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管理中,公共利益是比较核心的内容,对于公共利益进行分析,是公共管理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公共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一：后新公共管理特征思考

1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改革呈现多元化和分散化，无主导范式

21世纪的公共管理改革进入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是没有范式的，理论多样化多元化的繁盛时期。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些要素包括：治理、协作、整体、网络化、多元、开放、伙伴关系、参与、协商、集体偏好、透明、绩效、信任、期望、满意和结果等。狭义上的后新公共管理仅是指整体性政府(Whole-of-Government，Joined-upGovernment)，本文使用的后新公共管理是一个复合式的概念，不仅包含了整体政府，还包括协作治理(CollaborativeGovernance)、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简称NPG)、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元治理(Meta-governance)、新韦伯主义国家(Neo-WeberianState，缩写成NWS)、公共价值(PublicValue)、新公共服务(NewPublicService)等。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NPM)从一个主导范式变成了一种普通的模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没有主导范式，正如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鲍科特所言“在1990年代后期至2010年期间没有形成主导型模式，一些主要的概念包括：治理、网络化、全球化、伙伴关系、整体、透明、信任等。”[1](P11)后新公共管理“在时间段上界定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今，没有一种理论能够真正取代新公共管理，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取百家之长，兼并其它而形成新的范式。”[2](P69)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阶段似乎都处于转型时期，新韦伯主义国家、善治、新公共治理、发展型国家等新式改革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出现。在21世纪，NPM不再是单一的主导范式，无范式的多元理论模式竞争共存的局面形成。

2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出现了三重局面和十五种变化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呈现出三大现状：首先，一些国家仍在推进新公共管理改革，新公共管理不同程度地和部分地被许多政府接受，而且NPM的主要工具仍在被公共部门广泛使用;其次，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进行了加强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再次，同时出现了自称替代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四大模式：新公共治理、数字时代治理、公共价值管理和新韦伯主义国家。以上三种现状构成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时代的三重局面。“到了1990年代后期，NPM改革遭受的批判不断增多，即使是在最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其实这些现象绝不是意味着NPM突然停止了，在不少国家NPM改革还在不断推进。”“即使是那里有一种新模式被采用了，新模式简单地取代旧模式也是不可能的。”[3](P11)在公共管理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旧的模式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存在一些不足，新生的理论不断壮大，这些新旧模式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在后新公共管理时代，新公共管理与其他形式结合而产生了一些综合性的模式。NPM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向非英语母语国家扩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进行了NPM改革。一些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已经终止了，但是更多的学者认同NPM虽然度过了黄金时期，但是许多NPM的工具都仍在被政府部门使用，比如，绩效管理，战略管理，民营化和签约外包，竞争，对审计、监控和结果的重视(NPM更重视短期结果，后NPM更强调中长期期望的结果)，注重结果、灵活性和激励因素的人事制度，推行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分权化和专业化等。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公共部门最突出的现象是破碎。破碎的公共政策和服务导致了人们对于公共结果的不满，为了实现整体性的和有价值的结果就需要跨部门的协作，因此率先进行新公共管理的国家就需要加强以协作和整合的整体政府改革。[4]

