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是由诸多因素共同推动的：政治的、经济的、体制的、技术的、人文的等等。就经济因素而言，古典经济学把土地、资本、劳动看成是经济发展的三大要素（马克思把这三大要素概括为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又把技术、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知识进展视为新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当今发达国家在近50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因素的作用在不断增长，特别是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中，这个因素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这便是金融。那么，金融是如何成长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它是通过什么途径和作用机理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对现代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究竟有多大，金融的数量扩张和效率提高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差异，以及如何把握金融发展才能保持其对经济的持续推动力并提高整个经济的发展效率等等，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应构成现代金融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迄今为止，即使在西方理论界，也还远没有像对其他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努力，并在此基础上，探寻一条符合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金融发展之路，以期通过建立高效率的金融体制使正在起飞中的中国实现高效率的经济持续发展。

本文的研究共分五章来进行。

第l章主要考察了金融成长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因素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过程，研究金融在500年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贡献和金融作用性质的两次质变，即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到“主动性作用”，再从“主动性作用”到“先导性作用”。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从经济与金融的逐步融合分析经济货币化、金融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从金融产业发展和金融国际化分析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长，并在这种分析中，考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寻找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金融原因。第3章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分析金融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量增长、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比率。第4章主要分析金融效率。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经济发展的效率。在历史分析和数量分析基础上，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第1章的研究是从货币和信用最初发挥的作用开始的。

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初是通过货币与信用这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体现出来：货币以其自身的属性方便了交换和贸易，提供了财富积累的新形式-积累货币，从而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重要条件；信用使生产要素得到最及时充分地运用，并且使生产者能够超过自己的资本积累从事扩大再生产，同时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但在15世纪之前，由于商品经济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上，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还很狭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还只是“适应性的”。

15、16世纪，随着商品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货币和信用的作用范围急剧扩展。货币积累代替实物财富积累成为主要的积累形式，同时，信用的发展又使不流动的货币积累转变为流动的货币资本，既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又增加了生产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和信用逐步融合为一体并形成一个新的范畴-金融。金融范畴的形成使货币和信用在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以它们的结合提供了新的作用力，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高。但就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金融作用的性质尚未发生本质的转变。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一次质变是在17世纪初，其标志是新式银行的成立。其中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券的发行与流通是这一质变的转折点，也是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虽然银行券的最初发行是为了节约金属铸币和在支付体系内提高效率，但它却为后来信用货币制度的建立作了重要尝试，开辟了通过创造廉价货币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所谓“廉价货币”，有两重涵义：其一是相对于金属货币来说，银行提供的信用货币（最初主要是银行券）是“廉价的”，并且在技术上可以超过金属货币量的限制；其二是相对于高利贷而言，新式银行促使借贷利率纳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内，所提供的货币是低利的。银行廉价货币的提供，使经济发展在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之外获得了新的货币支持。英格兰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扩展到用于向新兴工商业提供贷款支持，并把经营获利作为中心目标，又开辟了银行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新式银行的成立。银行券的发行和银行把货币资本投向新兴工商业，不但加快了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进程，而且使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转变为“主动性作用”，金融地位发生了一次重要质变。

金融地位的上升和作用性质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作用力度的迅速增强，促进了18-19世纪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建立，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走向成熟。

金融对经济作用性质的第二次质变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其主要标志是金本位制的解体和金属铸币流通的终结。在二战之前的三、四十年间，西方世界虽然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但就经济总体的整个发展过程看，还是以上一世纪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本位制度逐步走向解体，不兑换信用货币代替金属铸币面广泛流通。从国际支付体系看，这一变化似乎是破坏了原有体系的稳定性，给经济发展造成影响，而实质上，这却是一大进步。金属铸币的流通，黄金与信用货币（银行券）的自由互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支付体系的稳定，但也限制了金融对经济推动作用的发挥。因为在信用货币与黄金自由兑换条件下，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支持经济发展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兑换信用货币的广泛流通为金融通过提供廉价货币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其不再受各国黄金储备数量的制约，信用货币可以在生产潜力允许的条件下先于生产而出现在经济生活中，并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一重要转变使金融在经济发展全部推动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大大提高。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便从“主动性的”转变为“先导性的”。

70年代，随着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美元与黄金的彻底脱钩，完全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制度建立起来。在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在技术上已无限制，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解除了最后一道屏障，随着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金融对经济的“先导性作用”更加突出出来。

