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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硕士论文格式篇一

经济史：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在于强调经济史是一门经济分析方法。本文首先诠释了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含义，然后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并且阐述了把经济史理解成经济分析方法的意义，最后给出小结。

关键词：经济史 方法 经济学 经济分析

一、引言

在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中，把经济史研究的主旨定位在描述和解释经济发展的历史。这种定位抓住了经济史本质上是“史”的实质，凸显了经济史的本体论含义，但却相对忽视了经济史的方法论功能，即忽视了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这种定位易使研究者自身对经济史学科认识不全面，或者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而且还导致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空间越来越狭窄。而且，有些学者还乐于把经济史研究等同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研究，与现实无涉，这也阻碍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交流，从而限制了经济史学科的发展空间。不仅学界对经济史的方法论含义重视不足，高等院校的学生对经济史的认识也存在诸多误区。很多学生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经济史的方法作用，仅仅将其等同于历史探索。大多数学生都认为经济史研究就是搞历史，只不过侧重于经济方面。经济史与现实没什么关联，也没什么实用性。因此，他们对经济史研究的兴趣不高，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①在高等院校的经济学院或者经济学系，经济史学科成为少数学生无奈的选择。大多数学子宁可选择自己并不十分感兴趣的应用经济学科，也不愿投身到经济史研究中。

有鉴于此，笔者感到有必要凭借一个后学的大胆，就经济史研究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笔者认为，描述和解释经济发展机制和过程作为经济史的本体论含义没有错，也很精当。通过整理辨析史料，能够尽可能地看清楚历史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但为了繁荣经济史学科，推动其向前发展，鼓励更多的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发挥出经济史研究的“以史为鉴”作用，需要重点强调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含义，即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可以为经济问题的讨论带来新的视野和灵感。经济史研究的主旨也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经济史研究可以为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服务。立足于现实关怀的经济史研究也才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本文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不足之处，还请方家多多批评指正。

二、诠释：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通过回顾经济史学史，不难发现，有一些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早已进行了强调。其中最为典型者当属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熊彼特曾经这样评价经济史，他说，“如果我重新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历史、统计和理论)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②在这里，熊彼特一方面指出了经济史的方法作用，即经济史与统计学和经济理论一样是一种研究经济的方法，不应该被忽视。另一方面，也强调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照性，为了理解当下和历史现象，需要经济史研究，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中国经济史学家对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也有强调。陈振汉认为，“统计、历史均属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关系，是知识的关系，也是方法的关系。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或学说的形成是根据经济史。”③吴承明也强调，“经济史有广阔的天地、无尽的资源，它应当成为经济学的源，而不是经济学的流。”④董志凯根据对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也指出，新中国许多理论“创见都来自中国实践，来自中国的经济历史”⑤。经济史研究的方法作用可见一斑。笔者从如下三个角度界定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含义：

第一，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相辅相成。经济史是一门交叉学科，但本质上是“史”。这被国内外的众多经济史学家所认可。陈振汉认为，“经济史是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但它是跨学科的，是介于历史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可以说它的本质或主体是历史。”⑥吴承明认为，“经济史是研究过去的、我们还不认识或认识不清楚的经济实践(如果已经认识清楚就不要去研究了)。”⑦正是在这些思想认识的指导下，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同时，由于本质上是“史”的定位使得经济史越来越疏离了经济学，与现实问题也渐行渐远。这妨碍了经济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增强经济史学科发展的后劲，需要在认识上有所补充，即经济史本质上是“史”的论断确凿无疑，但同时经济史也是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运行的机制和效果。”⑧“经济史研究之目的，是为了认识(1)各个时代的人们能够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2)他们解决以上问题的方式有何变化或发展;(3)决定以上情况及其变化的原因何在;(4)上述情况及其变化，与社会的及经济以外的人类活动有何关系;后者对前者有何反作用。”⑨

这些研究成果势必也可以为现实服务。也就是说，经济史研究不仅能把历史说得尽可能清楚，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对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历史维度的思考。历史维度的思考也是重要的，经济分析不能忘记历史，因为历史在理性人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理性、决策集合和效用函数这些定义本质上都内嵌在历史进程之中。如果单调地运用数理知识，不能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也不能对现实的多样性给出合理解释。缺乏历史视野的经济分析势必需要经济史来加以补充。

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从历史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可以把已经取得的诸多成果进一步升华，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作用，才能给经济学理论更大的启发，也有利于与经济学理论研究进行良好交流。而且，由于以现实关怀为出发点，可以激发对经济史的热情，这样也能进一步推动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因此，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和本体论意义上的经济史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第二，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类似于历史经济学⑩，但不尽相同。言其类似，是指二者都重视历史，并试图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到现实经济分析的灵感和思路。在经济史学史上，历史经济学和经济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史学科的出现。言其不同，是指二者虽然都重视历史，但经济史学主张历史方法只是研究经济的方法之一，而历史经济学则强调历史方法的唯一合理性。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历史经济学的思路曾经存在。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斯密(Adam Smith)是运用历史研究经济学的典范，只不过，它并不完全依赖历史。马克思(Karl Marx)通过对历史的深沉思考，创造了自己独有的范式，对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提出了高屋建瓴的批评。可以说，《资本论》既是一部政治经济学巨著，也是一部历史经济学著作。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和历史入手，对这门有关“人类社会”的学问作深刻缜密的分析，从而给出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答案。

然而，经过“李嘉图恶习”，经济学越来越数理化。历史方法越来越淡出研究者的视野。经济学拥抱了数学，而历史则成为“看客”。但历史经济学并没有就此“灰飞烟灭”。德国历史学派(Historical School)实际上都是历史经济学家。他们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利器就是对历史方法的强调。他们认定，经济学中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只有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的历史经济学。英国的历史经济学家琼斯(Richard Jones)、英格拉姆(J. K. Ingram)和莱斯利(Cliffe Leslie)都提倡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并实践之。美国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 School)也受到历史经济学家的影响。