整体政府在水平方向上强调跨部门合作，在纵向上则强调控制和中央集权，以解决NPM改革导致的部门碎片化、政治控制弱化和组织增殖现象。ChristensenandL?greid认为以整体政府为特征的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已经取代了新公共管理。[5]“NPM改革带来的不断增长的水平的和垂直的专业化导致了公共组织的增殖和破碎。导致了中央政治和行政控制、协作和能力的许多问题。结构性分权破坏控制，同时水平方向的碎片破坏协作，导致了高层能力的许多问题。”[6]整体政府既强调公共部门间跨部门的合作又强调政治控制，通过纵向的权力整合实现权力向中央政府集中。整体政府要实现的结构性变革主要包括：“对改革过程更多控制，目标在于垂直整合和层级控制;强化对下级单位的控制;增加中央政治和行政的资源和能力。更加关注其他的改革和监督措施，例如绩效审计、管制和控制。”[7](P15)Dunleavy宣传NPM已经死亡，他认为在那个改革先锋的国家大部分NPM改革已经停止了或朝向反向发展，数字时代治理来了，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三大要素将是未来改革的主要驱动力。[8]奥斯本等学者认为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已经形成了新的范式，其价值基础是分散和竞争，强调的是多中心和多元共治的网络式的复杂局面，[9](P377)“治理强调网络、伙伴关系、协商和最终的自愿合作。”[10](P23)一些学者认同“公共价值”将成为新的范式。作为前沿理论的公共价值理论虽然还不成熟，但是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创造公共价值需要满足公民的集体偏好和达到公民期望的结果，公共价值的认定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公民参与和公民协商等，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要让人民满意，同时也要维持人民的信任。公民满意是生产结果的主要手段，是衡量公共价值的主要标准。公共价值是更加广泛的一套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公共部门需要倾听人民的声音和提炼大众偏好。公共部门应抛弃仅仅关注绩效管理或经济评估的狭隘概念，政府同时要兼顾以“结果”(outcomes)导向的绩效治理、公众参与、责任、信任和社会公平等，才能创造出更多货真价实的人民期待的“公共价值”。还有学者相信“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一种富有吸引力的新范式。Olsen撰文指出现在是重新发现官僚制的时候了。[11](P1)Drechsler认为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在进行行政现代化改革，推进改进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国家改革，NPM仅是辅助性的手段。

新韦伯主义国家中的“新”元素：(1)从官僚规则的内部导向向满足公民需求和愿望的外部导向转变。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不是市场机制(尽管它们可能会偶尔派上用场)，而是质量和服务的职业文化创造。(2)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3)在对政府内部资源进行管理时，通过对相关法律进行现代化鼓励更加关注结果达成，而不是仅仅注重对程序的正确遵守，达到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的平衡，并不是放弃事前控制。采取一定形式的绩效管理。(4)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12](P118-119)这样多元化改革模式竞争、混杂和共存的三重局面就形成了。由以上三重局面衍生出了至少十五种变化：(1)从关注专业化的改革到强化跨部门协作和整合;(2)从重视分权和自治到加强政治控制;(3)从重视产出(output)到重视结果(outcomes);从管理主义、短期的产生和狭窄的结果到中、长期的人民期待的结果(NPM对于结果和效益的关注是理论上的或抽象的，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后NPM时期才真正开始关注和运行“outcome”结果);(4)从单纯的关注经济效率到更加广泛的公共价值;(5)从基于市场的治理到关注网络治理和协作治理，再从网络治理到元治理和混合治理;(6)从摒弃官僚制到重视改进官僚制;(7)从把公民当作消费者到把公民当作合作生产者、合作创新者和共同创造者;(8)从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建设到电子治理和数字时代治理;(9)从关注经济效率的挑战到关注更加广泛的社会的、跨部门的和全球化的挑战;(10)政府和公共管理者从中立的角色到规范的行动者、协作过程的促进者;(11)从单纯的范式到复杂、混杂和多样化的模式共存的现状;(12)从竞争、效率、质量和外包的管理主义到协作、协商、公众参与、透明与责任等宪政民主;(13)公私之间从顾客和商家的商业关系到伙伴关系;(14)从关注绩效到更广泛的结果取向的绩效;从传统的绩效管理将到民主化的绩效治理;从关注市场和经济到关注体制、制度和规则建设的新官僚制构建，从传统官僚制到官僚制与新公共管理相结合的新韦伯主义国家;(15)另外，NPM改革先锋的国家进行了从私营化到逆私营化，从单纯私营化到公私混合提供方式增长的转变;从放松管制到重新管制;等等。

