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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职称论文发表篇一

从编辑视角看协同编辑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传统出版编校流程与协同编辑流程，从编辑的视角讨论了图书出版过程中协同编辑工作模式存在的问题，并对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的发展预期进行了分析。 结论认为，尽管协同编辑工作模式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应用尚存一些问题和困难，但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下，协同编辑工作模式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其发展和应用前景可期。

【关键词】协同编辑;传统出版;新兴出版;数字出版;纸质文本;电子文本

【作者单位】张慧，电子工业出版社;苏颖杰，电子工业出版社。

协同编辑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协同编辑是指出版物从写作到最终出版的过程中，作译者、编校人员、印制和出版管理等诸环节协同工作的过程。广义的协同编辑几乎涵盖了出版的全流程，通常借助出版企业的ERP系统得以实现;狭义的协同编辑特指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多人共同工作模式，包括协同写作和协同编校。本文重点讨论出版过程中狭义的协同编辑。

本质上，协同编辑是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模式(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CSCW)的一个重要应用分支[1]，主要特点是多人共同完成作品。CSCW概念诞生于1984年[2-4]，其背景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协同编辑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互联网的出现而逐步发展起来的。2000年后，互联网加速向包括出版在内的各行业渗透，国内外对协同编辑的研究迅速增多。沈金菽认为，协同编辑的出现是历史必然，是CSCW与计算机网络技术融合后在编辑出版领域的具体应用[5]。一些学者则基于CSCW的模式提出了在线协同编辑系统的实现方案。例如，何大安等设计了多媒体远程协同编辑系统，强调利用数据库技术解决版本控制的问题[6];陈岭等基于Web开发了实时协同编辑系统，并特别重视对用户修改痕迹的留存与标记[7]，这一点对图书出版工作十分重要;江玉燕提出的在线协同编辑模型则重视对在线协同编辑行为的量化分析，适用于网上白板、政府文件反馈系统、虚拟学习课堂等交互性强的环境[8]。

2008年后，数字出版技术兴起，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并引导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在这种新的出版业态下，协同编辑的工作模式日益受到出版业的重视。本文在对比传统出版编校流程与新业态下协同编辑流程的基础上，从编辑的视角重点讨论图书出版过程中协同编辑工作模式存在的问题，并对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的发展预期进行分析。

一、思维模式与工作效率

编校工作是图书出版流程中的核心环节之一，编校工作的质量直接决定出版物的质量。在长期的出版实践过程中，编校工作形成了完善的编校标记符号体系和标记方法，并形成了行业标准和规范，有力保障了出版物的质量。但是，编校标记符号体系和工作方法是基于纸质文本编辑工作形成的，在基于计算机电子文本的协同编辑工作环境中，这一工作方法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在纸质文本编校过程中，编校人员通读文本的同时可以直接用笔在文档上进行标记、批注、删减或做其他修改。实际上，从几千年前的竹简到今天的纸本，这一过程并没有本质的改变――载体始终是不依赖于光电存在的实物，文字是载体之上有形的存在(不仅是可视的，甚至是可触摸的)，编校行为则依靠手眼脑协调完成，改变的仅仅是载体和笔的外在形态。在这个漫长而缓慢的演进过程中，人类大脑完全适应了实物文本的编校流程，手眼脑等器官高度协调，思维流程相对简单且不易打断。

协同编辑的工作模式则是对传统编校模式的颠覆性改变，是基于电子文本的工作流程。目前，协同编辑系统多是在文字处理软件基础上增加标记工具库插件进行二次开发而成。使用这类协同编辑系统工作时，如果需要对文本进行标记或修改，编校人员或作者首先需要调用插件工具库，然后选择合适的标记工具，以插入标记符号的方式实现电子化的协同编辑或写作，如图1所示。

显然，基于电子文本的协同编辑工作流程比基于纸质文本的传统编校工作模式复杂得多。在这种工作模式下，大脑需要在理解文档、发现差错、选取合适的标记工具、返回文档并进行标记这几个步骤之间反复切换。这个复杂的过程会导致编校人员的思路频繁中断，造成基于电子文本的协同编辑工作效率低下，且更容易出现差错。

二、痕迹留存问题

本质上，痕迹留存问题是版本一致性控制问题，也是协同编辑系统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我国实行出版责任追惩制度，痕迹留存的重要性还体现在责任认定上与电子化的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相比，传统编校工作模式目前更具优势。

