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相互依存,民族不同则文化不同,所以中西方文化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某种障碍,直接影响了英语教学的效果。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西方文化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文化毕业论文范文一：从文化安全视角反思苏联解体的教训

[摘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对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反思。其教训主要有: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切勿自毁根基,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又一个沉痛教训。一定要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安全;苏联解体;教训

自有国家以来,文化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1〕)。欲灭掉一个国家,先毁灭其思想文化,欲征服一个民族,先斩断其文化脉络。这是统治者们惯用的思维。但在以军事实力为主要竞争手段的时代,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还未能充分凸显。20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推进,和平和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军事安全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的传统国家安全观遭到挑战,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始终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把“文化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说明“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关注的重点,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国家文化安全理论和政策指明了方向。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得失、知兴亡。

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弥足珍贵。在开放的环境下顺利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全力确保国家文化安全,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以资镜鉴。本文由于篇幅所限,无意去全面探究苏联演变以至解体的原因教训,此处只是从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就苏联演变和解体进行一些反思。

(一)切勿自我混乱:思想上理论上的混乱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中最大的弊病和失误。

苏联意识形态从其形成和确立时期起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情况。〔2〕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首先建设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现实的社会环境,其面临的困难与挑战可想而知。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后来的实践者一个十分清晰的蓝图,其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列宁对这种不利的条件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特别反对从本本出发谈论社会主义,主张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

遗憾的是,列宁的这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其逝世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斯大林执政以后,以固守“本本”、脱离实际为特征的教条主义日益严重。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出版以后,这种现象得到迅速的发展。苏共的理论思想工作逐渐变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特别是对斯大林语录的解释。苏共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尤其是斯大林的一些设想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把他们的一些词句奉为经典,机械地向人们灌输,既不强调革命导师的理论、观点产生的历史条件,也不联系本国的实际情况。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对此感受颇深:“对生活的整个一套安排,似乎从自由自在的大学生年代开始,都是在培育未来的政治家、理论家和新闻记者去用别人的思想,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斯大林(一般说引用斯大林的话要比列宁的话多二三倍,比马克思思格斯的话多五六倍)、当时被确认的其他‘领袖’以及《真理报》的近期社论(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思想去写作、讲话,甚至思考(尽管是很细心和审慎,要不然就有可能遭遇很大的麻烦)。一句话,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都懂得正在形成一种奴化意识。”〔3〕斯大林去世以后,教条主义虽然受到批评,但文章和论著中引经据典、死啃书本、为某个“权威”的论点进行注释、论证和恭维,千篇一律,形式主义,理论根本不触及现实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司空见惯的。〔4〕因此“实际上都没有摆脱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的束缚”〔5〕。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僵化的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特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从而也丧失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6〕面对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和危机,戈尔巴乔夫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他在政治改革上的急进冒险主义,实际上是对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斯大林理论教条的一种反叛,一种极端反应,而正是这种极端反应导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方针路线错误,造成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把一个虽有诸多弊端但毕竟尚还强大的苏联推进了深渊。”〔7〕戈尔巴乔夫以“新思维”替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抽象的、超阶级的、全人类的共

同价值,主张全人类共同利益高于一切。他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变形的”、“被扭曲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垄断”: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妨碍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影响了吸收人类先进的思想,形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方面的“异化”现象:“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

因此,改革就是要“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一切”,以便消除垄断、克服异化。办法是实行多元化,具体说来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普遍民主”;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总之,苏联要建设的“不仅是人道的社会主义,而且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修正”,但对于长期处于教条主义禁锢中的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来说,这种理论却有着极强的迷惑性。它从根本上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抽掉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存在的思想基础和合法性,成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8〕。

无论是固守经典词句的教条主义,还是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其思想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都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甚至亡党亡国,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9〕。

(二)切勿自弃阵地:在西方长期进行和平演变的条件下自动放弃意识形态阵地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一个沉痛教训。