3理论间边界模糊且具有兼容性和互补性

不同理论之间具有兼容性和一些共性。多种理论都强调公众参与、公众期望的结果和民主价值。新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的影响。协作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石就是直接民主，在协作治理中，公民个人能直接参与协作治理的过程，公共价值更是特别重视公民参与在确认和选择核心价值中的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将协商和参与等方式当作是补充性的力量，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作为主要形式。整体型政府强化的是政治控制力和领导力，可以被理解成中央集权的过程。数字时代治理可以被看作是整体政府、信息技术和治理的结合，电子治理即是利用通信技术强化治理的过程。协作治理是通过多元化主体之间的协作而调动更广大的力量创造更多公共价值。公共价值是一个广义的事物，公共价值可以包含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公平，但是公共价值还包括责任、连续、稳定、透明、法治、协作、友好、伦理、民主、公共价值、公共利益和合法性等非常广的含义。新韦伯主义国家重在改进官僚制，不言而喻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自身的廉洁也是在创造公共价值，结果取向、协商民主和公民参与是多种理论共同依赖的，由此可见，多种理论之间的边界正在变得模糊，理论之间的兼容性增强。多种理论之间具有互补的特性。新公共服务、新公共行政和公共价值偏重宪政民主和价值理性，新公共管理偏重效率和工具理性，公共治理和协作治理强调包括非政府的力量，社会组织甚至公民个人的作用。“在NPG，NWS和NPM这些大的模式中，有些工具不仅属于其中的一种，例如绩效管理是NPM的特征，但也是NWS的元素。公私伙伴关系是NPM和NPG共有的工具。签约外包在NPM菜单中，但同时也在NPG和NWS的副菜单上。”[13](P24)新韦伯主义国家其实就是经典韦伯式的原则与以公民为中心、协商、结果取向、公共服务的专业化等新元素相结合。

NWS新元素中第一条的“满足公民的需求和愿望”是借鉴了“公共价值”、“新公共服务”和“社会选择”理论。第二条中“通过一系列能够直接代表公民意见的协商工具对代议制民主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借鉴了协商民主理论和公民参与理论，NWS新元素里的“更加重视结果和事后控制”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和管理主义的理论。NWS新元素中的最后一个“公共服务的职业化，官僚不仅仅是他活动领域的法律专家，而且还是专业的管理专家，善于满足公民或用户的需求”，这一条是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对官僚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虽然都认同公共参与和协商民主，满足人民的需求，对人民友好等共同点，但是各种模式还有自有侧重，从而实现模式间的互补性。协作治理强调权力分散化、多中心协作，多元主体参与的共识型决策;公共价值强调人民满意，人民的偏好和公民参与，以及实现公共期望的好结果;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国家和公共部门为核心，认同协商民主和参与民主，绩效管理和竞争等NPM技术手段，但是将代议制和官僚制当作核心，强调改进官僚制，实现政府现代化，从公共部门内部实现改革突破。NWS需要政府自己革新，实现透明、参与，取得公共期望的结果。治理理论是向政府的外部寻找改革的突破点;公共价值是政府的内外同时突破，既要重视成本效率，又要让公民或顾客满意、重视公民的偏好;新韦伯主义国家则是从政府的内部寻找改革的突破口，重点放在改进韦伯主义官僚制，即是实现政府体系的现代化、行政体制的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在治理理论中，社会、国家和市场三足鼎立，社会力量强大，国家较弱;在公共价值体系中，不在于国家或社会是否强大，而在与民主行政，强调以人为本和公共利益，人民满意和期望的良好结果是检验公共价值的重要标准。在新韦伯主义国家中，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但国家强大，国家有足够强大的权威调动社会资源应对各种挑战和复杂问题。