1.纸质文本更便于版本控制

在书稿的审校过程中，稿件不断完善，每一次审校都会生成一个新的版本。编校人员需要确保进入下一流程的书稿都是最新的版本，因此，版本控制在编校流程工作中特别重要。传统编校流程具备严格的三审三校和作者退改环节，且每一环节都生成实物纸样，整个流程清晰可控，非常有利于版本控制。而在协同编辑系统中，理论上作者、编辑、校对三方可同时对文档进行标记或修改，这对版本控制是不利的。尽管相关研究在技术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版本控制仍然是协同编辑系统的短板。

2. 纸质文本更易于责任认定

我国出版企业执行严格的出版责任制，即由责任编辑(包括责任美编)、责任校对、复终审人员等共同完成出版物印前的三审三校工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流程特别强调三审三校过程中各环节清晰明确，且责任可认定、可追溯。在纸质文本编校工作模式中，作者和编校人员均可直接用笔进行标记，每一个编校次均留痕清晰、完整，且不同人员的笔迹具有唯一性，难以伪造和涂改。因此，纸质文本的责任认定极易实现。而在目前的协同编辑系统中，对电子文本的标记和修改是通过软件生成相应标记符完成的，其外形不具有特定的个性和唯一性，责任认定较难。

此外，某些实物纸质文本可能具有特定的史料和文物价值，如某些名人书稿的编校样、某些重大题材的编校样等，在这方面，基于纸质文本的传统编校工作模式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三、生理疲劳问题

本文讨论的生理疲劳问题主要是视力疲劳问题。视力疲劳在传统编校工作模式和协同编辑工作模式中都存在，在纸质文本工作环境中，视力疲劳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编校人员连续工作数小时的情况非常普遍，视力疲劳处于可控、可接受的范畴。但在基于电子文本的协同编辑工作模式中，视力疲劳成为特别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液晶显示器的工作原理和特点易诱发视力疲劳

目前，办公环境的屏幕显示设备主要是液晶显示器，液晶显示器造成视力疲劳的主要因素是透射光和屏闪问题。液晶显示器工作时需要有背光，即显示器本身需要高亮度的背景偏振光透射过面板，这种高亮度透射光会直接投射在视网膜上，极易造成视力疲劳。在阅读纸质文本时，人眼接收到的则是纸张的反射光，其亮度大大降低，而且一些高能量光线经过反射后，能量大幅衰减，对晶状体和视网膜的损伤程度都大大降低。至于屏闪，是由液晶显示器工作时屏幕以60Hz的频率不断刷新而造成，同样会导致视力疲劳，而纸质文本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2.深度阅读的工作模式易导致视力疲劳

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过液晶屏幕较长时间观看视频(如电影、电视)，眼睛并不会感到特别疲惫，但如果较长时间看文字(如阅读小说)，眼睛就会感到十分疲惫。这是因为视频是动态影像，其播放速度通常是24帧/秒或25帧/秒，人眼在观看视频时，不会长时间地聚焦于某一固定影像或位置，用眼强度不高，不易感到疲劳。但在观看静态影像或阅读文字时，人眼会长时间聚焦于某一位置，用眼强度大大提高，更容易产生视力疲劳。此外，浅阅读(如浏览新闻)时，因浏览速度和文本切换速度快，用眼强度相对较低，而编辑工作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深度阅读行为，在液晶显示器上进行协同编辑工作时，这种用眼模式会加剧视力疲劳，有过类似工作经验的编校人员对此都深有体会。

四、协同方式问题

协同编辑的核心思想是在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共同完成工作，包括协同写作和协同编校。目前较为成功的在线协同编辑工作模式有以下两种协同方式。

1.一对多

一对多方式是指一个作者对应多个协同编辑工作者，如天涯社区及一些网络文学类网站等。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个主题由一人主创内容，多人参与协同编校。主创者通常是主题的发起者，主要负责内容的创作;参与者则以跟帖的方式参与协同，提供评论、评价、错误反馈甚至写作线索等内容。对于协同者提供的意见和建议，主创者通常会选择性地采纳，并据此对内容进行修订或增删。主创者与协同者之间活跃的互动十分有利于内容的创作和完善，有时，特别有价值或特别集中的意见反馈甚至能够影响主创者的写作思路和整体架构的设计。