有研究指出,从1917年起到1953年止的36年是苏联意识形态形成、确立、加强和巩固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91年12月为止的38年则是苏联意识形态从一个报端向另一个极端发生转变,直至到上世纪80年代末发生剧变和质变的时期。〔10〕在1953年以前的几十年间,苏联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在与世隔绝、封闭和孤立在一国范围内的。这固然同苏联当时所处的被封锁、被包围的外部环境有关系,但苏联采取的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也进一步加剧了与世隔绝的状态。

斯大林试图在绝对“净化”的环境中维护和保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长期采取禁止人们接触本国和国外非马克思主义东西的全封闭政策。斯大林解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推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发展的顶峰,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也日渐登峰造极,苏联社会被渲染成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间天堂。与此同时,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却又是简单的、粗暴的。以书报检查制度为例,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从删改列宁晚年著作、禁止《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文献,到限制发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一切对斯大林理论模式不利的文本;从查禁包括布哈林在内的一切反对派著作,到镇压国内一切有独立见解的、违背斯大林教条的理论学术著作;对国内外和西方文献甚至封堵到了禁止“唯心主义”和所谓“无思想性、敷衍塞责”一类作品的地步。这就使查禁的范围极其宽泛,设限标准的外延无限扩大。经过这样的封杀、镇压,全社会万马齐喑,除了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理论教条干万次地为人们所重复以外,思维和理论上的创新根本谈不到。〔11〕这样的意识形态只能是表面繁荣而实质贫乏,难以真正占领人们的头脑。

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而思想的乱又是从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开始的”〔12〕,“赫鲁晓夫的报告改变了整个社会运动的方向,也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状态”〔13〕,此后,苏联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愈来愈多的人不再相信共产党,不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失去了理想和追求,玩世不恭或愤世嫉俗的情绪有所增长,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成为生活目标。这种变化为自由化思潮的进一步泛滥准备了思想上的条件。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开了否定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之先河。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鼓动下,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在苏联蔓延开来。这股思潮的兴起,始于揭露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起初是一些描写斯大林时期问题的文艺作品,后来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和舆论界。

到1987年初,苏联境内就出现了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否定历史的思潮。他们在报刊上大量揭露苏共历史上犯的各种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的种种“罪行”,进而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苏联共产党。他们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 70年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他们把现实社会主义制度说成是“极权社会主义”、“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非但毫无成就可言,而且给人们带来的“只是灾难”;社会主义是一部“不光彩的历史”,必须与之“一刀两断”、“彻底决裂”。一时间,“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等口号充斥舆论,成为宣传的主调。

分析这股思潮兴起以至泛滥的原因,有研究指出:这是苏共中央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提出和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结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就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他主张的民主化,是不分阶级、不讲专政和集中的民主,为反共势力的崛起打开了绿灯;他主张的公开性,是“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发泄,专门揭露并大肆渲染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他主张的多元论,是允许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的言行合法化,听任资产阶级政党猖狂进攻和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于是,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1986年中央的两家刊物换了领导。他们的头头被换成了自由共产主义色彩的“60年代人”; 1987年5月,停止了对美国之音以及其他反苏广播电台的干扰〔14〕……所有这些民主、公开、多元,都是“单行道”,只准发表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准针锋相对地进行批判;只准反共势力毫无阻碍地组织集会、游行、罢工,不准共产党进行反击。在这条方针、路线指引下,敌对势力的手脚被放开了,可以肆元忌惮地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而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却被捆住了,动辄得咎,只能听任敌对势力攻击,束手待毙。苏联解体前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亲历了苏联解体全过程的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中这样说,“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

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15〕。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列宁早就说过,“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

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16〕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的丢失为苏联的演变和覆亡埋下了苦果,苏共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战线上的主动权丧失殆尽,“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17〕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严重的信仰危机,社会不满情绪不断加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变化是苏联演变的先导”〔18〕,“苏东崩溃首先是信念的崩溃”〔19〕。

(三)切勿自毁根基,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是苏联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又一个沉痛教训。

讨论—个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对知识精英的政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而“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潮采取简单压制方法,把许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斗争争取过来的人,或是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或者将他们赶入‘地下’,为日后的剧变奠定了基础”〔20〕。在苏联演变乃至解体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批知识分子在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站到了资本主义一边,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驱者”。

