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过初中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三条著名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其中最长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京杭大运河。下面小编来给你们温故知新啦。

京杭大运河

不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也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的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浙江的杭州。流经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一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将五大水系连成统一的水运网。全长1794公里。 古代陆上运输只有骡马大车和肩扛人挑，运输速度缓慢，运输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所以大宗货物都尽量采用水路运输。中国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但是在黄河流域历经战乱破坏，而长江流域得到开发以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的局面。为保证南北两大中心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开辟并维持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干线，对于历代朝廷就变得极其重要，明清两代更在淮安府城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3/4。 近百年来大运河受到了很大破坏，在有的城市河道已成为排污沟，近代工业与房地产等各种破坏性开发沿河历史文化遗迹。在黄河以北，大运河许多河段，污染、坍塌甚至干涸的状况较为普遍。

2002年12月27日，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通过它长江下游的水可以被输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

历史由来

水道运输经济而省力，因此水道交通很早便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但是，中国的主要河流绝大多数是东西走向，没有南北水道，这种横向封闭的自然水系严重地制约着全国各地的交通往来，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设法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河——运河。从吴国开凿的邗沟起，此后有战国时期魏国在中原地区开的鸿沟，三国时曹魏在华北平原开的白沟、平虏渠、利漕渠，吴国在江南开的破岗渎。但直到隋朝以前，这些运河规模都不大，而且互不连贯，时兴时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水运系统。因此，就将这个时期所开凿的运河统称为早期的运河。

隋代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发展江淮漕运，增强北方边防力量，从公元584年(隋文帝开皇四年)到公元610年(隋炀帝大业六年)20余年之间，充分利用了过去开的运河和天然河流，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了江南运河，终于凿成和疏通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河北涿郡、南达浙江余杭的大运河。唐代的运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运河的体系，只是作了局部的变更和整修。所以后人有“隋朝开河，唐宋受益”之说。

隋唐以后，伴随着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东渐北移与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开通疏浚联结南北方重要交通运输干线的大运河，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识和奉行的基本国策。

北宋皇朝都开封，即十分重视开发运河交通运输，通过开凿整治汴河、惠民河、广济河、金水河以及江淮运河、江南运河、两浙运河等重要运河河道，把江浙、两淮、荆湖等南方地区与河北、京东、京西以及京畿一带等北方地区连接起来。南宋皇朝都杭州，偏安东南半壁，也大力疏浚江南运河以供运输。

金、元、明、清四朝都建都北京，更进一步开凿沟通河北、山东运河河道以南接江淮各地。尤其是元朝世祖忽必烈时开凿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运道，遂使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也使前代呈多支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的大运河，从而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成为中国运河变迁史上自隋代以后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此后，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在整修运河工程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与此同时，运河的开凿整修技术也日渐成熟，运河的管理更是日臻完善。这一时期，不仅在解决运河水源、保护河堤、开凿河道、利用各种闸、堰以控制调节运河水量等关键技术上有重大创新突破，涌现出郭守敬、潘继训、靳辅等一批卓有成就的水运专家，而且还完善了各个职责分明的运河管理机构，制订了较为严密的规章制度，以确保运河的航运畅通，极大地发挥着运河在漕运等方面的功能。

文化价值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其所以存在着文化上的多元化，是由于各个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成的自然条件的差别，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引起的社会条件的差异，生活习俗不同所带来的文化背景的各异，军事上的封建割据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绝，这一切都足以造成了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随着运河的南北大贯通和迅速开发，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这不仅为运河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促进了南北(包括东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种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接触、融会、整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

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大运河的水哺育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他们不但对运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部大运河变迁史，反复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历代运河的开凿、整修都需要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所以大规模地开凿、整修运河，常常在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时期;反过来说，运河的开凿和整修对国家的繁荣富强、统治的巩固和稳定，又起着积极作用。而当政治腐败、国家贫弱时期，不仅没有或很少有开凿运河的盛举，即使前代开凿的运河，也往往难以保全，而时常湮废。一旦运河不能通航或部分湮废，必将给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或危害，甚至导致皇朝的灭亡。所以中国古代的运河问题，不仅是一个交通运输问题，涉及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历代统治者来说，也就是一个政治生命线的问题。

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黄河两岸的运河航道淤塞，河道废驰。这时清朝已进入腐朽衰败的阶段，内忧外患重重，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力解决运河通航的问题。到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清朝廷下令停止各省河运漕粮，从此南北航运中断，清朝也走上衰亡的道路。民国期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忙于内战，排除异己，镇压人民，当然也不可能对运河进行妥善的治理，运河各段终于任其自行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