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就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蒋介石在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战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军侵略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宣布实行抗战。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根据党中央指示，赣粤边特委在江西大余池江召开干部大会，决定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并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政府谈判合作抗日。七·七事变爆发20多天后，国民党军队陆续停止了对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的进攻，报纸上也刊登了一些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项英、陈毅在大余县看到报上刊登的彭育英被任命为赣州专署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消息。他们早就知道彭育英出身于士绅家庭，留学日本，有一定的民族气节。项英、陈毅决定与他先接触，于是以陈毅的名义，给彭育英发“快邮代电”，阐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派人送去。

8月27日，彭育英亲书“感秘代电”专函，派其秘书鲁炯雯进入梅山游击区，将电函转送给陈毅，希望红军游击队能派一负责人出山谈判，时间越快越好。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人研究后，写好复函，于9月3日交警卫员潘聋古亲自送至大余县政府。彭育英接函后，非常感谢共产党人深明大义，当即回信约陈毅到钟鼓岩亲自晤谈。钟鼓岩的洞真观有一主持叫曾广桃是万安县人，也是彭育英的同乡，曾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主力红军长征后潜踪于此，由他接待，双方都同意。

为应对谈判，陈毅提出了将南方各游击区联合起来成立一支抗日力量，与北上红军主力形成南北呼应的正确主张。他被推选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抗日义勇军的全权谈判代表。

9月6日早饭后，彭育英从西华山钨业管理局借得一辆汽车，盛备茶点糖果，由秘书鲁炯雯、管印文书赖志刚、经征处主任王培恩和公务员、勤务兵各一人陪同，前往广东南雄的钟鼓岩洞真古观等候。约10时左右，陈毅打着油纸伞，一行5人从梅关古驿道来到钟鼓岩，彭上前迎接，自我介绍：“我是彭育英。”陈毅接着说：“我就是游击队老陈。”随后，彭、鲁邀陈毅和另一位游击队代表来到洞真观中的一厢房内交谈。谈判一开始，陈毅就向大家说：“南方红军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我党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彭育英对陈毅所提的一些条件不敢做主，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和第46师代表谈判。

9月8日，大余县政府派鲁炯雯为代表，游击队以陈毅为代表，在池江区公署举行正式谈判。由于经过前几天陈、彭书信往来和亲自晤面，彼此比较了解，因此谈判很顺利，气氛也很好，最后共同商定了“释放各县被扣押的共产党人”等7条。9月11日，彭育英备车陪同陈毅等游击队代表赴赣州与国民党省党部、专署和驻军代表谈判，所谈事宜基本达成共识。9月20日，江西省当局派专车来大余接项英、陈毅赴南昌与国民党高级代表谈判，最终解决了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的下山、改编问题。从此，大余和赣粤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均先后下山集中、整训待命。

在这又一次大转变的重要历史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产生了右倾思想，而陈毅却始终清醒地坚持既反对“左”又反对右的两条战线斗争，这决定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始终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作出重大的贡献。他满怀豪情，作《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词一首：“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