协作治理最激进，公共价值次之，整体政府较保守，新韦伯主义最保守。民主、法治还是承认政府的绝对优势，只不过是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而已。而在“治理”的框架中，政府也不过是多元政治构架中的一元，所以治理的概念比民主和法治要激进得多。治理意味着强大的公民社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参与政策制定。协作治理意味着权力分散、分享，主体多元，跨多组织或部门，还可能包含公民参与、协商民主、公民授权、多元互动、地位平等、信息分享、责任分担和共识建立等等。治理理论自身也意识到了可能出现的治理失灵，因此对治理的治理产生了，这也叫做元治理(Metagovernance)，因此，元治理的出现是对过于激进治理理论的一种抑制。目前公共部门改革进行更多的是整体政府或协同政府改革，而不是协作治理。协作治理是整体政府的补充形式。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率先进行NPM改革的国家，在新千年前后都推行了整体政府式的改革。公共价值并不排斥NPM，效率和效益也是重要的公共价值，但是强调公民满意、公民参与，集体偏好的满足。虽然公共价值强调可以被测量，但公共价值具有主观性。公共价值强调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公民期望的、愿望的、满意的。公共价值更强调一项政策的中长期影响和质量，强调公共服务过程中赢取人民的信任等，所以公共价值理论相比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是更加“民主”的和激进的，与协作治理相比，是属于中右派，是中等激进的理论。相比而论，新韦伯主义国家却十分保守。而新韦伯主义国家重点在于推进政府体系的现代化，强调政府或公共部门的中心地位，尽管强调对人民友好，允许公民参与和协商，但是解决问题的主导力量是政府或国家。新韦伯主义国家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不同，要保持其自身特有属性，由此可见，新韦伯主义国家最依靠科层制进行层级控制，保持国家的强大，最强调国家和政府在解决复杂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新韦伯主义国家是保守派理论。由此可见，多种模式之间各有侧重从而构成了互补关系。

4改革是多维的、混合和复杂的

“目前的公共改革的特征是结合、复杂、分层、共存和混合的、而不是支配、取代和钟摆。”[14]上文已经提出了后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论间边界模糊和具有兼容性，这些特性强化了混合和复杂的多维现象。整体政府和协同政府是NPM的补充或补救措施，所以两者是可以共存的。治理强调的是多中心、多主体的参与，这样如果没有有效的政治控制，治理也会失灵，所以在各种治理理论流行的时候，元治理就相伴产生了。“元治理是为了克服治理失灵而进行的对自我管理的管理或自我组织的组织，追求科层制、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的协调。”[15]元治理是控制权力下放的治理过程，换句话说是“治理的治理”。在公共部门内的许多组织和过程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种情况被称之为治理———这里可能就是需要对这些治理元素强加一些控制。治理经常包括公共组织的自治和控制的平衡。元治理的战略选择是尝试在公共部门的决策系统内重新强调一些权力的平衡，同时在治理过程中继续包含非国家的主体，但是要认识到政治的首要性。[16]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穆尔曼认为：“虽然科层式治理仍然是治理的主要形式，但是当前的公共部门组织是科层、市场和网络三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公共管理者需要同时应对三种竞争性的势力。”[17](P86)后新公共管理时代需要更加复杂的管理，有效的治理不能依赖于单一主体的单一治理模式，而应该是多种治理模式的混合和结合。

5公共行政在发生了增进式或沉积式变化，公共行政走向包容、平衡和健全

公共行政进行了渐进的和缓慢的增进式变化。后新公共管理是补充和发展了新公共管理，而不是取代了新公共管理。后新公共管理并不否定3E(经济、效率和效益)、激励和竞争等，但是强调更加重视协作、价值、美德、道义、民主和合法性等;我们并没有见到经济和效率不被关注，但是看到了透明、责任、信任、满意、公平、参与和协商等宪政民主价值越来越被重视;绩效管理和外包并没有停止，但是发现了以结果取向的绩效治理出现和治理过程通过信息技术得到了强化;专业化虽然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见到了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挑战而出现的跨部门协作;我们没有见到私营化和签约外包的消亡(在早进行NPM的国家虽然经历过放缓甚至倒退)，但我们发现了对于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生产的兴趣日益浓厚;市场和政府虽然不可或缺，但社会组织在壮大，公民参与的影响力在扩大;我们没有看到官僚制退出历史舞台，相反我们见到了官僚制的复兴和新的官僚制诞生;代议制民主没有被抛弃，但是已经见到了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的补充;我们没有看到公共部门不再重要，但是人们可以看到公众的角色会变得更加重要，协作治理更加需要，协商民主得到更多认同;等等。从传统公共行政到新公共行政，从新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新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新公共治理、协作治理、新韦伯主义国家等，可以观察出公共行政总体上进行了渐进的增量变化;后者不是完全取代了前者，更是对前者的补充和发展。公共部门的治理工具经历一个不断增加的增进式的变化。“尽管新旧模式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原则，但新旧机制是共同存在和共同进化的。NPM并不是衰亡了和被后NPM替代了，而是NPM被后NPM改革的一些新的或不同的措施修改和改进了，这个过程增加公共组织的复杂性和混杂状态，也增加了动荡。”[18]