完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为金融最大限度地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必要条件。但新的问题也会同时产生。以保持良好金融秩序，为金融推动经济发展作用的充分发挥和提高发展效率为目标的金融政策，在国家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大大突出了。

第2章现实地考察金融与现代经济的密切联系

在现代经济中，尽管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差异还很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金融已经与各国的经济密不可分。现代经济基本上已不存在没有金融的纯实物经济运行，金融已渗透到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并且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货币信用经济、金融经济的提法都从一个侧面描述了现代经济这一基本特征。

对现代经济的宏观分析，西方经济学者在起始点上都是通过把国民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进行的。这种分析方法在 80年代之后的中国也逐渐被采用，并呈现出统一化和规范化的趋势。在这种分析中很容易看出，资金运行是现代经济运行的传送带。而在资金运行中，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有着较高的效率，则可以最大限度地促使资金从盈余部门向赤字部门的转化，即最大限度地促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如果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效率很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便会受到约束。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其差额是闲置储蓄，这意味着社会生产潜力没有得到充分运用。从而可得一个重要结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作状况以及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决定着经济的发展。

对现代经济中金融重要地位的上升和经济与金融的交融运行，可通过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分析来考察。

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重要地位的上升，一个主要的标志是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快于经济本身的发展，并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经济货币化程度的衡量，可借用货币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来进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和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曾对美国和英国1870年以来100年间的货币量和经济量进行过统计分析，按照他们的统计数据，在120多年前的1871年，当时经济最发达的英国，货币化比率已达到0.516，美国则为0.216。到本世纪40年代初，货币化比率英国和美国均在0.7左右。从发展过程看，在起始点上，英国的比率远比美国为高，直到20年代初期美国的该项比率才达到英国1871年的水平。但从发展趋势看，美国的货币化比率提高的速度远比英国为快。这一分析结果与英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状况大体吻合。

按照经济货币化的定义，经济货币化比重的理论极限值为1，并且事实上不可能达到1。因为不论经济和金融发达到什么程度也总会有一部分为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和服务是非货币化的。但分析中借用的货币量与经济量的比值却完全可能达到1和超过1。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采用另外的途径对60年代一些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的货币化程度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在60年代，美国货币化比率在0.85-0.93之间，日本则为0.85-0.88，这个比率在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在欠发达国家，该比率要低得多。平均在0.5-0.6之间，大约与90前英国的水平相当。货币化比率的差异反映了金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地位的差异以及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提高经济货币化比率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

实证分析还表明，当经济货币化比率达到一定程度时，该比率的提高便会放慢，也即经济实现了货币化或货币化了。那么，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货币的作用范围与作用力度是否也就不再增长了呢？不是！它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增长。在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现在被称之为金融创新的一系列带有革命性的变革，这种变革在70年代之后再次掀起高潮并且一直持续着。金融创新使一大批新型的金融工具或货币替代物不断涌现，反映在统计数据上，便是“货币”外金融工具的迅速增长而原定义下“货币”存量增长的相对放慢。虽然大的金融变革自17世纪新式银行出现以来发生过多次，但在本世纪50年代之前，那些变革基本上都反映在不断扩展的“货币”范围之内，而50年代开始的金融变革已扩展到“货币”之外。由于各类新型金融工具难以用“货币”的概念所涵盖，所以，经济货币化分析便不能准确地反映金融对现代经济作用的增长。由此，把不断扩展和迅速增长的全部金融工具（包括广义货币和非货币金融工具）与经济总量联系起来分析，也即分析“经济的金融化”便是观察现代经济运行与金融作用增长的一个较为科学的方法。

衡量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指标可用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分析开始于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经济金融化”这一概念。在戈德史密斯的分析中，金融一经济相关比率是用金融工具总值与国民财富总值的比率衡量的。根据他的分析，发达国家的这个比率在110年前不到0.2，到1963年已增长到1.5，即金融工具总值超国民财富总值的50%。由于国民财富和金融工具总值的统计数据在各个国家都比较缺乏，为便于分析比较，本文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国民财富，用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代替全部金融工具。从替代计算的金融-经济相关比率看，发达国家在1880年大约平均为0.78，到1963年，该比率上升为1.55；而欠发达国家分别为0.025和0.54。 1963-1993近30年间，世界所有国家的金融化趋势都在加快，发达国家已达到2.2，比较发达国家达到1.6，欠发达国家也已超过0.8。中国在改革之前的1978年，该项比率仅为0.57，15年后，迅速提高到1.5，高于欠发达国家，接近比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在经济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业也按照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有规律不断推进着自己的发展进程。金融产业的初步形成是在17世纪初，而过渡到现代金融产业则经过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现代金融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使金融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自身产值的增长为经济发展直接作出贡献。在目前，发达国家的金融业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0％。