然而，经济学数理化毕竟是大势所趋。历史经济学最后“羽化成蝶”为经济史，藉此保留历史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可是，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一门学科，经济史越来越把自身向“史”的方向靠拢。大部分学者侧重于搜寻和比对史料，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直觉来描述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方面。也有一些学者侧重于运用经济学理论和定量研究方法来阐释和解读历史。对于经济史学科来说，描述和解读历史固然重要，但不能弱化和忽视其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上的作用。在此，强调经济史的方法作用，虽不是主张历史经济学，但也想着重强调经济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上的重要性。

第三，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不能替代其他方法，但也不能被忽视。即经济史是经济分析的众多重要方法之一。把历史方法作为经济研究唯一选择的历史经济学思路是狭隘的，把历史方法排斥到经济分析之外也是不明智的。在史学界，有“史无定法”之说，实际上，这种说法也适用于经济学界，即“经无定法”。现代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固然很好，但也不能无限扩大化甚至被视为最好的方法。经济学理论发展到今天，不能不说其家族“人丁兴旺”。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凯恩斯的《通论》(11)，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在计量方法上，现在的技术进步也很快。从基本的双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元统计技术到时间序列分析，对数据的分析挖掘以及对结论的检验技术已经越来越成熟。正是由于这些理论和技术的进展，经济学分析变得越来越实证，其所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广，越来越细，分析问题的数理化程度也越来越大。应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经济分析来说是必要的。然而，不能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说这些理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一定能得出正确结论。有些问题没有数据，如果采用计量方法可能就会受阻;有些问题不是局部性的，如果采用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能就会“削足适履”，得出较为片面的观点;有些问题需要考虑理论和方法的适用条件，如果忽视了，那么很可能就得不到正确的见解，也提不出有益的政策建议;有些问题需要历史思维，如果仅仅采用静态的理论，可能得到的是一个缺失历史视野的武断结论。即便是采用动态分析，时间变量也代替不了历史的思考。(12)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数理方法不能过于崇拜和依赖，更不能“舍本逐末”，为了理论的完美而忽视现实问题的多样性。在具体的研究中，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需要审视理论适用的条件和空间，需要考虑事件的历史特性。

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之一，不仅能告知历史条件和历史的真实状况，还能借助于历史综合分析的方法推知一些不同于经济学方法的结论。前者对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偏好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后者可以引发经济学家作更深和更全面的思考。总之，经济史不能替代其他研究方法，但也决不是可以忽略的经济分析方法。

三、例证：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为了说明经济史作为一门分析方法的重要，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比较优势战略的。(13)比较优势战略是林毅夫作为对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替代选择假设提出来的。通过比较研究，林毅夫认为，共和国建立初期如果不采取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是比较优势战略，即发展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可能会更好。(14)这种看法在目前的学界有一定影响，似乎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选择了一条非最优的战略。诚然，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确实如此。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使得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体制都发生了扭曲。这种扭曲短期内可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但长期内就会凸显严重的弊端。这种理论分析有一定的意义，即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为认清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提供了帮助。然而，这种分析并不全面。从经济史的角度看，共和国建立之初，选择计划经济模式发展经济是有其历史条件的。这种历史条件是不能仅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阐释。而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加以研究。当时理性领导人的决策函数中，考虑的变量不仅仅是经济，而且当时的环境也不能仅仅考虑经济。事实上，在经济史学家看来，计划经济体制或者说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甚为相关的。从国内发展环境看，中国建国之前已经经历了近百年的屈辱，帝国主义大肆侵略、瓜分中国。晚清政府无力做出制度上的变迁和文化上的回应，民国政府也不能实现独立自强的工业化梦想。而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推断，中国古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较高，明中叶达到世界GDP的四分之一。鸦片战争前夕的1820年，其比例仍为32.9%。(15)因此，中国人一直有一种梦想，那就是恢复中国本来应有的大国和强国地位。从国际环境上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国家，扫除了外患，实现了国家独立。独立前夕，也曾经试图与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在外交关系上重打锣鼓另开张，和平交好，但美国国会对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抱一种敌视态度，不给中美关系打开新大门的机会。相反，苏联迅速表示了对共产党中国的大力支持。这导致中国实施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来的朝鲜战争又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甚至扬言使用核武器来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一种强大的外在压力和内在渴望使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必须选择一条快速崛起的工业化道路。而这条道路从当时的视域看，那就是苏联的计划经济道路。因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正是凭借这条道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并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和支撑国防的经济基础，而发展国防力量和经济基础的最快和最好途径就是采用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若要实现该战略，就需要在制度上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是当时采用和实施计划经济模式的历史背景。而且，客观地说，这种模式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时代目标。可见，从经济史角度看问题和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其结论也不尽一致。对于同样一个问题，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把这些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所得出的不同结论告诉给人们，就可以丰富人们的认识，对问题的看法也会更为全面和客观。可见，经济史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重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的合理边界的(16)。学术界有很多学者讨论了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边界，也有个别学者涉及了家庭。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得出的观点也大体相近，无非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和企业，其原因是市场和企业作为配置资源的制度安排效率较高。政府、市场和企业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这样，经济就能有序和谐发展。应该说，这些都是有益的见解，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但笔者认为，这些成果似乎缺乏点历史视野，缺乏对动态变化的关注，讨论的基准也基本上是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了解理论上的理想状态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中国制度变迁的目标，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如果不从历史角度探讨制度变迁，并不能给出符合现实需求的有效见解。实际上，通过经济史考察，不仅会对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有一个超越于经济学理论的认识，还会提出更为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

我们知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实质上都是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市场和家庭出现的历史较早。伴随着交换的出现，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产生了。在西方，至少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广场，在东方的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描述出市场的繁荣。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的规模则更大，随着技术的进步，不仅有有形市场还有无形市场。