苏联知识分子曾经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一起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辉煌业绩,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科学、文学和艺术创造中也取得了光辉成就。然而,与此同时,苏联知识分子也曾经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遭到压制和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严密的行政领导和组织控制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由于改革方针的错误,政治局势发生动荡,知识分子终于站到了苏共的对立面,抛弃了苏共,抛弃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

分析苏联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突出的有如下两点:其一,苏共在理论上始终没有解决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有研究指出:把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包括长期从事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知识分子统统称之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旧知识分子”,这种提法有失偏颇。

30年代后期,斯大林虽然宣布,在苏维埃政权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是“新型知识分子”,但始终不承认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1〕在1927年12月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斯大林把知识分子同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现的新资产阶级摆在一起,报告中列举的甲条是工人阶级,乙条是农民,丙条则是“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斯大林在报告中说:“新资产阶级的特点就是他们与工农相反,没有根据满意苏维埃政权。”因为,“我们工业的进展、我们商业机关和合作社机关的进展,以及我们国家机关的改善,有利于工人阶级,有利于基本农民群众,而不利于新资产阶级,不利于一般中等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层,所以这些阶层对苏维埃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这里所说的“中等阶层”,实际上就是指的知识分子。〔22〕其二,在政治上,知识分子不仅受到歧视,而且在历次政治清洗和批判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当其冲,受害最深。尽管从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苏联领导人关于知识分子重要性的大量论述,但从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实践来看,苏共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

鉴于知识、技术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一般来说,没有哪个领导人会公然无视知识分子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因而相关论述总是可以找出不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党对知识分子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信任,到底是“信任并重用”还是“怀疑但利用”。总体说来,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偏重于后者。

中央党校张荣臣教授在分析“苏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时就指出,列宁以及后来的苏共“不把知识分子看成可依靠的部分”。〔23〕列宁认为,他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24〕。斯大林则认为,“旧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最有技能的一部分人,还在十月革命的初期就脱离了其余的知识分子群众而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实行怠工。这一部分人因此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被苏维埃政权机关粉碎和驱散了。后来,其中保全下来的大多数人都被我国的敌人招募去做暗害分子和间谍,从而自绝于知识分子的队伍。旧知识分子中技能较差而人数较多的另一部分人,在很长时间内还在原地踏步不前,等候‘好日子’的到来,但是后来他们看来是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才决定去供职,决定和苏维埃政权和睦相处”〔25〕。他认为,过去那种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种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力量”的观点“是有理由的”,对他们“怀着一种不信任心理,甚至往往变成一种仇视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26〕勃列日涅夫更是明显歧视知识分子,原苏共领导人利加乔夫在2000年秋天曾谈到:当年我们实行这样的做法,每接受三个工人入党,才能接受一个工程师入党。

另一位原苏共领导人卢基扬诺夫则说:自勃列日涅夫上台以来,苏共基本不再接受知识分子入党,只在工人、农民、干部和军人中发展党员。〔27〕“疑而用之”注定了苏联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政治上无法得到信任和重用,而当运动到来时,知识分子往往又首当其冲的。苏共对于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导致了苏联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被推入了反对派的阵营。〔28〕当长期受到禁锢的思想领域的一旦打开闸门,知识分子长期被压抑的反叛情绪如火山般爆发。他们先是填补“历史空白点”,实际上是发起对苏共七十年“罪行”进行清算的运动,接着是要求社会民主,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再接着就是用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知识分子阶层最终成为这场不流血的“社会革命”的领导者。

(四)一定要对西方的思想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并采取有效的对策。

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原有世界格局,令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惴惴不安。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对外战略任务。为此,他们施行过军事干涉、武装进攻的一手。