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的国际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这种趋势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跨越国界的金融业务已占据很大比重；二是金融机构的跨国设立；三是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金融的国际化既是金融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特征，又是国际经济发展和金融业竞争的必然结果。金融国际化是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前提，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又为金融的国际化创造着坚实的基础。

第3章重点考察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程度。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认为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各占一半。按照这一思路，对金融贡献的分析也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和在促进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的贡献。此外，由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是一个重要产业，对金融贡献的分析还应包括金融业自身产值的增长。

金融在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中的贡献主要通过促进储蓄率、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系数和就业量的增长体现出来。

金融发展能够促使社会储蓄率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以下二个原因：一是金融的发展使储蓄转化为未来消费变得非常容易，如货币储蓄显然比实物储蓄更为方便；二是利息的存在使储蓄能够带来增值从而为将来更多的消费创造条件。虽然金融发展（如提供消费信用）也有促使消费倾向增加的可能，但就总体说来，金融对消费一储蓄天平的改变是向储蓄一方倾斜。因此，金融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储蓄率上升，从而为投入量的增加提供源泉。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在1965-1991年的26年间，全世界平均储蓄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年均 0.114个百分点。虽然储蓄率的上升并不仅仅是由于金融这一个因素，但金融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第二章第三节曾分析过金融量与经济量的增长关系，结论是金融机构资产量的增长和各种有价证券余额的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快于世界银行分析的平均储蓄率的增长。这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促使社会储蓄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金融不但能够通过自身发展促使可能消费（或可能储蓄）转化为实际储蓄，而且还能够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在任何社会中，在储蓄量既定的条件下，投资数量都取决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能力。在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过程中，利息的高低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考虑到金融在现代经济中还可以提供超过储蓄量的信用货币投入，那么金融对要素投入量增加的促进作用就更加明显。

如果用储蓄率的年增长率和储蓄向投资转化系数的提高率代表金融对资本投入量的贡献，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7.36％。

金融促进劳动投入的增长，主要是通过促进就业比重的提高体现出来。金融不能使人口增加，也不能使劳动力增加，但可以使总劳动力中的就业比重增加。一方面，金融通过促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吸纳更多的就业人数；另一方面，金融领域直接吸纳了就业量。从就业结构来看，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部门的从业人员比重在不断上升。如果用金融业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增长率代表金融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那么这一因素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 2.5%。

把金融对资本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和对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一并计算，则金融在现代经济中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增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占到总经济增长率的10%。

金融对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理论上分析并不十分困难，但作定量分析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分析金融在其中的作用，可借用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比重来进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从边际投入与边际产出的对比中反映出来，一般地，边际投人收益的提高意味着投资主体具有更强的投资欲望。在投资主体自有资本积累一定的情况下，会通过外部融资扩大投资。因此，投资主体外部融资的增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投资主体的外部融资有两条途径：一是向金融机构借款，即间接融资；二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产权证券（股票）和融资证券（企业债券），即直接融资。企业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企业直接融资比重的增长可通过股票债券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来反映。根据所能得到的有关国家的数据分析，金融在这一方面的贡献程度在经济总增长率中约占1.3%。

金融业自身产值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分析比较容易，可用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变化率来衡量。随着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金融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发达国家在60年代该项比值大约为10%，到90年代初，上升至15-20%，平均每年上升约0.3个百分点，在国民经济总增长率中的贡献程度约为8.6%。

总之，金融通过促进要素投入量的增长、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自身产值的增长使其在总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大约占到1／5。

第4章重点分析金融效率。

在金融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效率起着关键的作用。金融效率的高低决定着金融发挥作用的成本和作用力的强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经济效率的高低。