家庭作为一个组织也早已存在，而且内部有合理的分工，比如男耕女织、晴耕雨读等。现代城镇家庭的生产经营职能已经与企业深深地关联在一起，但农村家庭目前还有生产和经营的职能。

政府的历史也相对较长。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统一的政府就出现了。从古代到近代，政府的职能和规模发生着变化。从东方到西方，政府的形态也不完全一致。

在这四者之中，企业的诞生相对较晚，严格说来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产生，即现代企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尽管古代也有手工作坊，但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

而且，不难发现，这四种制度安排的边界和职能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进一步考察中国现代经济史，对四者的职能边界及其调整可以获得更有助于经济分析的启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就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运行了。此时，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扩大，市场基本上消失，企业也成为政府的一个车间，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组织。农村家庭的生产经营职能也被消解，农业生产和经营变成一种政府主导的工厂生产模式。这种制度变革使得四者职能和边界与新民主主义时期大不相同。新民主主义时期，企业和市场还存在，政府的职能和边界也没那么大。

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弊端凸显。若要让经济继续发展，必须在制度上做出变迁。因此，中国开始了面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即改革开放。这次变革使得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四者的职能和边界又发生了变化。政府把曾经的“僭越”还给市场、企业和家庭，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作为运动员，经营好国有企业;作为裁判员，提供好公共产品，包括法制体系、公共安全等等。市场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企业在市场体系中追逐最大化利润。农村家庭重新获得自己的生产经营职能。而且，在这场转变中，我们还发现制度变迁必须根据条件的变化而渐变。如果激变，效果不一定好。1988年的价格闯关就是一个证明。当时试图把政府的职能快速交给市场，结果引发市场混乱。

在这种分析和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制度本身没有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计划经济在一穷二白的初期有其优势，但随着条件变化，计划也必须逐渐让位于市场。而且，制度变迁需要与文化社会等大环境相匹配，否则会适得其反。这些结论对经济管理者的思维和决策有很大启发，即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从实践出发，不能教条。笃信一种观念和一种理论往往就会导致偏见。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史实际上给了我们教训。这些结论和思考，只有通过经济史研究，才能获得。而这些新的看法不能说没有益处。可见，运用好经济史，把其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是大有帮助的。

四、作用：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

把经济史作为一门经济分析的方法，有如下作用：

第一，有助于为经济分析增添历史视野，从而加深对现实问题的理解。目前，随着经济生活的复杂化以及学者的不断努力，经济学理论已经越来越完善和细化。微分方程、概率统计学等数学知识不断地渗透到经济分析中。而且，随着计算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人们也有能力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同时其他学科所适用的信息处理技术也被应用于经济学研究中。以至于在今天的经济分析中，到处都是公式、方程、模型、数据、计量，而且显然，这种分析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主流。如果没有数学方法的分析，在一些研究经济学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几乎不可能。无疑，这激发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而且使经济分析更加理性、具体和严密。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分析方法有其弊端，那就是历史视野的缺失。缺失历史视野，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就显得非常单薄，所使用的论据有时也欠妥，所隐含的假设有时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假设和论据都有问题，那么即便推导过程非常严密，逻辑非常清晰，也不能得出正确而且有效的结论。

因此，经济分析不能没有历史视野，不能仅仅从现实到现实。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和表面化，不能为了应用某些理论而误读现实。为了弥补历史视野缺失的遗憾，可以借助经济史研究。目前，经济史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果。一方面，很多经济史研究者通过艰苦的努力，为经济史研究夯实基础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史研究者运用历史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作为习惯于从经济学理论入手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者，应该多借鉴和参考一下经济史研究者所做出的贡献和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当然，作为经济史研究者，更有责任发挥自己的专长，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从而为经济分析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第二，有助于为经济分析提供有效数据，从而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在经济实证分析中，要使用大量有效的数据，然而，可获得的数据有的可靠，有的不可靠。历史数据尤其如此。而且，有些数据还不是真伪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这就存在一个辨别数据和重构数据的问题。区分数据真伪对经济分析很重要，数据不可靠会影响模型的可信度。当然，可以借助于一些统计方法来弥补，但有限。经济史研究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一些历史事实即便淹没在历史尘埃里，被历史的河流冲洗，但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文本留存下来。钩稽这些文本并相互比较就是经济史研究的长项。另外，数据来源由于渠道问题经常会含有一些水分。排除这些水分，也需要对经济社会有个总体性的、结构性的、历史性的把握，这也需要经济史研究。重构数据对于经济分析也很重要。经济史研究可以检验重构数据的真实可靠性。数据真实可靠，这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创造了条件。

第三，有助于审视中国经济问题。中国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阶段，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研究这些不完善不能仅仅依赖于经济学理论，而应该具有历史眼光和世界视域。中国经济的很多现实问题都需要从历史角度和比较角度来加以考察，需要从制度、技术、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组织、人口、政治、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需要向发达国家或者说道路相似的国家学习。

第四，有助于经济史本身的进步。目前，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都在走下坡路，而且，经济史自身似乎也没找到精神家园：对于什么是经济史有分歧，对于经济史研究采取何种方法有分歧(17)。在争论中，经济史似乎离经济分析越来越远，离现实问题也越来越远，离研究者和学生们的兴趣也越来越远。笔者认为，这不利于经济史的进步。经济史学科若要发展，必须扎根现实，必须在与经济现实的关联中吸收营养。而要完成这种关联，需把经济史作为一种方法。

