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写给主席的信篇一

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我是个农村小学教员,家住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家庭成份是贫民。我的教员生涯已有二十多个寒暑了。

我有个孩子叫李良模,是个一九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一九六九年,他听从您老人家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毅然报名下乡,经政府分配在莆田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在孩子上山下乡的头十一个月里,他的口粮是由国家供应的(每个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费是由国家发给的(每个月八块钱),除了医药费和日常生活中下饭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家长掏腰包外,这个生活待遇在当时,对维持个人在山区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过得去的。

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发给断绝,孩子在山区劳动,和贫下中农一起分粮后,一连串的困难问题便产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一个年头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要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两季总共能分到湿杂稻谷两百来斤,外加两三斤鲜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麦,除此之外,就别无他粮了。那两百来斤的湿杂稻谷,经晒干扬净后,只能有一百多斤,这么少的口粮要孩子在重体力劳动中细水长流地过日子,无论如何是无法办到的。况且孩子在年轻力壮时候,更是会吃饭的。

在山区,孩子终年参加农业劳动,不但口粮不够吃,而且从来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下饭的菜吃光了,没有钱再去买;衣裤在劳动中磨破了,也没有钱去添制新的;病倒了,连个钱请医生看病都没有。比如日常生活需用的开销,更是没钱支付。从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区务农以来,个人生活中的一切花费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说来见笑,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此外,他上山下乡的第一天起,直到现在,一直没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当地贫下中农的房子。目前,房东正准备给自己的孩子办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另找住所。看来,孩子在山区,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

毛主席:您老人家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完全拥护;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区去务农,我没意见。可是,孩子上山下乡后的口粮问题,生活中的吃油用菜问题,穿衣问题,疾病问题,住房问题,学习问题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党和国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照顾,好让孩子在山区得以安心务农。

现在,如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的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谨此敬颂

大安!

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

李庆霖 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一封写给主席的信篇二

朱永嘉写给毛主席的信

毛主席：

自七六年九月九日，您离开我们远行，迄今已有三十二个年头了，这三十二年，真如您所言弹指一挥间，今年又是您诞辰的一百十五周年，党中央会安排对您的纪念活动，我今年也已迈入近八十的高龄了，行动蹒跚不能到纪念堂来瞻仰您的遗容了，望您谅解。记得您去世后的九月十一、二日间，我与徐景贤一起在康平路小礼堂一起应党中央的要求，找了一些卫生系统的专家商量如何长期保存您的遗体，为此上海派了专家组去北京。接着接到通知，让我参加您的治丧委员会，我是与刘大杰老先生一起乘机去北京的，我们住在民族饭店，次日即去人民大会堂瞻仰您的遗容。见您是那么安详地静卧在那里，我忍着悲痛和泪水，慢慢地绕您遗体一周，伫立注目表示自己的悼念。十八日那天的下午，我参加了对您的追悼大会，我与所有的治丧委员一起肃立在主席台上，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是多么的庄严而肃穆地在一起悼念您的远行，在主席台上我就站在第二排，前面是那时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那次会议是王洪文主持的大会，华国锋致的悼词，在台上我见到江青、叶剑英他们都在那里默默地为您致哀。会议结束后，我仍在民族饭店呆了一二天，有石西民、杨富珍、杨荣国曾来探望我。记得郭风莲也住在那个楼面，看到陈永贵来探望她，我是与刘大杰一起乘飞机回上海的。虽然三十二年过去，那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永远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我心中暗暗地立下誓言，要永远忠于您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事业。要更加谨慎地努力工作，才能不辜负您的厚望。

我还记得文革开始时，曾见过您许多次。六六年秋冬之交陈丕显派我到北京了解文革运动的情况，我以《文汇报》记者的身份，与其他两位同志一起住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因为我有记者证，可以在您接见红卫兵的日子，进入天安门城楼前，多次看到您这城楼上向红卫兵挥手致意那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六九年我参加了上海国庆节赴京观礼团，那时我们住在中南海，就在您身边，邓颖超同志还到住地来看望我们。国庆那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中南海是那么静悄悄的，观礼时，我又一次经过您的住地，上了天安门城楼，看到您与周总理在一起检阅游行的队伍。在城楼的休息厅，您与林彪两人坐在沙发上亲切交谈，姚文元还把我找去，把我介绍给陈伯达，我们三个人在休息厅一起交谈，可惜陈伯达一口福建腔，我一句也没有听懂，姚见我无法接话头，是他一句一句地当翻译。国庆节晚上举行了烟花晚会我们在城楼上，看着您与康生两人一起乘电梯上城楼，我们排着队守候在旁，您向我们一一招手。大家更是雀跃欢呼，那一天晚上，在城楼和广场上人头攒动，大家都是那么兴奋若狂地观看天上的烟花和地上的灯光，六九年那次国庆观礼的活动，始让我永?难忘。