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由于金融的特殊性，对金融效率的分析很难在一个统一的层面上进行，而应分层次考察。第一层次便是金融作为一种现代产业，金融机构作为这一产业主体在经营发展中的效率，它基本上代表着金融的微观效率；第二层次是金融作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市场运作中的效率，也即金融市场效率，它反映了金融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的结合；第三层次是通过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所反映出来的综合效率，也即宏观金融效率；第四层次是国家对金融的调节控制效率，反映着国家对金融的管理能力。

1．金融机构效率。金融机构效率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发展效率体现出来。经营效率包括业务能力和盈利能力。业务能力体现在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务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银行的清算速度、资产的增长率等方面；盈利能力建立在业务能力基础上，主要通过资产盈利率和资本盈利率来衡量。金融机构的发展效率是指金融机构作为金融产业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开创未来的能力，它主要通过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资本的增长能力、设备的现代化配置能力及更新能力、人员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等体现出来。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效率都有了较大增长，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2．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效率是指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和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能力。金融市场的运作能力通过5个方面体现出来：①市场上金融商品价格对各类信息的反映灵敏程度；②金融市场上各类商品价格具有稳定均衡的内在机制；③金融商品数量及创新能力；④市场剔除风险的能力；⑤交易成本的大小。金融市场对经济的作用能力突出表现在市场对融资需求的满足能力和融资的方便程度这两个方面。

按照上述衡量标准进行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得多。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效率达到目前这样高的程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出现过数次大的金融市场危机和几十次小的金融市场动荡。欠发达国家在确定本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和提高市场效率的过程中，认真研究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极其必要的。

3．金融的宏观效率。金融的宏观效率是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和金融市场效率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效率。它综合体现在货币量（包括通货量、货币总量和货币结构）与经济总量的关系上。对金融宏观效率的分析可通过货币一经济比率、货币结构比率、货币乘数等来衡量。

（1）货币一经济比率。

货币量与经济总量比率既是反映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指标，也是从宏观上衡量货币作用效率的基本指标。货币的作用效率越高，对货币的需求也就越小，货币量对经济量的比率也就越低。货币一经济比率可再分为三个层次考察，即通货一经济比率、货币（通货十支票账户存款）一经济比率和广义货币（货币十准货币）一经济比率。这三个层次的比率分别反映了不同货币口径下货币的作用效率。从通货一经济比率来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分析，1965年发达国家的通货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平均为0.079，低于其他国家约1／3。到90年代初，该项比率在发达国家降至0.054，而欠发达国家则上升为0.12，比较发达国家该比率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0.1左右。发达国家的该项比率与比较发达国家相比大约低80%，与欠发达国家相比则低1倍多。中国在改革之初的 1980年，该项比率为0.077，到1993年，上升为0.187，比发达国家高出2倍，也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比埃塞俄比亚低一些。如果把通货一经济比率反算为经济一通货倍数，货币作用效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看得就更加明显。例如，1993年美国用3275亿美元的通货量实现了63779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通货与GDP之比为1：19.5，而中国同年实现31380亿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需要5864.7亿元的通货量，通货与GDP之比为1：5.4，经济-通货倍数反映出两国的通货作用力相差2.6倍。

由于一个国家的货币化、金融化程度对货币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因此在使用货币一经济比率分析金融效率时，还必须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2）货币结构比率

货币结构比率是指货币内部通货占货币的比重、货币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和广义货币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随着各国金融化程度和金融效率的提高，货币结构比率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数量分析表明，在不同的金融发展阶段，货币结构比率的变化呈现不同的特点。

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各国金融制度的差异，用货币结构比率衡量金融效率，需要把3种比率统一起来分析。可用3种比率之积代表货币结构综合比率，此值越低，意味着金融的宏观效率越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资料分析，近30年来，该项比率在三类不同的国家全部下降了，发达国家从1965年的 0.073下降到90年代初的0.029，比较发达国家从0.172下降到0.068，欠发达国家从0.346下降到0.143。说明近30年间，所有国家的宏观金融效率均有了很大提高，但就水平衡量，发达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3）货币乘数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越高，货币乘数也就越大。因此，货币乘数的大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金融宏观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4年报的数据计算，在1965-1993年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5.53上升为93年的12.9，增长1.3倍；比较发达国家平均从65年的2.9上升为93年的6.1，增长1.1倍；欠发达国家则从1.85上升为3.4，增长约80%。虽然三类国家的货币乘数都增大了，但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货币乘数要比欠发达国家高出约3倍。