第五，有助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目前，经济史和经济学理论越来越难以交流，并且不能彼此学习借鉴。笔者认为，这种交流障碍源自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分析范式的差距较大，关注的对象也不尽相同。这是一种不乐观的现象。马歇尔(Marshall)于1902年8月28日曾经在给艾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的信中论述了对经济学的看法：“我认为‘理论’是基本的……但是，我认为将抽象的、一般的或者理论的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正统’是灾难性的观念。在我看来，这些是经济学‘正统’中基本的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它们本身有时甚至——不应占用太多的时间。”(18)这个看法今天仍有价值。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史或许能改善与经济学的交流，从而给经济学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五、小结

强调经济史作为一种方法的重要性，并不是主张所有经济史研究都要为现实服务，更不希望因为现实的原因而使经济史研究变质。经济史研究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必须有做史料钩沉的，有做档案整理的。没有这样的工作，谈不上为现实服务。经济史研究是一个论坛，“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19)。因此，笔者在此要进一步强调历史学家式的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不能淡化。写这篇小文的目的仅仅在于提示人们，不能忽视经济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不能忽视经济史作为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的作用。

“历史就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它可以被用来解除对于各种生疏不明情况的迷惑”，“我们现在应该大大地发展我们的‘历史头脑’，因为历史头脑可以补充我们知识中的缺点，而且它还可以促进合理的进步。”(20)“经济史依然非常有生机，它为理解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我确信，经济史将继续繁荣下去，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并化解那些理论中不合理的确定性。”(21)

注释：

①学习历史的学生对此热情还高一些，那是因为历史学本身在此时代也是冷门，沾点经济可能容易就业一些。

②(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译本)，商务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③陈振汉：《步履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④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⑤董志凯：《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源”、“流”之辩》，《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⑥陈振汉：《社会经济史学论文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0页。

⑦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⑧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⑨这是日本经济史学家斯波义信的观点。转引自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⑩笔者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经济史和历史经济学含义不同：经济史以“史”为主语，而历史经济学则以“经济学”为主语。以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乃为历史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是代表，他们排斥演绎方法。当然，这是笔者自己的看法。将德国历史学派归结为历史经济学之列，也是笔者的见解。

(11)在经济学说史上，凯恩斯的《通论》堪称创新，而这种创新的源泉与对实际社会经济现象的密切观察相关，这里也印证了经济史对经济理论的知识和方法作用。

(12)索洛针对美国计量史学，曾批评其也像经济学一样，“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和心态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参见Robert M. Solow,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Economic History, vol. 75, No. 2, May, 1985.

(13)这个例子中对共和国建立之初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国内国际背景的分析深受武力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启发。

(14)参考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5)数据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表B-20。

(16)这个例子参见作者拙文：《政府、市场、企业和家庭的边界及其调整：以中国现代经济史为考察对象》，《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7)如果从“史无定法”的角度看，这似乎不是什么坏事。但从学科发展上看，也有弊端。经济史学家波斯坦就曾经抱怨说：经济史学科像骡子。笔者认为，骡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既有驴骡(马为父，驴为母)、马骡(马为母，驴为父)之分;另一个是自身没有繁殖能力。

(18)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19)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20)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7、19页。

(21)A. K. Cairncross, In Praise of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XLII, 2, 1989.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京)2009年2期第97～103页 作者：隋福民

北大硕士论文格式篇二

经济结构、无通胀增长与全球经济

内容提要：本文假定美国确实有一个“新经济”，将讨论其事实根据，考察围绕“新经济”的争论和证据。探讨“新经济”的出现——如果它确实存在——可能对世界上其它地区包括亚太地区的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关键词：经济结构 通胀 全球经济 新经济

“新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汇，它被用来描述美国经济的特征，但它的内涵确定而定义模糊。有时，人们有选择地用它来指高技术因素，特别是计算机、半导体、软件、电信。然而，这个词汇通常是指美国经济在整体上发生的重要变化。最具戏剧性的是：这个词汇表明，传统的商业周期已经打破，通胀和失业一直得到控制，美国的长期增长率显著提高，高值股市并不是估价过高了，并且肯定将继续攀升。更确切地说，它表明美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意味着货币财政措施以其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影响着美国经济。最后，它也表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已经回复到或者说至少已经接近20世纪70年代中期衰退之前那些年的高水平。

新经济的根据

有四个因素特别使人们想到美国经济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了根本变化。第一个因素是：在1990-1991年的衰退之后，经济出现了长期的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0年超过了10万亿美元，是自从GDP有了充分的数据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增长，它超过了早先1961-1970年的长期复苏。由于历史上的“商业周期”，即每三到四年出现一次经济衰退期，所以这次长期经济增长至少表明，或许传统的商业周期已不复存在。人们提出了各种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会是如此，其中特别强调商业公司对存货的管理有了改善。

第二个发展是，美国失业率从1992年的7.5%下降到1995年的5.6%(标准的经济复苏——随后又继续下降为2000年的4.0%)，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越战期间的繁荣年代以来还没有见过这么低的失业率，而当时它还伴随着明显加速的通货膨胀——1969年，消费物价指数的增长达到6.2%。然而，相比之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并得到控制，2000年有所上升，按照消费物价指数测算为3.4%，如果不计算食品和能源则为2.4%，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绝对消费紧缩占2.3%。这表明，一个重要的所谓宏观经济特征，即所谓的“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可能已经明显降低。

第三个发展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产力的发展令人意想不到地增长了。对这种增长的发生并没有激烈的争论，但是，围绕着增长的幅度、增长的范围、对增长的解释和增长的持久性，人们却有争论。尤其是它究竟多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国经济从长期看会有一个增长?