2.多对多

多对多方式是指多个作者对应多个协同编辑工作者，如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和互动百科等。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一个主题由多人创作内容，并有多人参与协同编校。系统通常将一个主题划分为多个可编辑的段落并分别锁定，以并行编辑的协同方式支持并发写作行为[9]。某一段落创作完毕后，创作者解除锁定，协同者即可参与协同编校。在这种工作模式中，主题通常是分段创作的，创作者未必是主题的发起者;同时，某一段落的创作者也可能是其他段落的协同者。因此，创作者之间、创作者和协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

上述两种协同方式都体现了协同编辑“共同完成内容创作”的思想。第一种协同方式中协同者通过提供意见反馈的方式间接参与内容的创作，第二种方式中则是多个创作者直接参与内容的创作。图书出版工作与上述两种在线出版模式不同，其工作流程相对封闭，是典型的一对一模式，即一个作者对应一个协同者(编辑)。尽管有的图书有多位作者，但通常是一名主编与编辑协同。在图书出版过程中，作者通常完成全部书稿后才提交出版社进入下一步流程;编辑作为协同者，完成的是基本编校工作，而非创作工作。由此可见，在图书出版过程中，协同者不仅单一，而且很难真正参与协同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目前更适合在线出版，纸质图书出版离真正的“协同编辑”还有相当的距离。

五、篇幅控制问题

在纸质文本的编辑过程中，图书的篇幅、厚度、开本等要素通过有形的实物直观地呈现出来，而且在多个校次中反复呈现，这非常有利于责任编辑控制成品书的篇幅和厚度。在基于电子文本的协同编辑系统中，篇幅和厚度控制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通常，大多数作者使用Word或WPS等文本编辑器写作并提交书稿，这类电子文本显示的字数和篇幅往往与最终出版物的版权字数和篇幅有较大差异。此外，在某些流式文本的编辑工作过程中，因版式根据显示方式自适应，往往没有固定的页码，甚至只是显示当前工作进度的百分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整个协同编辑工作流程中均不生成纸质文本，再加上由经验不足的责任编辑负责，可能导致成品书的品相与设计初衷相去甚远。

协同编辑理念提出二十余年来，已经在在线出版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纸质出版领域，目前协同编辑系统尚有不足之处，如软件操作复杂，版本控制及责任认定不便，硬件设备不适合长时间深度阅读和编校工作，协同方式不适应图书出版流程等。但上述问题是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随着技术的进步，必会逐步得到解决。毕竟，协同编辑是顺应互联网和数字出版时代潮流新的编辑工作模式，代表出版产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这一点毋庸置疑。事实上，产业界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进入21世纪以来，以电子墨水为代表的新型显示技术为深度阅读提供了更符合人体工学的硬件;同时，协同编辑的理念不仅渗入出版领域，还延伸到办公领域。例如，微软新的办公软件加强了对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的支持，在版本控制和并发控制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在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下，基于互联网和数字出版技术的协同编辑工作模式在内容资源库的建立、动态发布、跨平台出版等方面，都显示出传统编辑工作模式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10]，这种优势不仅会促使协同编辑工作模式的不断完善和进步，而且也会推动传统出版流程升级。出版的历史多次证明，先进的生产力会带来出版业的变革，并为之带来空前的繁荣。协同编辑工作模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的前景是值得出版业期待的。

[1]沈金菽，钱文霖. 从协同学到协同编辑[J].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2]宋海刚，陈学广. 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CSCW)[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4(1).

[3]Grudin J.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history and focus[J] . Computer，1994 (5).

[4]史美林. CSCW：计算机支持的协同工作[J]. 通信学报，1995(1).

[5]沈金菽，钱文霖. 科技期刊协同编辑[J]. 编辑学报，2001 (3).

[6]何大安，尹浩，查辉等. 基于CSCW的多媒体远程协同编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01 (21).

[7]陈岭，陈根才，陈挺等. 基于Web的实时协同编辑系统[J] . 通信学报，2002 (2).

