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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优良传统黑板报资料推荐一、天人相参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有言：“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精确地概括了殷周时期中国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剧烈变革。历史上每次重要的社会变革，最后必定要体现在制度与文化的革新上，殷周之际社会变革体现在文化更新方面的重要内容就是传统天人关系的革新与重构，其结果是到战国末年形成天人相参思维。天人相参思维的早期逻辑演变过程先后经历了由天命至上向道法自然的转变、由道法自然向天人合一的演进。

在西周以前，天是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的结合，是人与自然的共同主宰。经历殷周之际的社会历史剧变之后，周人深刻反思商朝失败原因，认为殷商由于不行德治而失天命导致灭亡。殷鉴不远，故西周时期特别重视天命观念。随着周人理性思辨能力的进一步加强，《尚书》提出了“天命靡常”的疑问，开始对天的神圣属性产生怀疑，进而提出“以德配天”的新思路，打破了传统天人思维中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并重的均衡。随着以宗法制为基础的西周家天下权威的日渐衰落，这种天命怀疑论思潮不断发酵，人们开始逐渐以理性为工具，对神圣主宰之天的权威进行全面的祛魅运动。这种思潮发展到极致，由道家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褪去了天的神圣外衣，让其从属于道与自然，在天人关系中完成了从神圣之天与义理之天共同作为人与自然的主宰向理性之天单独作为人与自然主宰的转变。此后，法家更是进一步把理性原则功利化。

然而，神圣传统的失落，也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社会伦理底线的失守。正如孔子所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们在现实生活与精神层面上被双重放逐天外。痛定思痛，思想家们开始结合新的时代主题对理性至上进行反思，为恢复社会稳定与心灵宁静寻找新的理论根据。

孔子通过恢复周礼，开启了重新寻找历史人文传统中合理因素来服务于时代需求的先河，同时提出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新观念，为理性与传统的和解打开了方便之门，也为进一步寻找失落的崇高奠定了基础。由于孔子处于理性至上的鼎盛时期，所以在天人关系上保持了谨慎的态度：“子罕言性与天道”。他关注的焦点是现实生活中伦理与秩序的重建。

孟子继承孔子恢复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的思维模式，进一步从思维观念重建的角度提出“尽性知天”的思路，将知天（即把握天道）作为人类性善修养的归宿，这样就为孔子发轫的伦理重建运动寻找到了精神家园，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理性思维与神圣意识重新找到和解之道，以此来救治理性滥用对世道人心所造成的破坏。孟子的智慧被后世学者继承并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表述，成为中国传统天人关系思想的标志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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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优良传统黑板报资料推荐二、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老子哲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虽然对这段话的解释历来分歧较大，迄无定论，但它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还是非常明确的，即人类应该效法天地万物，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体悟发现蕴含其中的“自然”之道，并将其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

“道”是老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天地万物之本：“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第五十一章）“道”不仅是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据，又是派生万物的根源，它以其自身的尺度——“自然”作用于万物，但它并不强制，而是顺其自然，表现出“自然无为”的自信与大度。“无为”不是说“道”没有任何活动和作为，而是“道”不采取任何反自然的行为，依照万物的自然本性，遵循自然规律，对万物的活动方式不控制、不干预，目的是让万物自行活动。这样做的结果恰恰成就了万物，“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故“道”孕育万物却不主宰万物，有功于万物却不居功自傲。

自然界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人的行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做到“无为而无不为”。反之，人类若违反自然规律，恣意妄为，就必然会给人类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正如老子所言“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第十六章）。我们常说“人类征服自然”，其实，人的力量与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人的生命又是何其脆弱。人类如果企图征服自然，结局只能是两败俱伤。我们为什么不能“道法自然”，与自然友好相处呢？人类亦是自然的一分子，不能超然于万物之外，也必须遵循宇宙万物间这一最普遍的原则。而当我们顺其自然的时候，整个自然界就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故人类不能以自身的尺度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去改造自然，而应当同时关照万物自身的尺度，追求并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的和谐与平衡，即“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既体现了中国古人对天地之敬畏，又肯定了人类自身的价值。《中庸》有言：“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也是“天人合一”观的体现。到了汉代，“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思想又一次被董仲舒推向高潮，其《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有言：“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而在中国，宣扬“天人合一”思想最深刻最鲜明的代表人物被认为是宋代的理学大家——张载。“爱必兼爱”，“物无孤立之理”（张载《正蒙》）。“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

放眼人类发展的进程，科学技术与财富积累发展最为迅猛的时代，也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最严重的时代。从17世纪起，在目睹了西方国家大幅度掠夺自然、“征服”自然而获利之后，世界各国先后步入了同样的道路，直到今天在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世界性难题的时刻仍难以放慢其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这些问题的出现，追根溯源就在于人类中心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人们片面地强调“人定胜天”，把天地万物都视为人类的仆人，处处以大自然的征服者自居。人们无视自然规律，以科学与技术为手段，恣意地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来显示自身的力量，满足自己永无止境的欲望。正当人类陶醉于自己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工业文明”时，却出现了严重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诸如自然环境的恶化，价值信仰的缺失，人性的异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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