第四个发展是，资产净值估价的增长明显高于历史上的平均值——例如，关于账面价值或公司收益——而且，尽管遭到许多股市分析家、经济学家甚至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的坚决反对，资产净值估价仍持续上升。格林斯潘早在股票市场“非理性繁荣”的1996年12月就明确抱怨过。此外，关于如何解释高值股价并经久不衰也是众说纷纭。

“新经济”在1999年和2000年已极度流行。但过分的狂热在1999年第三季度由于股市变冷而受挫，随后进入2000年初时又有某种程度的复苏，然后便是纳斯达克股票指数在4月份戏剧性地下跌20%，纳斯达克股是由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IT)股控制的。2000年下半年，经济增长戏剧性地放慢，并一直到2001年，纳斯达克股继续下跌，到2001年4月，跌至不到其最高点时价格的40%。更为典型的是，标准普尔500家公司股票价格指数(S&P500 index)在2001年4月跌至其2000年4月最高点时的80%。尽管在2001年年中，股票价格仍超过历史上大多数的平均值，但这些下跌粉碎了任何股票价格会永远攀升的幻想。此外，到2001年中期，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GDP都真的是在下降)被一些观察家视为现实可能性，尽管由于当年上半年1%的增长而避免了又一次衰退，而大多数分析员预测到经济在下半年将复苏，并持续到2002年(然而，工业生产从2000年第三季度起已经连续下滑了9个月)。

经济增长的放慢和股票价格的下跌，被大多数分析家视为值得的修正。的确，从前几年增长强劲时特别是从1999年中期开始，美联储就一直在策划给经济降温，因为5%以上的增长速度被认为超过美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失业还在继续下降，通货膨胀也总是现实的危险，尽管还不明显。联邦制订的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银行之间准备金市场的银行储备率)断断续续地提高——从1993年3%的低谷上升到2000年后期的6.5%，其间1998年秋季的短暂下降，倒是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在2000年7月对国会的证词中，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声称：“一段时间以来，总需求的增长已经超过生产潜力的扩张……我们一向都很清楚，由于劳动力市场已经相当紧张，需求的增长与可能的供给之间继续存在差距会造成产生分裂的不平衡。”因而，与金融新闻记者和世界各地的其它记者们的设想相反，经济减速本身并不表明美国经济的运行很糟糕。但是，它否定了关于新经济的最乐观的说法。

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化?

美国经济会增长得如此之快，失业会减少了如此之多，没有引起通货膨胀的明显上升，这令许多分析家惊讶不已。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这样一种相关关系：失业率持续低于5%将会导致工资的明显提高，而工资提高会导致价格膨胀的加速，进而又会导致与通货膨胀作斗争的美联储紧缩信贷条件，以阻止通货膨胀，因而放慢增长。

如上所述，美联储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令人注目地紧缩了信贷，但1998年秋季有过短暂放松，以应付因俄罗斯拖欠政府债务而造成的信贷市场恐慌，而长期信贷的管理几乎失败——至少，用操作手段的变量、联邦基金利率来测评是失败的。此外，还有M1的增长(M1=通货、旅行支票和可开支票的存款)在1995-1997年间的每一年里实际上都是负数，致使一些货币主义者预言美联储正在把美国经济引入衰退。然而，广义的货币供应M2和M3都切实增长了。1997-1999年间，M2每年增长5%以上，M3每年增长7%以上，致使一些持批评态度的观察家们争辩说，美联储在不知不觉地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事实上，正如格林斯潘主席每半年一次给国会的报告中所强调的，联邦正在监测目前的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加速实行了轻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依据联邦基金利率评估)，这与因食品和石油价格产生的时起时落的特殊压力而做的调整是一致的。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失业的下降是这一进程的结果，而不是货币政策需要进一步紧缩的明确无疑的信号。

应该注意的是，在1993年增税之后，没有积极地采用所设想的财政政策来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有人坚持认为，这次财政紧缩并配合对消费增长的持续抑制，使得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方面可以比别的办法轻松一些，而且，也使长期利率下降了。10年期政府债券的利率在1990年高于8%，10年以后降到6%以下，尽管这期间经济迅速增长了。的确，随着经济迅速增长，1998年联邦预算出现了1969年以来的第一次盈余。但是，由于经济减速以及2001年春季的减税，预算余额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又采取了一些财政刺激措施。

失业下降到4%而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是否意味着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的下降?或者是关于通货膨胀与失业关系的菲利浦斯曲线的持久变化?

美国国会预算局已经计算出过去40年美国经济中的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从1962年的5.5%缓慢地上升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6%，1990年代后期又缓慢地下降到5.5%(据布雷纳德-佩里报告，2001年，第62页)。这些变动主要反映了人口统计上的变化，许多年轻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加入了劳动力大军，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罗伯特·戈登所做的估计表明，由于GDP的下降，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有较大的降低，从1988年6.4%降为1998年的5.7%。这些计算结果可以怎样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经验?在1995年后期之后，失业率在5.5%以下——通常是确实在5.5%以下——尽管这就是5.5%的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却还是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日益加速。消费物价指数从1995年的2.5%上升到1996年的3.6%，不过在随后的3年里，登记的增长仅为1.7%、1.6%和2.7%。2000年上升到近3.4%。这意味着1998年以后有某种程度的加速。但是，如果将食品和能源排除在外——理由是食品和能源价格格外不稳定，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通货膨胀在这个十年的最后几年里就是一个整百分点，失业率也是4%左右，都低于1991-1993年，当时的失业率超过6%。

考虑到工资增长的滞后，工资结算与以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为基础的预期更为一致：企业部门每小时的工资在1994-1995年提高约2个百分点，1996-1997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1998-2000年提高5个百分点，提高速度显然加快了。可是，工资增长有许多是来自劳动力向高报酬工作的流动：工资和薪水的增加，对职业和行业之间的流动起着调节作用，在1994-1995和1998-2000年之间仅仅提高了1个百分点，即从每年2.8%增加到3.8%(另外有0.8个百分点来自小恩小惠的费用)。里奇和里斯米勒的报告称，在他们估算1967-2000年期间工资总额的方程式中，他们没有发现什么明显变化。他们推断，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中的任何变动都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发生的。

