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毛概与中特体系概论》课堂教学情况的分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教师只是一味的讲解理论知识,缺乏师生之间的互动,使得整个课堂比较枯燥,这样的教学方式是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毛概论文，供大家参考。

有关毛概论文范文一：浅谈中国革命马克思中国化的过程

摘要：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关键字：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

第一代领导集体艰辛探索奠定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强调“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此进行了艰辛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虽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也因受到俄国资本家的抵制而失败。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的东方大国采取“赎买”办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取得了成功。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参加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代表人物参加了新中国的政府机构。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人民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这种富有独创性的政策因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有利而为他们普遍接受。诚然，民族工商业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同人民政府发生冲突，甚至发动猖狂进攻，但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击退了这些人的进攻，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改造没有出路。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有力地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这种改造，采取的是“赎买”的办法，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相当高的“定息” (年息五厘)，作为“赎买”的代价。1955年秋冬，在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发展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从个别公私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先进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以“赎买” 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采用的“赎买”政策，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成功。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除此而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还有许多方面：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出一整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共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有了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章程”;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同志作为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实现、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作出了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体主张

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作了不懈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试验。他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作出了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从政治方面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采取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

从经济方面来看，具体表现在他对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他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他创造性地提出“农、轻、重”的顺序，已为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性。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没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这决不是不要外援，而是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上。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我国胜利地克服过许多困难，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封锁等造成的困境。

从文化方面来看，毛泽东主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泛地吸收、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建立我{门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提出的“双百”方针，被写入党的八大文件，正式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方针。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争论，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学派，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但这不意味着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二、毛泽东为巩固社会主义提出的主要观点

在如何巩固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同样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

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这一观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他认为，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另一方面，敌我矛盾也还存在甚至还可能激化。所以他提出，既不要混淆两类不同矛盾，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放松警惕，以为已经没有敌我矛盾，可以高忱无忧了。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毛泽东提出了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的观点，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最重要的是党内，特别是党内的领导人、领导集团。与此相联系，他一贯十分重视反对党内腐败现象的产生，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他始终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来自国外的军事挑衅和种种压力。

毛泽东关于如何巩固社会主义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继承和发展了。他为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三、研究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意义

尽管毛泽东在探索中既有正确的方面也有错误的方面，但他在探索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和思想财富，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贵的营养和借鉴。可以说，毛泽东的探索，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奠基者的作用。

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开拓了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和发展与毛泽东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毛泽东的功绩是巨大的，他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于新中国后来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他的名字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联，通过研究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肯定其居主要地位的有价值的方面，不仅仅是实事求是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问题，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性、继承性、创新性，以及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性;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胜利实现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关毛概论文范文二：浅谈爱国统一战线思想

摘要：统一战线，简称统战，是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自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在1939年《共产党人》杂志的发刊词中，毛泽东将它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一起列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胜利的三大法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五个阶段，分别是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关键词：统一战线 毛泽东 抗日民族

我国的民主党派是在中国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产生，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影响，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上支持、组织上帮助下组建(或改建)和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党派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由全国各族人民、各阶层爱国人士、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团结抗日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各民主党派及其所联系的阶级、阶层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竭心尽力，从而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坚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共合作”、“反对投降分裂”的主张，并始终拥护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一)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实现停止内战、抗日救亡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成为各革命阶级、政党的共同愿望和强烈要求。然而，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却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一方面，他下达“不抵抗”命令，纵容日军侵入中国东北，致使东北全境沦陷;另一方面，他下令加紧进攻红军，将内战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还加强舆论控制，严禁抗日宣传，阻止各阶级各党派的抗日救亡活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有着强烈爱国精神的民主党派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不顾国民党的政治高压，勇于谴责误国政策，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积极撰写救亡文章，致力发表抗日演讲，公开呼吁：“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务之急，惟在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

(二)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审时度势，放弃“反蒋抗日”口号，进而将口号转变成“逼蒋抗日”。对于共产党政策的转变，民主党派人士表示了欢迎和支持。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民主党派立即表示积极响应和热烈拥护：“大家相互秘密宣传阅读并奔走相告，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认为《宣言》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反映了我们的愿望和要求”。[2]救国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谋取民族解放”为宗旨，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对共产党的军事行动，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给予人民抗日言论和救国运动的自由;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3]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态度在客观上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全力推动下，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及两党合作抗日的谈话，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对此，各民主人士无不欢欣鼓舞。

(三)反对投降分裂，支持团结抗战，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开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有几个：一是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二是英美劝降的影响，三是蒋介石本就惧怕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壮大而威胁其统治。在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民主党派中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左派，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民主改革，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真诚拥护和坚持支持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抗日民主政策，对执意独裁、制造反共摩擦、妨害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和妥善处理事变的合理主张给予了广泛同情和支持，对国民党反民主的种种荒谬言论和不堪暴行进行了尖锐抨击，不仅在道义上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使处在抗日战争前线的中国共产党倍感欣慰，而且还在海外，特别是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参与到抗日的行列中，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拥护

民主党派人士对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积极支持，不仅表现在在政治立场上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表现在身体力行，积极奔赴抗日前线直接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抗战初期，全国各地的救国会会员及其动员的千千万万青年群众，进入陕北、华中、华北等解放区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投入到抗日浪潮中。乡村建设派的部分成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狼狈溃退，坚决留在山东战斗，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并肩作战，不离不弃。在抗日战争中，民主党派的许多人士在对日斗争的战场上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乃至生命。

三、民主党派人士运用舆论工具宣传抗日主张，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各民主党派为了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特长，创办了许多刊物和图书。这些刊物和图书及时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宣传了正确的抗日主张，对于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1937年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部分成员编辑出版了《抗战青年》、《抗战妇女》、《抗战农村》、《抗战华侨》等刊物，这些书籍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对于联络各方面抗日力量起了重要的精神纽带作用。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主张加强全民族团结，进行持久抗战。12月，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抗战》三日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坚持“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方针。与此同时，《全民抗战》还编印了战地版，大量送往前线，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广大抗日官兵的士气。1938年9月11日，救国会又创办了《国民公论》，此刊物在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批评时政方面，与《全民抗战》拥有同样鲜明的态度。除了以上列举的几种刊物之外，民主党派人士还创办了《文艺阵地》、《救亡日报》、《进步日报》、《抗战行动》半月刊、《国民公论》旬刊、《战时教育》、《新中国报》等著名刊物，另外还出版发行了许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的图书，如《儿童抗战故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战时读本》等。[4]

四、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抗战出力，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

抗日战争期间，民主党派凭借在海外华侨中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优势，积极动员海外华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出力。美洲洪门致公堂(中国致公党的主要派支)主席司徒美堂，积极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在整个抗战期间，仅司徒美堂领导的募捐活动捐款数额即达5400多万美元。抗战前夕，世界各地总共有华侨1740万人，上至富商、知识分子，下至工人、学生以至老人、妇女和儿童，都纷纷组织起来踊跃捐助，以物力和人力援助祖国抗战。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从抗战开始便每月捐款2000元直至战争胜利。抗战期间，华侨每年汇回国内的外汇是10亿元以上，这笔惊人的汇款极大地资助了国内因长年抗战而吃紧的财政，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帮助。[5]

综上所述，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正确政策，形成了一整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策略和方针，击退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一道为举国抗日局面的形成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而谱写了我国抗战史和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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