后新公共管理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显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行政改革是基于许多不同驱动力量的组合。公共行政面临的是日益复杂的和多功能的组织形式。多元理论模式混杂、竞争和并存的局面基本浮现，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新公共行政，无论是新公共治理还是新公共服务，无论是公共选择理论还是社会选择理论，无论是整体政府还是解制型政府，无论是民营化还是重新政府化，无论是全球化公共管理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公共价值理论还是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等等，都不能一枝独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到来了。就像是健康的人体有许多种元素构成，而且体质要达到酸碱中和平衡，同样的道理，健全的公共管理也需要包容多种理论。既要有重视市场作用的新公共管理，也需要重视国家作用和改进传统官僚制的新韦伯主义政府理论，也需要强调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的治理理论，又需要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服务精神和公共利益，还有新公共行政强调的社会公平，也需要公共伦理道德等等。健全的人格需要多种不同的优点，需要人的生理、心理、道德、社会各要素完美地统一、平衡和协调，既要谨慎又要勇敢，既要稳重又要激情，既要自信又要自谦，既要身体健壮又要心灵健康，既要形貌之美更要内在的美德，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宽于待人，既要仁慈又要坚决果断，既要知足又要进取，既能独立自主又要有合作精神，既要诚实守信又要有随机应变，既要是好父母又要是好儿子、好妻子好丈夫，等等。完善人格是对个人的最佳管理，同样道理，公共管理是对众人的管理，公共管理若要达到最好的治理，也要走向健全和完善，也需要包容许许多多的公共价值元素。公共行政正在迈进平衡、健全、包容开放的“后新公共行政”新时代，未来完善的公共行政包含着许多对立的元素，并且要兼顾和平衡这些竞争性的价值，例如，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精英与大众、强制与协商合作、多数原则与共识、权威与民主、专业化与整体和协作等。

公共管理论文范文二：政党制度公共管理特征及优势

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基础和核心，以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为路径的协同模式。在公共治理的非平衡系统中，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掌握决策权，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享有参与权、管理权，双方在各自的子系统中协同所产生的行为效应超越了单独要素所发挥的影响力，从而形成执政党和参政党在功能展现过程中所起到的联合作用与统一作用。通过不断地信息交流、开拓发展思路实现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路径的多元化良性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本文运用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模型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区别于以政治学、历史学为手段的创新思维。亨利•法约尔提出:“统一领导，即为达到同一目的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应由一位领导根据一项计划开展，这是统一行动、协调配合、集中力量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是一个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要为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存在的，要实现统一的目标就必须有具备影响力的领导带领执行者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中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的制定决定着是否可以动员一切能够调动和利用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执政党为管理核心，以多元化为主体的公共管理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有效应用。

一、中国政党制度中的“主体性”特征

管理的主体回答由谁来进行管理的问题，管理的主体性则阐释了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中，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是执政党，是多党合作的前提和基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无从谈起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从这个方面讲，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者，在管理的主体性中，起主导作用，主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方针、政策，在决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主导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主导中国的内政外交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者，在政治上保持相对自由，在机构组织上享有相对独立的设置，但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从这方面讲，在管理的主体性中是从属的、服务型的，因而是补充性作用。

