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籍、制度、习俗等，因更贴近于古代的“道”本身，因而就越具有权威性。越古就越好，越古就越值得崇尚，在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下，厚古薄今、今不如昔的观念根深蒂固，从而严重地压抑了进步观念的产生。因此，客观说来，进步观念对于国人而言是一种舶来品，它是伴随着进化论思想而传人我国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进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进步，比如进步往往涉及价值判断，区分出哪些是“先进”，哪些是“落后”，而进化并不是一个价值评定的概念，它只涉及对环境的“适应”和“不适应”;进步总体上是单线性的，不断向前的，而进化则是复杂的，其中可能有进步，也可能有倒退，等等。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指出：“现在一般应用于宇宙过程‘进化’一词，有它独特的历史，并被用来表示不同的意义。就其通俗的意义来说，它表示前进的发展，即从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逐渐演化到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但其含义已被扩大到包括倒退蜕变的现象，即从一种比较复杂的情况进展到一种比较单一的情况的现象。”这就很明确地指出，“进化”并不总是代表着“进步”，其中亦包含着倒退，这也是达尔文的观点。

但是，至少在19世纪，产生广泛影响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并不是生物进化论中所蕴含的那种是悲观的“退步”。这是因为，虽然进化本身并不一定代表着进步，但它毕竟包含着“进步”的因素。在生物进化论思想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后，它又进一步强化和充实了进步观念，两者的这种天然联系，外兼当时的西方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全社会处处弥漫着浓烈的乐观主义情绪，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理由否定进步的存在，这就使得即便是在进步观念发源地的西方，进化和进步的界限也模糊了，这在斯宾塞的著作中尤为明显。

对于1877～1879年曾留学英国，亲身感受过资本主义世界的繁荣和富强，并深受斯宾塞思想影响的严复而言，认同“进化就是进步”几乎没有太多的难度。在《天演论》中，他指出：斯宾塞“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在斯宾塞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有着明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都是一个不断由简单到复杂，最终趋向善的过程。严复对此笃信不疑：“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则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今合地体、动物、植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此非一二人之言也。”正因为这个缘故，严复在《天演论》中没有将上述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所述的那种“进化”也包含着“退步”的“悲观”的观点译出，而是忽略不计了，他一再强调“进步”的观念，充满信心地指出：“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在将“天演”中“退步”的成分剔除后，严复的“天演”观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线“进步”的进化观。

这种“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以生物进化论的大量科学事实为铁证，又以当时西方世界蒸蒸日上的社会现实为楷模，看得见，摸得着，极具说服力，对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的“崇古薄今”、“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念起着巨大的瓦解作用。倘若将老大中国比作“古”，而今日西方比作“今”的话，那么，中国贫弱之因就一目了然了，那便是“新胜于旧、今胜于昔”。在“进步”的天平上，中西终于分出了高下。这就是严复在《原强》中指出的：“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

所以，正是在“进步”观念的指引下，国人终于认清了中国在今日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及其贫弱之因，既然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那么，倘若不进行社会改革，不发奋图强，中国将在世界上无任何立锥之地。进步观念不断向国人灌输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反复敲响着救亡图存的警钟，整整一代人正是在进步观念的指引下，开始以一种崭新的思路为中国的未来设计方案、寻求出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倘若没有进化论思想广泛传播，没有国人对进步观念的普遍认同，就不可能有近代中国一次又一次的思想革新和社会改革运动，进化论思想和进步观念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用任何语言来形容都不为过的。

当然，在看到进步观念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人接受进步观念，毕竟是在严复式的将“进化等同于进步”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的，这无疑削弱了国人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深入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进步观念毕竟是一种价值理念，它本身就暗含着历史线性发展的理论预设，在这种预设下，或者说，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下，又必然会有先后之分，后必胜于今，新必胜于旧。国人正是在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很自然地将“过去”等同于“古”，将“现在”等同于“今”，中国是古是旧，西方是今是新，后胜于今、新胜于旧的结果便是西胜于中，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经久不息的古今中西之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全盘西化、民族虚无主义情绪等，其因其果都可从进步观念中找到端倪。而作为一种价值评断的标准，进步观念的内容能否不断地泛化，进而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在很长时期里，国人对此是无暇也无意涉足的，进步观念似乎不证自明，这必然影响到人们对进步观念的深入认识和思索，而这种认识，客观地说，是直到今天也没能圆满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推动了对“人”的全新认识

在西方历史上，进化论思想使得上帝造人的创世说不再成为可能，人只不过是外部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把人从基督教的神学权威中解放了出来。中国虽然缺少类似于西方世界的神学权威，但却从来不缺乏各种古典权威，与西方相类似，随着进化论思想的深入人心，在“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的不断冲击下，这些古典权威也渐渐地丧失了往日的荣耀与光环，从古典权威中走出来的国人，开始以一种崭新的眼光打量世界，反思过去，并认识自身。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的这段话是广为人知的：“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这段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笼罩在进化论思想的照耀之下。在生物进化论的理论中，人类与自然界万物一样，不过是最简单的生命形式长期进化的结果，与其它生物相比并无高贵的血统，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进化论思想其实是对人的贬黜，亦即周作人所说的，并非世间所谓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但是，正是这样一种贬黜，却使人的自然属性得到了凸出和肯定，从而给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虽然从来也不乏对人之私、人之情欲等种种人的自然属性的肯定，但是，这种肯定从来也没能像进化论思想这样，由于建立在强大的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从而能借助科学的力量而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所以，完全可以说，借助进化论思想的力量，国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从动物“进化”而来，又不断“进化”，进而区别于动物，进化的这种历程在贬黜人类的同时，事实上又充分肯定了人类自身强大的力量。“人是一种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周作人此言可谓一语中矢。人的内面生活，无疑便是人的理性、人的意志、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个性……可以说，正是伴随着进化论思想的传人，“人”自身的价值才最终全面地凸现出来，进化论思想好比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展现给国人的是一个全新的、丰富多彩的“人”的世界。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人”自身有着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全面的思考。