罗伯特·戈登强调了积极供给所造成的波动的重要性。他将其划分为五类：食品和能源价格更趋合理，进口商品价格的降低(部分是由于美元的增值)，计算机和相关产品价格下跌的加速，卫生保健开支增长速度的放慢，以及价格上涨监测措施的改善。然而，要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的减少做出解释，考虑到这五个因素还仅仅是做了一半。

在低失业率的条件下，以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为基础对通货膨胀所作的预测显然失灵了，关于这一情况的一种可能解释是：生产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人意料地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并使得工资略有提高却不增加单位劳动的成本，因而没有对产品价格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的确，在1996-2000年期间，生产的提高明显高于此前。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提供的这篇论文(2001年，第73-74页)，无论劳工还是雇主都没有预料到生产的增长，因此双方在工资谈判中都没有考虑到生产增长的因素。如果生产继续增长，就不会仍然在人们的意料之外，而工资结算则可以预料会逐步与生产增长挂上钩。因此，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只不过是由于生产的意外增长而暂时下降，恢复正常是可以预料的，较高的工资水平会同新的生产数据一起被引入工资谈判。

可供选择的另一种解释是，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并不存在，或者说在这期间并不稳定，因而不能为制定政策提供有用的参考，也无助于对美国经济运行的理解。布雷纳德和佩里运用各种统计方法(递推回归法、当代的和逆向的卡尔曼筛选法)，考察了1960-1998年期间美国的工资和价格是怎样确定的(注：布雷纳德-佩里的分析一直受到费尔的批评，批评的理由是：他们使用消费物价指数作为国内物价膨胀的量度指标，而消费物价指数包括进口商品;他们没有把生产力包含着工资因素之中，而生产力是包括在价格因素之中的;他们的分析中没有包括成本波动。费尔推测，包括的因素越全面，就会使评估系数显得越稳定可靠。戈登(1998年)认为生产力对工资没有影响;相反，里奇和里斯米勒发现，生产力的变化对实际工资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推定，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不仅无所助益;而且根据(缓慢改变着的)CBO的说法，在他们考察的大多数年份里，哪里的政策制定者热衷于既保持低通货膨胀又要保持高就业、高产出，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就给哪里的政策制定提供了非常拙劣的误导。

具体说来，他们发现从1965年起，在保持低通货膨胀的同时失业率大大上升，1980年达到顶点，然后开始回落，到1998下降到略高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然，这是一种描述性的统计，可以被解释为(正如泰勒2001年所指出的)那段时间菲利浦斯曲线的变化，首先向右，然后向左。关键问题是：那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货膨胀自身内在的变化，以及应付通货膨胀的政策的内在变化。

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菲利浦斯曲线在20世纪90年代完全塌陷——也就是说，变成了一条平直的线，这是由詹姆斯·斯托克在他对戈登的评论中提出的。他测试的结果表明，在1993年早期，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突然中断，这之后的发展与变得平直的菲利浦斯曲线是相符的。另一种表述方法是，失业已经不再是紧缩经济总需求的的好办法，这或许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或许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其它变化(注：斯托克(1998，第340页)提出，生产利用率、新建筑物的许可证、制造业生产、就业的增长、贸易销售额，都为预测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根据，而失业率却没有这样的说服力。)。菲利浦斯曲线毕竟是对两种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所做的经验分析的描述，缺乏理论基础。可以预料，这种以经验为根据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改变，乃至完全消失。

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同是“新经济”的一个特征吗?博伊文和贾安诺尼认为，产出似乎已经变得对联邦基金利率不那么敏感，然而，他们却找不到任何证据说明厂商和家庭对利率的变化也不那么敏感了(不过，他们分析的情况只到1995年底为止)。正如泰勒所观察到的，近几年里联邦已经对变化的经济情况作了比较快的反应，可以证明：这种反应已经减少了产量和通货膨胀的变化。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波动也明显低于早先的数十年。

人们通常设想，货币政策(以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影响美国经济有三种渠道：联邦基金利率低，会降低贷款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使美元贬值，从而刺激净出口;提高资产的价格，从而刺激消费并——通过托宾所说的"q"(q等于被资产重置成本所分割的公司市场价格)——刺激投资。蔡斯银行的布鲁斯·卡斯曼分析了美联储的宏观模型，根据这个模型(见《经济学家》2001年6月30日的报告，第70页)，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在一年以后提高0.6%，两年后提高1.7%。

至于汇率，或许外国人现在期待股票价格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下降而上涨，尽管短期收益较低，也宁愿买进而不愿卖出美元。这也许表明人们的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尤其是如果变化持续下去，将会削弱联邦基金利率的一定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生产力发展的广阔而持久的增长

人们注意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快了，1995-2000年间的年增长在4%以上(随后的2001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猛然下降1%以下)。这些数字引人注目地高于先前假定的美国经济每年2-2.5%的潜在增长率。当然，在此期间，失业率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这与高于潜在增长率的增长是一致的。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多半原因可以归结于劳工和常规资本的输入增加。然而，生产力是跳跃式地成倍增长的，增长达到1973-1995年期间平均值的3倍。

这些发展提出了几个问题。首先，测量是否准确，或者说是否存在着误测的问题?第二，如果测量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如何能解释增长的加速，特别是它可能持续多久?第三，尤其是如果断定增长是持久的，那么，如何解释加速的原因?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依次分析每个问题。

测量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非常复杂，测量生产力增长十分困难，而由于劳动力逐渐地从制造业转到服务业，这项任务变得愈加困难，因为在许多服务部门——例如教育或卫生部门——很难测量出实际产出(注：在美国，全部商品的生产——农业、林业、采矿业、制造业——只占劳动力的17%，而有78%的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包括政府服务)——“服务”这个集合名词太宽泛，不是很有用——建筑业占5%。)的确，在教育部门，政府的统计人员甚至不去设法测量实际产出，产出是用投入来测量的，生产力的增长被假定为零。其它几个部门(包括为用户定制软件的部门)的情形几乎一样糟。那些主要和完全根据投入来测量产出的部门，其产出占了美国GDP的23%。顺便提及的是，这个测量难题与现代经济中价格上涨的测量直接相关，因为在票面上的产出价值中计算实际产出的增长，由于测出的价格变化而缩小。1996年博斯金委员会估计，美国消费物价指数年平均价格增长夸大了一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这种估计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增长被大大低估了。从那以后，劳工统计局(负责提供消费物价指数)已经做了一系列调整，把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下调了0.45个百分点。