我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个知识分子，虽然在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但我是五O年进的大学读的历史专业，从六四年起，我是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参加写反苏修、批苏修的专业文章。六五年初起我奉命一直在姚文元领导下工作，为他写作的需要作一些资料性的工作，我很少出头露面，只想默默无闻为党多做一点工作，获悉我们的工作是为您老人家服务，我是以此为荣的，并想尽量主动多做一些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您晚年由于白内障视力退化，您通过姚文元让我为您组织上海的专家学者标点了八十六篇古文，您打开了中美关系外交的僵局，为了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组织了近现代世界史方面的专家翻译了许多专门的著作，还翻译了许多西方古典自然科学的理论著作。您送给许世友那本哥白尼的《天体运行》，正是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重新翻译后上送给你的。当您支持大学办学报时，我们办了《学习与批判》这份复旦大学的学报，当您希望繁荣文艺创作时，我们办了文艺刊物《朝霞》，中美关系改善以后，当人们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时，我们办了三本摘译，当您关心下乡知识青年的境遇时我们组织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让上海的大学到农村去办函授，让农村的知识青年可以继续学习，只要是您关心的，党和人民需要的，我们都尽心尽力地去做。不求名，也不求利，只求对党对人民有益，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毛主席，你您世以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根本的逆转，我们所做的一切受到了组织上的重新审查，我被带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十四年徒刑，一下子被打到最底层。剥夺了自由和工作的权利，对这一切变化，我无怨无悔，我做了什么，我为人的准则我自己心里有数。所以我没有因个人的得失背上思想包袱，以平和的心情面对眼前的一切困境。如何审查，如何判决那是组织上的事，我左右不了，对我而言反而给我提供了时间，过去忙忙碌碌的没有时间好好系统地读一点书现在有机会了，静下心来读书，我让妈给我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我还把过去身边的马列著作和您的著作，一起送进隔离室来，我系统读了资本论，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从头读起，还读四书五经，使我悟出了很多道理。您是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读那些书，我是在牢房里系统地读那些书，这也是跟您学的。您不是讲五个不怕吗?我在受审查和被关押期间，也没有什么恐惧，所以虽然环境不太好，健康也还没有摧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即便是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我也还想着如何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不能白吃人民的饭呀!我与狱中一些有知识的青年和我的同案犯们一起为监狱办了一所文科大专班，四十二个学生，都是在押的犯人，帮助他们补习文化，从高小文化补起，直到他们通过电大考取了中文专业大专班的证书。学了文化，思想也好了。这些年青的犯人，出狱以后走上正途了。当然这一切还是决定于监狱当局的开明，记得那时的监狱长就是现在上海市人大的主任刘云耕，我离开提篮桥时，他还找我深谈了一个晚上，他还鼓励我出狱以后，继续努力上进。我这个人跟了共产党一辈子怎么能自暴自弃不求上进呢?

记得我是八八年末离开监狱回家的，那时正是改革开放的起步年代，我实在没有办法也为此出一份力，发一份光。我还是在家安心养病读书，以后经我学生介绍，认识了台湾三民书局的编辑们，我开始与肖木、王知常一起为他们标点注释翻译古文的工作，这十多年时间我出版了《吕氏春秋》、《唐六典》、《春秋繁露》这三部书，加在一起也有五百万字。过去我不拿稿费，有了稿费也都交了党费，现在我得为自己的稻梁谋了，开始那么二百元钱一个月的生活费不够个人生活，我还得看病吃药呀，只能靠稿费为生呀!现在我还在继续为三民书局标点注释宋人洪迈著的读书笔记《容斋随笔》，这部书是您从延安带到北京，一直放在身边随时准备翻阅的，还是您最后的日子想看的书，等大字本印好后，您已离我们远行了。我现在做的正是了却您想读这本书的心愿。这本书过去没人注释过，它是一本读书笔记，它读的东西太广阔了，文、史、哲、经那一方面都有，经、史、子、集什么都读，还有佛教经典，和他所看到的金石文字，我想尽我所能把它注释清楚，加上译文和我的分析说明，您读起来一定会方便许多。我说这些，也只是平实地向您汇报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记得曹操曾经给将去世的蒯越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如果您返生的话，我要说的也还是这一些，不如有一些人在您生前与死后完全表现出两付截然不同的嘴脸。记得您曾经反复用《诗经》中"靡不有始，鲜克有终"的话告诫过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保持革命的晚节。做人也确实应该慎始如终，始终如一，要做到这一点，人得要有一点精神，有一点骨气。这精神这骨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孟子所讲的那股浩然之气，否则的话只能是墙头草，随风倒的小人焉哉!他们还不如我这个被逐出教门的信徒心诚意正。对那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我想借韩愈《调张籍》那首诗开头的几句话了："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那些蚍蜉不过是在茅坑边上蠕动的蛆虫而已，起不了什么波澜和风浪。

在您老人家诞辰一百十五周年之际，献上这一些文字，作为我的一柱心香和一束鲜花，让人民对这一切作出他们的评价，我就心满意足了。为了纪念您的诞辰，我们大家一起来献上一束鲜花和一柱心香，表示我们的祝愿吧!

朱永嘉

(2009-01-12 17: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