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园难几乎演变为一种社会焦虑，各种直面入园难的政策举措成为上至中央下至人民群众的普遍性期待。那么，入园难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告诉大家入园难的原因吧!

入园难的原因

入园难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它并非缘于学前教育内部，而是社会结构失衡在学前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在学前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双重边缘性是其最真实的写照。相对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学前教育处于边缘位置，经常成为政府责任的死角;相对于教育领域的其他阶段，学前教育同样处于边缘位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国家优先发展义务教育的牺牲品。长期的边缘性地位导致了学前教育的边缘性发展状态。

1、政府长期缺位

当下的入园难问题如此尖锐，和政府的长期缺位有很大关系。在学前教育领域，政府的历史欠债超乎寻常地严重。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前，学前教育一直未被真正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未能获得体制内的合法身份与体制内的保障。长期以来，由于身份的边缘性与模糊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极其有限，中央政府每年投向学前教育的经费仅占GDP的0.004%。中央财政投入的缺乏与地方财政投入的不足使得学前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各地不仅公办幼儿园数量少，而且存在着分布不均、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我国公办幼儿园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很多地区80%的教师都没有编制，导致幼儿园教师队伍流动性极高。许多教师从事幼儿园教师职业纯粹是为了生存，并非热爱幼儿、热爱幼儿园教育工作，在入职前后接受的相关培训很少，专业能力不尽如人意。在许多地区，即使是公办幼儿园教师，其职业幸福感也比较低，因为他们的劳动很难得到家长、社会的认同，他们能获得的在岗培训机会也比较少，工作中长期处于低水平重复状态，专业能力无从提高。高素质幼儿园教师的缺乏使原本因硬件不足导致的入园难雪上加霜。

2、体制改革不当

入园难并不是当下社会独有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发展阶段都存在。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例。那时也存在入园难，只是问题并不突出，因为当时幼儿园的整体结构和服务性质相对合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改制，曾经是城市学前教育主力军的企事业单位办的幼儿园逐步与原单位分离或停办，导致城市幼儿园数量急速减少。在农村，随着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中小学布局调整，附设在农村小学的幼儿园和学前班随之停办或合并，大量农村幼儿因此离开了幼儿园。可见，入园难事实上不是学前教育的内部问题，而是社会系统、体制改革所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幼儿园数量的锐减、公办教育资源的不足、民办幼儿园收费的飚升等都强化了入园难的程度。

相比其他教育阶段，学前教育是一个缺乏自主性的场域，社会改革的任何方面都会影响其正常发展。各级政府曾经推行的多项改革政策是对学前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漠视，而入园难正是各级政府推行改革措施后不得不面对的行为后果。

3、学前教育的体制建设不到位

入园难是学前教育制度不完善、法律法规缺位的结果。在《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前，我国一直倡导两条腿走路的办园方针，各级政府并不明确自己举办学前教育的主导地位。政府责任不明确导致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财政投入体制等都处于相对混乱的状态。

从管理体制看，就学前教育而言，我国采取的是“事权在地方”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没有建立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性监督机制。学前教育怎么办，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认识程度甚至长官意志，必然导致的是，各地在发展学前教育上往往自说自话，由此也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从财政投入体制看，长期以来，中央政府没有对学前教育的专项投入，地方政府的投入则严重不足，有限的投入也仅限于为数不多的公办幼儿园。财政经费的匮乏必然导致家庭支付教育成本比重的提高，导致“入园贵”，从而使入园难问题进一步激化。没有充足的经费投入，入园难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若没有中央的财政支持，想依靠地方财政、社会力量来解决入园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4、学前教育市场化办园体制的消极影响

入园难最主要的表现是入公办幼儿园难，入优质幼儿园难。公办幼儿园、优质幼儿园的欠缺是学前教育市场化办园体制导致的。市场化办园至少意味着两层意思：一是从办园主体角度看，政府不用办幼儿园;二是从办园方式角度看，要按市场规律办园。市场化办园的结果便是政府办幼儿园的积极性降低，公办幼儿园数量持续走低。同时，社会力量办幼儿园的积极性增加，营利成为其堂而皇之的目的。政府的撤退与民办幼儿园收费的增加使得原本混乱的学前教育秩序更加混乱，入园难问题更加尖锐。

5、人口因素的推动

进入21世纪后，“金猪宝宝”“奥运宝宝”扎堆出生，使得2009年、2010年的入园难问题尤其突出，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使得城市本来就有限的学前教育资源更加短缺。而且，流入人口大多入园需求多变且不稳定，为政府的人口预测增加了一定难度。

综上所述，入园难不只是学前教育系统内部的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带来的不良结果;入园难也不是单个的教育现象，而是国家重点发展义务教育、责任重心过于偏移的结果;入园难更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人为政策设计导致的不良结果。各级政府必须充分意识到入园难问题的症结所在，多措并举，解决入园难题。

入园难的可能对策

从表面上看，入园难是由于幼儿园总量的不足。那么，导致幼儿园总量不足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不厘清这个问题，将无法找到真正解决入园难问题的根本对策。如上所述，入园难是个系统性问题，要最终解决入园难问题，不能单靠增加公办幼儿园这一项措施，而是需要系统设计。综合解决。因为入园难往往与“入园贵”、师资短缺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若不进行系统设计，同时解决“入园贵”、师资短缺等问题，将很难真正解决入园难问题。

初步考察《教育规划纲要》和《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以下简称《若干意见》)颁布后各地的政策实施效果，我们认为，要真正解决入园难问题，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处理好几对基本关系。