4．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对货币的调控能力看作金融效率的一个指标是合理的，也是有意义的。一般来说，金融效率越高的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也越强。这是由于高效率的金融运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措施具有灵敏的反映度。因此，提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必须着眼于提高总体金融效率，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灵活操作。反过来，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能力越强，也意味着金融的效率越高。中央银行对货币的调控效率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评判：一是调控措施的影响力；二是调控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程度。

全部数量分析表明，近30年来，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效率都大大提高了，但从横向比较，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金融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在提高金融效率方面，而不应单纯依靠数量扩张。

第5章对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进行了探讨。

改革以来，中国的金融效率有了一定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和比较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特别是金融效率的提高远没有金融数量扩张那样显著。以金融数量扩张为主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使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问题，以致有人对经济发展和经济问题归结为“功在金融、罪在金融”。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金融地位迅速上升时期，金融效率的提高慢于金融数量的扩张有一定的必然性，中国也不可能跳出这一规律，但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金融效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已处在这一水平上，因此，如何提高中国的金融效率，是今后发展的一个主题。本章从7个方面提出了一些看法。

1．应该把金融业真正作为现代产业来发展。西方经济和金融发展史表明，金融对经济促进作用的发挥是在自身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的，金融效率也只有在产业发展格局中才能得到提高。因此，要使中国的金融效率不断提高，就应遵循金融产业的发展规律确定金融发展战略。①真正把货币、资金作为“商品”来对待，努力创造条件，尽快取消用行政手段分配资金的办法;②金融商品价格的形成应逐步市场化；③建立和完善多元化、且具有竞争性的金融机构体系；④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规范化的市场金融运作机制；⑤把金融市场放到经济发展与金融业整体发展之中；③建立一个灵活有效的间接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

2．从紧控制货币、着力搞活金融。主要依靠金融数量扩张促进经济发展往往伴随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用创造多种非货币性金融工具而少扩张货币的办法满足投资需求，则能保证在低通货膨胀下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一方面从紧控制货币，一方面着力搞活金融。

3．调整金融市场发展重点，规范金融市场运作。发展金融市场的本质意义在于为投资者和筹资者提供环境与条件进而促进投资和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状况有脱离真实经济发展的趋向，其主要表现是二级市场的独立发展和企业在一级市场上筹资困难并存。要使中国的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脚踏实地，立足于基础，而不能弃本求末，追求虚假繁荣。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起飞中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需求量很大，金融市场应该成为提供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因此，金融市场发展的重点应转移到以融通资金为主要功能的货币市场和与实质投资直接相关的证券一级发行市场上，在此基础上再稳步发展二级市场。二级市场的发展应以提高证券的流动性、为一级市场创造良好环境为目的，而不应脱离一级市场单纯追求交易量。西方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用了几百年时间，虽然我们不必重走几百年的西方金融市场发展之路，但也不能完全模仿西方金融市场现有的一切做法。中国的金融市场应该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信用基础与企业和金融机构状况相联系，并应带有中国的一些特色。

4．强化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机构素质。金融效率的提高，起基础作用的是金融机构的高效率。金融机构效率的提高，虽然需要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加强自身内部的管理也是关键的一环。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包括业务管理和行政管理。在西方国家，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管理的科学化还只是刚刚起步。

5．加强金融监管，改善金融调控方式。金融监管着眼于金融运作，金融调控着眼于金融总量。加强金融监管，是在市场金融运作中保证金融机构安全和提高资产质量的内在要求，加强金融调控，是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不是限制金融发展的因素，面是促进金融健康发展和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措施。要使金融活而不乱，实现发展、效率、稳定三者的最优结合，监管方式的科学化和调控方式的灵活有效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6．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与国际接轨。金融国际化是世界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带动了国际贸易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逐步实现与国际金融的接轨，国内金融机构必须为此作好充分准备，并且还要积极创造条件。

7．金融自由化并非正确的出路

金融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而要提高金融效率，也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就中国来说，不断推进金融改革，始终是一个重要推动力。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出路在于“自由化”，本文认为，金融自由化与带有市场取向的金融改革不是同一概念。放弃政府干预，实行完全自由化，对中国的改革可能是灾难。中国金融存在的问题，决不是自由化所能解决的。恰恰相反，要把中国的金融事业推向前进，并在金融发展中保持较高的金融效率，政府的周密设计和监督指导是须臾不可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