1.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

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也可以称为非排斥性，是指执政者在对国家进行政治管理时，不排除其他政党或者政治组织也同时参与其中，享有一定的管理权力，执政者不会排斥不同的意见。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参与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虽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核心地位的动摇，其代表的是公共利益，为公共服务提供政策性保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各民主党派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和群众基础逐渐发生本质性变化，政治目标由建立资产阶级政府转变为拥护建立社会主义政府，由以阶级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转变为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目标立场更加一致、关系更加牢固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权体系构建和社会管理中具有基础话语权，在政治利益格局的分配中执政党和参政党协商共识，使民主价值得以彰显。

2.管理主体的服务性

在公共管理的范式下，政党的服务在价值体系中由边缘位移至中心，成为基本的价值取向。在管理主体的服务理念统摄下，传统政党政治管理中的一切服从“统治秩序”的理念开始动摇，价值实现中的理论与实践、手段与目的冲突和矛盾得到化解，协调意识、合作意识得到提升。中国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机制体现了在此种模式下管理主体的服务性，服务作为核心价值通过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和政策途径来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建立双边合作伙伴关系，统一领导，多党配合协调，达成统一的目标，不仅要在观念、结构、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突破创新，还要在政党互信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执政党和参政党与公民所保持的直接、密切的关系，遵循着公开透明、高效便捷和以人为本的原则，为公民参与政治治理提供机会，满足不同群体的高层次要求，“满足社会在转型期对公共权威的需求，避免了由于政治异见相互牵制而造成的内耗，又能扩大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人民民主权利”[1]。

3.监督主体的共治性

现代社会日益朝着一个权利的多中心社会发展，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多元化系统，因此，社会治理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政治体制中政党合作也就具有了共治性。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监督主体的共治性集中地表现为执政党、参政党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以相互监督为条件，共同分享权利，共同管理公共事务。但是在权利分享和公共事务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是不同的。执政党与参政党互相监督是政党之间高层次的非权力性政治监督，管理学中认为“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执政情况和社会管理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民主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意见，产生相互协作的关系，是一种高度的社会性交换，打破了片面强调执政党单一责任的态势，转向一种所有参与监督主体的公共责任。各民主党派通过政协会议、人大会议以及民主恳谈会等多种途径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实施上提出建议，客观上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监督。从公共管理过程的角度看，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监督主体的共治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主体性”特征的表现，体现了执政党和参政党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同时表明政权体系中权力运作的多向度，不仅是执政党行使权责，也需要参政党加入和责任的行使，更需要参与主体之间有紧密互动、沟通与协作，一方面通过公民的需求进行合理施政，另一方面通过具体制度的建立来保障公民的权益。

二、中国政党制度蕴涵公共管理学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在我国社会发展中具有很深刻的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同时，这也是先进公共管理思想的表达，体现了公共管理主体相互的信任，规避了某些社会风险，推动着合理公共政策的产生。

1.公共管理主体相互信任的体现

信任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原始性和历史性的道德规范，是调节社会秩序的基础，是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以合作和共治为基本方式，相互信任作为必备资源，又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衡量机制，可以凝聚最广泛的社会关系。不同于以往单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公共利益和价值认同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建立的信任合作关系，是多党合作的精髓。非排斥性、共治性和服务性作为公共管理领域中多党合作体制的基本属性促成参与、管理主体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了解，相互协商的合作关系取代了官僚化社会中“命令—服从—执行”关系，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不断地被增强和扩展，进而成为推进和谐有序社会的情感保证。