1、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入园难是历史的积累，是政策人为偏移的结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入园难，各级政府有必要遵循以下四条基本原则。

首先，解决入园难既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从2010年开始，中央财政开始设立专项经费，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和学前双语教育。省级政府是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一方面要加大投入，重点支持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学前教育;另一方面要加大省内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贫困地区学前教育的发展。县级政府要严格执行县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多渠道筹资，多方位发展学前教育。我们调研时发现，宁夏彭阳县每年只有1亿元的财政收入，但其每年投向学前教育的经费就有200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学前教育的公用经费，90万元用于“县聘乡用”的50位幼儿园教师的工资支付，10万元用于县域内的教师培训。

其次，解决入园难不仅需要政府的参与，也需要社会力量的参与。在解决入园难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改扩建公办幼儿园和乡镇中心幼儿园、加强转岗幼儿园教师培训等方式履行政府责任。但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政府必须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办园，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激励激发民间资本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积极性。在彭阳县，不仅县政府自身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力度，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激发企业家参与办园的积极性。例如，茹河幼儿园是一所由当地企业投资685万元兴办的幼儿园，其每月的收费标准仅为180元，与当地的公办幼儿园收费相同。又如，徐毅幼儿园是由当地企业投资280万元、县财政配套投入50万元建成的幼儿园，其收费标准仅为每月90元。彭阳县政府还通过各种政策激励小学贴补其附属幼儿园，使幼儿园得以在让利于民的低收费状况下正常运转。

再次，解决入园难不仅要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而且要推动兴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当前，完全发展公办学前教育既不现实，也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多元学前教育的需求。因此，各地政府要因地制宜，多种方式发展学前教育。以我们调研的广西龙胜县和宁夏彭阳县为例。两个县虽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但龙胜县由于人口少、居民相对集中，比较适宜采取全公办的办园模式。而彭阳县则由于人口规模较大、县域分布较广，不太适宜全部公办，政府需要设计多种激励措施，如为民办幼儿园派驻“县聘乡用”教师、给予税收优惠等，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学前教育，举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最后，解决入园难不仅要解决绝对的入园难，更要重视就近入园、弱势优先，打破权力结构所导致的结构性入园难。绝对的入园难只需要增加资源供给就可解决，而结构性入园难则需要地方政府下大决心，打破权力阶层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垄断，采取片区制度，就近入园。例如，成都市政府通过举办公益性幼儿园的方式来重组学前教育资源，采取就近入园的方式解决城市入园难题。

2、必须处理的基本关系

如上所述，入园难是系统性失衡的结果，必须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彻底解决。各级政府在出台解决入园难的具体政策措施时必须处理好以下几对基本关系。

首先是处理好软件与硬件的关系。入园难不仅是进入幼儿园难，而且是进入优质幼儿园难。因此，解决入园难问题，不只是进行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工作，不只是增加幼儿园的总量供应。在宁夏、陕西、广西调研时我们发现，目前虽新建、改建、扩建了大量幼儿园，但新建、改建、扩建的质量和标准并不统一，尤其是由小学富余校舍改建的幼儿园更是暴露出很多问题。在调研中我们还发现，目前许多小学教师转岗到幼儿园，但其年龄和专业结构都不甚合理，也很少对他们进行相关培训。有些地方虽然也重视对小学转岗教师的培训，但培训工作往往不到位，使得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严重不适应工作需要。目前各地都在新建、改建、扩建幼儿园，这意味着幼儿园教师的缺口很大。如果房舍建起来了，却没有合格的师资，那入园难问题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处理好软件与硬件的关系。《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发展学前教育必须是“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如果质量不到位，再多的硬件设施也不能说学前教育得到健康发展了。

其次是处理好短期与长期的关系。解决入园难问题虽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在短期内全部解决。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而且，要有长期作战的心理准备。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不少地方制定了细致周全的时间表，要加速解决入园难。这种心态典型地表现在各地所制定的三年行动计划中，如有些地方政府计划三年内新建400所幼儿园、改扩建3000多所幼儿园。这样庞大的任务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抢时间，争速度，大干快上。然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教师的成长也是需要时间的。地方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急切心态可以理解，但发展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进行系统设计，包括财政投入的系统设计、教师培训的系统设计等。如果仅仅把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看成是三年的行动，那么很可能导致学前教育的发展后劲不足，缺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各地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解决入园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例如，西部地区底子薄，发展学前教育必须有自己的速度和特色，不能盲目照搬东部经验。

再次是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入园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地入园难的情况。但入园率仅仅是标准之一，地方政府切不可产生数字崇拜心理，把政策重心仅放在提高数量上。当下，中央政府的专项资金基本上只能满足于改扩建的需要，省、县的配套资金应适当用于师资培训和改善教师待遇上。数量与质量、硬件与软件齐头并进，才能最终化解入园难题。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目前，各地政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师资培训对解决入园难的意义，财政投入在结构上严重失衡。

最后是处理好解决入园难与解决“入园贵”的关系。从目前的各项政策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其政策指向都是化解入园难。但毫无疑问，“入园贵”和师资短缺是隐藏在“人园难”背后的问题。如果不能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很可能会造成这些问题此起彼伏的出现，最终导致政策后效的弱化。

入园难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疾病在学前教育中的投射。化解入园难，既需要各级政府责任到位，付出勇气，也需要政治智慧。当政府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智慧萌发时，我们有理由期待。在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有利条件下，“人园难”能够得到真正解决，“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能够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