诺德豪斯提出了他认为测量得很准确的GDP数字，即把那些真实产出的测量特别有疑问的部门从GDP中减去。这个数字包括了制造业、运输业和公用事业、批发和零售业，1999年总计为GDP的43%;而减去了建筑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其他服务业;政府。准确测量的GDP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GDP的总数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比，不仅更高而且增长更快，从1990-1995年间的年增长2.24%提高到1996-1998年间的4.65%。诺德豪斯还确定了另外一个更为微妙的测量难题。在测量各部门的增长时，切实可信的减除必须是由每个部门的投入构成的。但在美国的官方数字中，典型做法并非如此，而是根据生产(或销售)来测量部门的产出，根据赚得的收入来测量部门的投入。在一套真实可靠的账目中，在作必要的调整(如企业税)而适当加减后，总收入应该与总产出相等，既然如此，如果产出和收入的测量都很精确，错误则可忽略不计。但是，由于测量的错误，总收入事实上并不等于总产出。

最近几年，收入的量已经超过了产出的量(注：经济顾问委员会以收入作为测量标准所提供的报告称，1990-2000年的非农贸易产出每年增长4.2%，比官方以产品为基础的测量标准所提供的数据高出0.3%。)。企业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直使用收入数据来计算，这样显示出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比官方数字所显示的更快，从1990-1995年的1.26%提高到1996-1998年的3.16%。因此，官方测量结果就为大多数关于“新经济”的定量讨论提供了一种事实根据。

范围和持久性

如果这种增长的变化是真实的，那么，变化的范围多大，会持续多久?提出这些问题是有理由的，特别是因为西北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坚持认为：生产力的增长特别集中在某几个部门，如半导体、计算机及其相关设备产生。这些产品的美国价格是根据享乐主义(hedonic)的原则——也就是根据对使用者的有用性，诸如计算速度和记忆能力——来测定的，在过去20年间，这些产品的价格已经明显下跌。价格下跌的加速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例如，电脑在1990-1995年间每年下跌16%，而1996-1999年间每年下跌32%。既然总需求一直持续增长，“真实的”产出(等于因价格变化指数而紧缩的总需求指数)也显示出非常的增长。尽管这些部门仅仅包括美国经济中消费的很小一部分，但其增长如此之快，以致影响了总的增长。当其它部门的生产率同样显示出某种加速增长的时候，戈登则认为，这种加速是说不出什么原因的，正如无法解释需求的旺盛带来的影响一样，需求旺盛时，产出的增长高于就业的增长。

有几个分析家探究了戈登关于生产率的增长集中在较少几个部门的论断。诺德豪斯只是使用他自己精确测量的产出就发现，1990-1995年与1996-1998年相比，劳动生产率将近翻了一番，就从1.60%增加到3.09%，即使把信息技术部门(IT业：计算机、软件和电信)排除在外。在制造业内部，增长的加速高度集中在机械业，包括电动的和非电动的，而批发业和零售业也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凯文·斯蒂罗发现，在他所调查的61个部门中，1994年之后部门生产率的增长与早期信息技术投资密切相关。换言之，使用IT的部门也经历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不仅仅是生产IT的部门。的确，1995-1999年同1987-1995年相比，使用IT的部门(它们几乎占了整个美国经济2/3)是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未使用IT加速器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1995-1999年期间在一定程度上倒是放慢了。这就清楚地说明，生产的加速增长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部分地是在IT产品方面，但主要还是在其他部门对信息技术的早期投资方面。

至于增长会持续多久，增长过程的持久性只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以测度。这里所引用的经验研究成果只到1998或1999年为止。2000年，生产的全面增长甚至比前些年更快;但在2000年的下半年明显放慢(降到2%)，而2001年上半年进一步放慢(降至1.4%)。这种情况在需求下降之后是正常的，因为生产下降，工作裁减，导致有记录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甚至下降。如果需求恢复到早些时候的增长，生产增长的这次放慢就会是短暂的。如果需求疲软继续下去，美国的公司就会逐渐裁员，这样生产就要到几个季度之后才恢复。因而，对生产率增长持久性的检测，只有在总需求恢复增长时才能开始，推测起来大概是在2002年。

我们现在知道，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IT业的广泛投资，特别是在许多所谓dot.coms方面的投资是相当愚蠢的，这种投资也因为风险资本垂手可得而成为可能。因此，并非所有的IT业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确实，在2001年中期，当破产了的公司清算他们最近获得的资产时，市场上几乎到处堆积着“二手的”IT设备。

但是，值得注意，许多分析家对美国经济潜在产出的长期增长率做了估计。经济顾问委员会认为，在2000-2008年间，非农企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每年将提高近2.3%，高于1973-1990年间的1.4%和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2.2%。既然潜在的GDP因预期的劳动力增加而增大，GDP也可望在下一个十年中达到年增长3.4%(实际的GDP可能因失业率上升到5%而增长得略微少些)。数据资源公司(DRI)对潜在增长所做的估计也是年增长3.4%，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虑过的数字大约高一个百分点。

