：烈日炎炎下，柳传志和李勤(现任联想控股常务副总裁)等人正在人拉肩扛，将一堆微机从大院门口搬进来，柳传志满头大汗，衣服湿透，而李勤把裤子卷到了大腿上，气喘吁吁。回想当日情景，柳传志后来表示，“我们第一桶金就是靠出卖技术劳力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