编辑职称论文发表篇二

谈编辑的作为

[摘要]文章以江晓天和刘瑞琳两位优秀编辑的事迹和他们有关编辑工作的论述为例，阐述了编辑是个值得自豪的职业，当编辑可以大有作为，编辑的作为是编辑综合素质的反映，优良的综合素质可以通过学习、调查、思考来达成。

[关键词]编辑 出版 素质 作为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前两天，我在书柜里找书，看到《为你骄傲——忆江晓天》一书。后来在报纸上又看到一篇介绍刘瑞琳的文章。这些都触动了我的思想，对编辑的作为有了一些想法。

江晓天是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的老同事、老邻居。他是我们那个年代编辑部的党支部书记。在他当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期间，中青社出版了一批上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好书，比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风雷》《草原烽火》《烈火金钢》等，这使得当时的中青社名声大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调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兼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他还是《中国新文学大系》总编委，两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

刘瑞琳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和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由于她突出的出版业绩，2011年被《中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2012年，又被授予中国杯帆船赛蓝色经典“时代骑士”勋章。作为唯一的出版人，能与文娱体育的大明星并提，可见她在社会上的地位。

一、编辑是个值得自豪的职业

江晓天来到中青社，就觉得建设新中国需要出版这一行，为青年提供丰富的优良的精神食粮。他认为：“做一个文学编辑，就是要努力出好书，留下一个时代的精品，为国家、民族积累优秀的文化财富。”刘瑞琳在获得勋章时谦虚地表示，不是因为她有多好，而是因为“其实大家看重的不是我个人，而是觉得应该对出版这个领域、这个行业有所表示”。她还说，大家现在对文化对出版“有种期待”，“寄望很多”。“出版这门生意的确很小，但文化能量不小，做出版的人，不要看轻了自己。”这些都说明编辑工作是神圣的工作。编辑是图书出版的“设计师”。出什么书，要由编辑做规划、拿主意;编辑是优秀作品的“发现者”，有眼光的编辑才能发现好作品，不会失之交臂;编辑又是好书的“助产士”，要帮作者理清思路、开阔视野、精心构思、认真写作;编辑还是作品的“美容师”，为书稿加工润色;编辑更应是出版阵地的“守门神”，为出好书把关守口。像刘瑞琳说得那样：“我觉得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就是不要为了赚钱而制造垃圾。我希望把这个社会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传播出去，这是我判断很多事情的标准。我为什么做这个不做那个呢?这个标准在我自己心里。”

二、当编辑可以大有作为

编辑既然身负重任，随之而来的必然逻辑就是要大有作为。一个出版社兴旺与否，跟编辑有无大志、能否锐意进取关系极大。如果有高尚的志向，就能激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开动脑筋，想方设法，排除困难，解决矛盾，打开局面。江晓天刚到中青社的时候，中青社的事业刚起步，人少兵不强。有的大社曾轻蔑地说：“中青社只能出版青年传记文学，不能搞纯文学作品。”可是江晓天却提出“发现一流作家，编辑出版一流作品”的口号，把编辑室同志的劲头鼓起来了。大家从北京到外地，从名人大家到无名小卒，开掘稿源，发现好稿，认真审读，帮助提高，仔细润色，使书稿成为经得起推敲的好书。他在顺境时意气风发，大有作为，当他身处逆境时也并不消沉。三年困难时期，他受了冤屈，被撤职罢官。正在这时候，他听说湖北作家姚雪垠在摘了右派帽子后，写出了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一卷，把书稿寄给了有关方面却石沉大海这件事。对于姚雪垠抓住农民起义这样的重大题材，他感到惊喜。他认为，作为编辑有责任抓住这部作品，不能让它淹没，也不能因为自己的处境而畏缩不前。他毅然给姚先生写信表达出版这部书的意愿。在审稿后写出审读意见道：“那宏伟磅礴的气势，绚丽多彩的画面，浓郁的历史时代气氛，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他认为这部书稿虽然还存在不足，但好好帮作者修改提高，会是一本难得的、有影响的好书。为了进一步增添历史知识，他阅读了《明季北略》《清史稿》等书，后来经领导同意，1962年春节刚过，他便坐着火车去与作者见了第一面。江晓天建议作者到北京修改。作者到京后，江晓天陪作者拜访了明史专家吴晗，听取他对书稿的意见。在北京的一百多天里，作者和江晓天不断交换意见，有的时候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夏出版了，初印10万册很快售完，半年后加印10万册，1964年和1965年又扩大印数，成为畅销书。1972年，江晓天从五七干校被调回中青社，参与中青社的复业准备。其间听说中央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