但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日益巩固,在武力行动屡遭挫败后,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转而采用具有隐蔽性与欺骗性的和平演变手段,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曾说:“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它们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会促进它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从长远来看,在决定苏美之争的结果方面,和平竞赛与保持我们的军事遏制能力同样重要”。〔29〕他强调应“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广泛持久渗透手段达到促进和平演变的目标。”〔30〕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过程中起了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作用的程度到底如何?政治家和学者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演变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如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就认为,和平演变战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里根主义是使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她说,里根在“社会主义必败,美国必将更强大”的信念支持下,抓住苏联当时集中精力发展军事力量,而其他方面薄弱(如物质基础)的弱点,通过坚决发展“战略防御计划”,最终拖垮了苏联。她还说,正是“里根打了并且打赢了冷战”。“他是根据一种深思熟虑和精心制订的原则来设法降伏苏联人的”。“最终导致这个邪恶帝国垮台的就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31〕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同或类似的看法。

另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演变只是苏联演变和解体的重要条件,属于外因,不能将苏联解体直接归因于西方的和平演变。曾参与执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原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说:“造成苏联解体的,并不是西方的政策。而是苏联自身政治进程的失败”,“美国不可能从外部推翻苏联政权,在此方面的直接尝试反而会加强该政权”,“结束共产党在苏联的统治并非美国政策的明确目标”,“美国和西方对苏联的解体没起多少作用,其作用仅仅在于,他们所支持的政策有助于创造使苏联解体的条件。是苏联国内的政治势力,而不是外部的敌对势力,应该对没有建立起一个可接受的联盟负责”。〔32〕尽管马特洛克的这番话有为美国和西方推脱责任之嫌,但也的确点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说真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导致了苏联解体,那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距离美国近在咫尺的古巴,自1959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美国曾武装干涉,实行经济封锁、禁运、制裁、培植古巴反对派,不遗余力进行演变、颠覆、破坏,却至今未能将其演变。而拥有核武库的超级大国苏联怎么就被和平演变了呢?正因为如此,对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较深入研究的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就明确反对和平演变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他说:“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33〕陆南泉等人也提出,“说西方对苏联东欧搞和平演变,不错。西方也在中国搞和平演变,为什么在中国不能得逞,在苏联东欧却能得逞?对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还要分析更加深层的内部原因”〔34〕。

我国国内学者大部分也持这种观点。毕竟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学者们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思想路线的变化———思想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导致苏联的最终解体。”〔35〕大卫·科茨也说,“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36〕。笔者赞同此论。

辨清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中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对之可以有一丁点的忽视,恰恰相反,和平演变战略在苏联东欧的成功实践已经用残酷的事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其“更多地采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广泛持久渗透手段”和注重“将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第四代人”的特点使得它的确是“一个精明厉害的战略”。〔37〕西方国家已经从中尝到了甜头,必将作为一项长期战略实施下去,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中防止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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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毕业论文范文二：简析金西性调查的方法特点

摘要：金西对于人类性行为的调查，采用的是个案访谈方法。这一调查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金西调查的特点是客观真实，他采用许多有效方式来检验获得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金西调查报告另一个特点是实事求是，他在确定结论的普遍性时十分慎重，根据调查样本大小情况的不同作出各种适当的论断。金西调查还彻底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思维，很好地协调了坚持归类与承认变异、坚持规则与采取灵活性的关系，将个案访谈的优点发挥到极致，而将其不足降低到最小。

关键词：金西;性调查;方法

1948年，美国著名性行为科学家艾尔弗雷德·金西(Alfred C.Kinsey，1894～1956)的第一个性调查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出版，立即在社会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它对于美国社会影响之大，当时有评论者将它的效应比之为原子弹爆炸。一时间它成了美国最畅销的书，“金西报告”家喻户晓，金西的名字成了性研究的同义词。

个案人数充足的样本是科学调查的必要条件。金西采用个案访谈方法对人类性行为进行了历时十年的调查，访谈对象达一万二千余人。在金西以前的同类性调查，个案访谈人数都很少，一般是几十人，最多的也只有三百人。金西性调查的规模是其四十倍以上。金西认为，如果要想获得整个美国人口的性行为基本信息，样本太小、个案太少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他设想的样本人数是十万，计划的时间是二十八年。就其规模而言，金西的个案访谈调查不仅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也可以说是后无来者，至今尚未闻有超过金西的性行为个案访谈调查规模的。