2.有效规避社会风险

全球化不断地融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容易出现利益的失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的分化加剧，“从利益平均化到利益的多极化、从利益依赖性到利益的独立性、从利益的稳定性到利益的多变性”[2]，累积了一定的社会风险，如果累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发更大程度和范围的政治冲突。中国参政党可以从多角度向执政党建言献策，“有效地避免了各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所引起的社会风险”[3]。面对社会风险，要求执政党强化多元化公共责任，从宏观角度来考虑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平衡各参政党的利益诉求，相对平稳地实现利益均衡化，规避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于政治构想制定、国家职能显现、政策思维创新等各个领域，将规避社会风险的思想理念贯穿于民主协商和社会治理整个过程。在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推进中还要树立社会风险的常态预防和非常态应急意识，构筑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可以迅速发现政治治理中潜在的社会风险，从而改变协商策略和方式，达到政治协商效能的最大化。

3.公共政策合理化的动力

公共政策是指一定的社会公权力为实现公共目标所产生的方案，以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从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观点出发，公共政策是由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制定的，对社会价值输出权威性的分配。政治系统的权力机构的建立和社会价值的分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则具有政治性、权威性、原则性和普遍性。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执政党为实现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目标而采取的政治行为，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弥补制度短缺和思维单一所引发的问题，推动公共政策合理化决策，巩固政权，维持政治稳定。传统政治弊端就在于其趋于神秘性，现代政治突出标志在于透明度，公民享有政策的知情权，我国这样一种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使各政党所代表阶层充分了解公共政策出台的全过程，对在认识上产生的偏差、体制的不完善、法制化的不标准及时提出合理化建议，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借助于相互信任的正确价值导向，统一各政党政策理念，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合理有效地抑制了外来干扰，规避社会风险，将执政党和参政党公共政策的思维有机融合，保证了合理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三、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公共管理学理论模型分析

以SWOT模型、创新动力模型分析研究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可以充分展示其优势所在，显示了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完善协商机制中的不足之处，积极应对政治变革的挑战，改善治理能力，提升施政品质，提供制度层面的价值思考与启示。

1.SWOT分析模型———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优势的客观认识

在现在的战略规划报告里，SWOT分析是一个比较客观的分析工具，分析群体组织优势(S)、不足(W)、机会(O)和威胁(T)。因此，SWOT分析实际上也可以运用对中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运作方式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这样的政党制度的优势、不足、面临的机会和威胁等(见图1)。通过对优势、机会和威胁排列组合分析可以看出:可以避免泛政治化所带来复杂化，对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本身运行的优势从战略角度有客观的认识，既描述其现状，又与西方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用简洁化方式说明了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虽然公共管理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然而政府还是处于中心地位，行使具体的执行权。对于执政党与参政党进行民主协商或者参政党本身所提议案最终形成的公共政策，由于各部门可能存在的利益不均等、部门协调不畅、领导的政治偏好、执行机构的职能不健全等原因可能使得政策执行无效率，甚至导致公共政策失效。这是一定要避免发生的。同时，也要防止西方“宪政”和多党制对现行合理制度的干扰。

2.创新动力模型———创新政党制度的新典范

制度创新能使政治、经济、文化超越目前边界和能力，是新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实践，也为政党提供了在竞争中领先的条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创新带来比以往更突出的优越性，一是政党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由朝野对抗、竞争转为合作、协商;二是执政党、参政党整体竞争优势明显，催生公共管理的合力;三是制度运行的效果超越西方多党制，为世界政党制度的创新提供借鉴。但是，政党制度创新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既要符合本国实际情况，又要超越现行制度优势。如果运行取得了成功，社会公共管理和建设就会有巨大的驱动力。中国政党制度的创新是以理念的进步为动力，以实践为基础，逐步形成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合力。然而，理念的进步又源于不停地学习，获取不断发展的机会和空间。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均是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党就是不断突破自己能力的上限，掌握社会的动态变化，通过系统思维的方法提升组织的学习能力，以期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推进了执政党和参政党派社会主体意识，使得多党合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整合力，体现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参与主体的非排他性、管理主体的服务性和监督主体的共治性特征。在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在建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下，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形成高度的政治信任与认同，促进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了社会内部能量的损耗，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各阶层利益需求，推动了合理化公共政策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