以严复为例，在进化论思想和进步观念的烛照下，他以为“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而这种“胜我者”之因，严复在很大程度上归结到了“人”的自由上：“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大多数人将西方富强之根归结为民主政治的时候，严复却能独具慧眼地指出民主不过是“用”，自由才是“体”，这是相当超前和难能可贵的。在严复看来，正是自由与不自由的巨大差异，才造成了中西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接人待物、学术思想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于政治：“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于经济：“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于伦理道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于社会风俗：“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于接人待物：“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于学术：“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并进而把这种不自由视为致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故中国之弱，非弱于财匮兵窳也，而弱于政教之不中，而政教之所以不中，坐不知平等自由公理，而私权奋压力行耳。”这种把人的自由置于如此崇高地位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好似空谷足音，影响并不大，但到了五四，则掀起了滔天巨浪，终于迎来了一个人全面觉醒和个性解放的全新时代。

五四最典型的特征是反传统，而这种反传统的动力，现在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化论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正是进化论思想及其中所蕴含的进步观念，使得中西处于进化的同一历程中，中西在进化的同一大道上行进，西方先行一步，中国落后一步，中西文明便被视为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的文明，西方的今天便是中国的明天，如此一来，西方的进步恰好成为攻击中国古代社会与传统的口实与绝好理由。西方是平等的、自主的、个性解放的，中国是等级的、野蛮的、保守的……在一阵又一阵的反传统热潮中，中国“人”终于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在西方思想的启蒙和烛照下获得了全新的定义。“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郁达夫的这句话可谓耳熟能详。而究其原因，进化论思想在背后的推动之功实不可没。当然，进化论思想在推动国人对“人”的全新认识上并不是完美元缺的。

如前所述，进化并不等于进步，进化在很多情况下只是涉及对环境的“适应”与“不适应”，而“适应”了的并不一定是最强者，所以进化并不必然涉及对物种强弱和优劣之分的价值判断。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写道：“‘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么是‘最适应的’有赖于各种条件。很久以来，我大胆地指出，如果我们的半球要再冷却下去的话，那末在植物界，最适于生存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些越来越矮小、越来越低等的生物，一直到最适于生存的只能是苔薛和硅藻，以及诸如能够把白雪染上红色的微生物;反之，如果气候变得越来越热，那末泰晤士和埃西斯的令人愉快的河谷区，能够生存的就只有热带丛林中繁殖的生物，别的则无法住下去了。只有它们，作为最适应者和对变化了的环境最有适应力的，将会生存下去。”这里已明确指出：适者并不等于强者。

但是，在认同“进化就是进步”，并深受斯宾塞思想影响的严复看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优淘汰劣而成为适者，那么适就一定等于优，适者也就是强者。故而在《天演论》中，他写道：“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德智力三者皆大是耳。”严复的这种看法与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古老箴言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很能契合国人甲午战败后求富求强的心理，故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换而言之，国人其实是在维护自身生存、求富求强的总体目标下容纳和接受进化论思想的，这种进化论思想事实上已与达尔文原滋原味的生物进化论有了相当大的距离。

这种差异的主要表现就在于突出了价值判断，强化了目的性和功利性：适就是优，败就是劣。然而，正如赫胥黎上述所言，适与不适，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与外在的各种条件，这就使得适与优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一旦外在的环境或条件改变了，那么，孰优孰劣就很成为了问题。

以严复为例，如上所述，他曾对“人”的自由抱以无限的希望，然而，随着外在条件的改变，当欧洲不再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而陷入一战后浓重的思想危机时，他的态度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与今，其弊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甚至起而抨击，转而维护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不佞垂老，亲见脂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渐觉其为如此矣。”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类似于严复的这种“善变”并非只是一个个案，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每当中国社会大的政治变局发生之后，那些原先曾被人普遍接受与认同的思想(如人的自由)，其“优”与“适”便常常被质疑和追问，虽然不能排除这种质疑和追问的合理性，但这种“善变”，毕竟对于国人更深入地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认识问题不利。而究其缘由，我们大可从国人强化了进化论思想的价值判断，突出了其目的性和功利性，并由此而带来的思维上的盲点和误区找到些端倪。

自然，进化论思想对国人世界观的转变远不止上述两个方面，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突破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根基，从而给予国人以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与自身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国人对进化论思想的接受重点并不在于论证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界万物的演进过程，而在于获得一种看待世界与自身的全新方式，为改变中国社会现状获得一种合理的依据，最终使得进化论思想从一种自然科学理论升格成为了一种进化论世界观，进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陈兼善说：“我们现在放开眼光看一看，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及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一种不受它的影响。”此语可谓名至实归，但诚如前所述，其中所造成的缺失也是我们必须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