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调查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上，金西的个案访谈调查也都有以前的同类调查不曾具有的特点。

金西在报告中对他的调查研究的性质作了说明：“这是一个对人类性行为所有方面的研究，而不是一个内部分离的实体，它不是一个生物学方面的研究，不是一个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不是一个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人类动物的性活动可能是许多学科所关注的，而每一个案中的行为应该被理解为几个事实同时发生的统一体。”这一调查研究的性质是建立在对于人类性行为的总体认识之上的，“人类动物的性行为是其形态学和生理学组织机构的结果，是其经历所带来的条件作用的结果，是其生命和非生命环境中所有力量的结果。就学术理论而言，这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因素;然而所有这些因素是同时起作用的，其最终产物是一种单个统一的现象，实质上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

因此，金西在确定自己调查班子的成员时有意识地选择了不同专业背景的人：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有些人认为金西只是从动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性行为，只是注意人类性行为的动物机能方面，这是对金西最大的误解。金西的这一调查研究是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甚至很难说他更重视哪个学科一些。或者说，他认为每一种因素都是同样重要的，忽视了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对总体研究造成影响。金西对自己调查研究性质的定位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他是真正意义上的性行为科学的创始人。

金西在报告中多次强调了他的调查研究的客观真实性。他说：“本调查包括所有种类的人和人类性行为的所有方面。在对个案历史作选择或在记录它们名称的选择上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不预先确定什么是罕见的或什么是普遍的：什么是道德的或有社会意义的，或什么是正常的和什么是不正常的。”金西明确指出，以前出版的许多关于性的研究，明显地将道德价值、哲学理论和科学事实混为一谈。这些研究的兴趣在于将性行为划分为或好或坏、或正常或反常等类型，然后作出普遍适用的结论，并以此为社会问题开处方，而实际上它们远离了客观求实的科学态度。他认为自己的做法与这些研究有本质的区别。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金西很注意将人们的各种偏见同真实情况区别开来，将人们对自己行为的主观认识同客观事实区别开来。

金西认识到，落实到每一个体，偏见或主观态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作为一个调查研究者，则应该将这种主观态度从客观事实中剥离出来，尽可能地剔除各种偏见成分。为此，金西在设计调查过程时想了许多办法。例如，为了让被访谈对象能够毫无顾虑地说出事实真相，金西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作出郑重的保密承诺。调查者采用密码记录，没有可以被盗取的密码钥匙，只有六个实际获取对象性历史的人知道密码的一部分，而且仅仅四个人在写作这本书时才可能得到全部密码。而其他所有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密码。金西调查的保密工作是做得如此之好，在十年内对一万二千余人的个案访谈过程中，没有出现一例泄密事件。

又如，金西对调查者提出许多要求，总的一条就是，在访谈时要抛弃自己的任何偏见，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不先入为主地认定任何事物的性质，善于理解并非自己所属的各种社会阶层的态度、习惯和作为，不用语言、肢体动作或面部表情来给访谈对象任何暗示和压力，以确保对方可以完全自由地、不受任何干扰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再如，金西为了检验获得数据的客观真实性，采用了许多方法。第一，对已经访谈过的对象，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再次以同样的一些问题进行访谈，然后对两次回答的结果做比较：第二，对同为调查对象的夫妻双方的访谈结果进行比较，以判定数据的真实性;第三，对准确性进行交叉核查，即对从几种不同渠道获得的材料进行比较，以确定数据的准确程度;第四，将通过对象回忆获得的数据与直接观察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数据的准确程度;第五，将数位调查者对同一个对象的访谈数据进行比较对照，以确定可能有的误差以及相关数据的准确性：第六，将同一个调查者不同时期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对照，以确定调查者调查技巧的稳定程度，以及由此给数据准确性带来的影响：第七，将通过长远回忆获得的数据与当下记忆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数据的准确程度：第八，将从两代人那里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以确定数据的准确性;等等。

