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杨绛(1911-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石华父是陈麟瑞同志的笔名。他和夫人柳无非同志是我们夫妇的老友。抗战期间，两家都在上海，住在同一条街上，相去不过五分钟的路程，彼此往来很密。我学写剧本就是受了麟瑞同志的鼓励，并由他启蒙的。

在我们夫妇的记忆里，麟瑞同志是最随和、最宽容的一位朋友。他曾笑呵呵指着默存对我说：“他打我踢我，我也不会生他的气。”我们每想到这句话，总有说不尽的感激。他对朋友，有时像老大哥对小孩子那么纵容，有时又像小孩子对老大哥那么崇敬。他往往引用这位或那位朋友的话，讲来满面严肃，好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之论。后来那几位朋友和我们渐渐熟识，原来他们和麟瑞同志一样，并不以权威自居。他们的话只是朋友间随意谈论罢了，麟瑞同志却那么重视。他实在是少有的忠厚长者、谦和君子。

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陈麟瑞先生二三事》①，作者吴岩是麟瑞同志在暨南大学教过的学生;据说麟瑞同志是最认真、最严格的老师。我想，他的温厚谦虚，也许正出于他对待自己的严格认真。他对自己剧作的要求，显然比他对学生功课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认真。

①见《新民晚报》(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吴岩同志的记述，一九六五年，某出版社要求重出他的剧本。他婉拒说，那些旧作还待修改后看看是否值得重版。又据说，他曾告诉学生，他在哈佛大学专攻戏剧，对喜剧尤感兴趣，可是他从未透露自己用石华父的笔名写戏。这都可见他对自己剧作的态度多么严谨。

最近《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要出版石华父的剧本选集。无非同志请柯灵同志选定剧目。选出的剧本有以下三种：《职业妇女》是创作，《晚宴》是由美国名剧改编的悲剧，《雁来红》是由英国名剧改编的喜剧。原先打算选入的《尤三姐》或《海葬》都是由小说改编的，可惜稿本遍觅不得，只好作罢。

《职业妇女》是轻巧的四幕喜剧，无非同志说是一九三九年左右写成的。剧里讽刺一个假道学的局长把女职员当作玩物，定下规章，只雇用未婚妇女，结婚就解雇。他挪用公款做投机买卖，牟取暴利，打算带着女秘书到香港去享用，船票都买好了。他的女儿看中一个有志青年，可是他管教很严，不许女儿交男友。他的女秘书其实已经结婚，丈夫就是那个有志青年的朋友。局长挪用公款的事差点儿败露，女秘书乘机对他施加压力，成全了他女儿的婚姻，并利用现成的船票，让那一对青年奔赴大后方。剧情演变自然，讽刺的人和事都是很可笑的。麟瑞同志熟谙戏剧结构的技巧，对可笑的事物也深有研究。他的藏书里有半架子英法语的“笑的心理学”一类的著作，我还记得而且也借看过。

《晚宴》和《雁来红》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后上演的，那时上海已经沦陷。麟瑞同志在《晚宴》的序里说，他当时“心境非常恶劣，除开改编，恐怕什么都写不出”。他读过很多英美的热门戏剧，这两个剧本的原作都曾风行一时。可是要把外国的剧情改得适合我国当时的社会，并不容易，还需动用精细的手法，来一番再创造。这两出戏都已经改得不像外国戏了。这里还保存着一份《晚宴》的演员表，上面的主角配角全都是第一流的名演员。由此可见剧本多么受重视，也可以料想演出多么成功。我记得《尤三姐》演出后颇得好评，也记得麟瑞同志改编《海葬》很下功夫。舞台上末一幕里，大幅的蓝色绸子映着灯光幻成海浪，麟瑞同志看了非常欣赏。我希望将来这两个剧本还能找到。

我们下干校的前夕，风闻麟瑞同志“暴病”去世。我们从干校一回来就去看望无非同志，得知麟瑞同志在文化大摧残的时期，绝望灰心，“劈开生死路，退出是非门”。他生前常对我们讲，他打算写一部有关喜剧和笑的论著，还在继续收集资料。可是他始终没有动笔，如今连他已写成的作品都不齐全了。看到他残存的三个剧本，我们有无穷感慨;对他没有心绪写出的剧本和没有时间写出的著作，更有无限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