金西报告的另一特点是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人类男性性行为》利用的个案非常丰富，大约有六千三百名男性，其中白人男性大约五千三百名。而金西却说：“本书能够作出一般结论的，仅限于那些现在多少有可利用的充足材料的群体，或那些接近建立整个数据系列的较小的群。但我们对人口中许多重要因素还不可能作出一般结论。”他坦率列举了许多方面样本人数之不足：超出五十岁的男性群、新生儿和幼儿群、年龄较大的未婚男性和曾婚男性群、农村人口、宗教群体、工厂工人和手工劳动者群体、黑人男性群以及样本未能覆盖美国大部分地区，等等。

金西对他采用的百分之百样本和部分样本的优劣情况作了分析，对于各种数据可能造成误差的原因和情况作了分析，并得出了可能产生的误差程度即折扣，然后他明确指出：“对本书其它部分应该认识到，其中的数据可能是一些近似值，但它们是接近事实的近似值。”这体现了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严谨和求实的态度。

在有充足数据资料作出明确论断和一般结论的地方，金西是说得十分肯定的。另一方面，在本书不少地方，金西都表示，他对某一现象还无法作出解释：由于样本数量不足，他的某一结论不是普遍适用的;由于样本数量太少，他无法作出进一步分析;他的某一观点只是一种猜测，还缺乏数据支撑等等。

金西报告的又一个特点是，彻底抛弃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思维，很好地协调了坚持归类与承认变异、坚持规则与采取灵活性的关系

，将个案访谈的优点发挥到极致，而将其不足降低到最小。金西在调查中采用了六种方式分类(准备以后采用十二种方式分类)，建立了一整套明确严谨的操作规则，将同质的人口进行比较，克服了以前研究笼统含混地计算性行为数据的缺陷。他拟定的数百个研究项目都是有确切内涵的，不会产生歧义或模棱两可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变异，每个人的情况都有其独特之处。在访谈过程中调查者的工作应该富有创造性，应该在不违背规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吸纳所有的信息。金西说：“访谈代表了两个人类个体、对象和访谈者之间的一种深深的沟通。有些事情在一个写好的调查表中，或在一个问题被公式化、调查被严格限制的直接访谈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他还说：“作为科学探索者，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不受限制地去发现人们在性方面的所作所为。这是在一个被引导的访谈中可以完成的事情，但在一个调查表研究或者甚至在一个被限定的访谈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金西看来，承认个体性活动的差异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通常的道德规则、社会体制、婚姻习惯、性法律以及教育和宗教体系大都是建立在一种假定的基础上：个体在性方面是很类似的，因此他们应该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这些社会规范所要求的单一模式之中，而许多社会问题就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冲突中产生的。

在确定同性恋的问题上特别可以看出金西对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的反对。他明确指出：“任何关于世界上有多少人是同性恋者，多少人是异性恋者这类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这样说太笼统。实际上有较多的人既有同性恋倾向，也有异性恋倾向，无法将他们简单归类。以前的一些研究者只知道要统计那些“真正的同性恋者”，但什么是“真正的同性恋者”，他们自己也不清楚。金西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他按照人们反应和行为的不同程度，从完全的异性恋到完全的同性恋，一共分为七个等级，然后再以这一套分类标准来进行异性恋和同性恋情况的统计，最后得出的数据使人一目了然。

《人类男性性行为》一书充满了统计数字，并配有大量图表，文字也完全使用科学报告语言，一般来说会让人觉得枯燥乏味;该书的出版说明也指出，它主要供医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专业人员和教师、社会工作者、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执法人员等阅读。

为什么会一出版就成为最畅销的书?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们通过金西报告看清楚了自己。此前人们并非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中有多少人也这样做，或者有多少人不这样做。有许多人甚至以为只有他一个人是这样做的，特别是自慰、婚前性交、婚外性交、同性恋、同动物的性接触等社会禁忌的活动。许多人发现，人们在公开场合表示的态度与他们的实际行为之间差距之大，甚至达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这些公开表示的东西遮蔽了事实真相，而金西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通过科学调查研究，将事实真相揭示出来。而人们是需要了解真实的，也就是重新认识自己。

参考文献：

Alfred C. Kinsey. 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M].W.B.Saunders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London.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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