解释

要对生产率增长做出严格解释，还有待于增长究竟持续多久的报告。但是，当这种增长发生时，推测其发生的原因却是可能的。众所周知，计算能力价格低廉，用途广泛，特别是同便宜的通俗结合起来时，代表着一种具有普遍用途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但是，这种新技术要经济和社会结构完全吸收是需要时间的，或许需要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这部分地是因为推广新技术牵涉到许多新的投资，而新技术至今还没有得到充分检验;部分因为人们总是深思熟虑，人的思想尤其是人的组织具有很强的惯性而抗拒新的行为方式;部分因为新技术会使人卷入尚未充分理解的金融和事业风险，导致人们接受新技术的推广时小心谨慎。

计算和通信的重大改进是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的，随后便是创新产品层出不穷，包括个人电脑和国际互联网——个人电脑今天所具有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了25年前的大型计算机，而成本只是当年的一小部分。罗伯特·索洛在1987年发出著名的感叹：“除了生产力统计表之外，我们到处都能看见计算机。”计算机已经使用甚广，但是，其使用还没有完全普及，重要的是其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要使一种新技术的全部潜力成为现实，不仅涉及引进新技术的硬件，而且涉及重新组织企业的工作流程甚至安排企业的产出。保罗·戴维对19世纪后期电的推广所作的类比颇有裨益。最初，电仅仅被视为一种替代的动力资源——取代蒸汽机或水轮机，一种替代的照明资源——比美国和欧洲城市广泛使用的汽油灯要安全。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电才在企业里普及，这种动力使企业变得干净得多也安静得多，因为将它配送到工作地点是通过电线而不是通过传送带、滑车和齿轮——它们曾经装载的是来源单一的蒸汽或水动力。或许信息技术也正在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设备方面的投资是必要的，但决不是这些新技术完全普及的充分条件。起初，个人计算机通常只不过是代替了打字机，反而降低了秘书的效率，然后，秘书掌握了文字处理程序，个人计算机才提高了秘书的效率(例如修改文本)。

完全的普及要求通过相关的发明(例如较好的软件、调制解调器、打印机等)实现进一步改进，还有新的投资、培训和再培训、工作场所的重新布局，甚至公司的重组。反对冒险的经营者不太可能采取所有这些必要的措施，除非由于竞争的压力而被迫这样做。新技术最终会完全普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的经营者逐渐被新人所取代，他们在这些新技术的背景下成长，不只是了解新技术的潜力，而且离不开新技术。因此，这是一个长达一代人的普及化过程。

普及化的过程可能因巨大的竞争压力而加快，引导公司不断想方设法降低成本、改进产品，要不然就得求助于消费者。因此，竞争性的环境非常重要，如同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是否可以获得一样重要。在这些方面，美国的情况或许好于其他国家。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节一直很流行;这种情况在美国很普遍，并且，在那些正在减少控制调节的产业部门，对公司利润和就业的保护所给予的关注减少了，因此，迫使这些公司要么调整要么关门。例如，泛美航空公司执美国国际航空运输业之牛耳近50年，现已不复存在。它破产了，几家铁路公司也破产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愿意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一度几乎垄断美国电信业的电话公司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现在是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中运营，以致于生存都可能成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公司都不是由政府所有的，但两者都遭受到严格的控制)。

竞争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直是对国际贸易的开放。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国内购买的计算机总数中，有60%以上是进口的，而计算机产品一半以上用于出口(经济顾问委员会，第46页)。这样，美国的公司必须同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那些物美价廉的产品竞争。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进口没有限制(然而特别先进的计算机的出口却受到控制，因而也就刺激了美国以外的公司和政府去开发这些产品)(注：在1997年的信息技术协定中，经多边同意，没有对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加以限制。根据这个协定，富国同意不迟于2000年1月时取消进口关税，其它签字国也同意在随后5年内取消进口关税。)。

在一个具有普遍用途的新技术发展的时期，美国总是幸运地拥有大量的风险资本——而每当狂热的时候，风险资本或许又太多了。这种情况部分地是由于许多美国人为了赚大钱而冒投资的危险(还由于他们相信，尽管受到所得税的限制(注：1993-2001年间联邦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是39.6%，在那些征收所得税的州(包括加利福利亚、纽约、马萨诸塞)，加上州所得税，折抵联邦可征税收入的课税减免之后，所得税的税率达到45%左右。对投资持有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资本收益所征的最高联邦税率在1997年为28%，2001年减少为20%。)，即使纳税，他们也会有赚头);部分地是由于风险评估的制度构架，主要是以投资银行的形式，对新的风险的评估和风险资本的投资抱有最高的期望。

美国IT部门的公司从1990年的不到7万家增加到1997年的15万家，其中有许多公司到2000年尚未获利。典型的模式是一个或几个人开办一家公司，他们有一个满怀希望的主意，用他们自己的时间和积蓄，也吸收愿意投资的朋友的储蓄。经过充分酝酿，他们把设想扩充为一个粗略的商业计划。这时，他们就要找到一个风险资本的来源，它可以提供资金(以及管理的建议)，使他们能够通过数年的必要努力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主意，使之转化为可以进入市场的产品，并且形成足够多购买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获利。一旦产品赢得足够好的声誉(这甚至可能在新公司可以获利之前)，公司便通过首次公开出售而成为“股票上市公司”，由此股份被出售给大众，但被置于强大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公开、会计标准等规章的控制之下。风险资本家的典型做法是通过把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出售给广大股民而获利，从而使其风险资本增值。尤其是在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自1999年7月开始的四个季度里，首次公开发售的股份增长了10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美国非住宅固定投资总额的近10%。

对于世界其它各国的意义

要评价美国“新经济”对于世界其它各国的意义，首先需要搞清楚其它各国的经济运行是否已经有了改进，正是这种改进使美国受惠匪浅。除澳大利亚外，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14个富国商业部门三个周期里的生产力增长情况中，只有澳大利亚的生产力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提高了;而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尤其是从80年代以来，其他许多国家却显著下降了。

另外有两点是应当注意的。第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几个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所记录的生产力增长，几乎和美国一样高。第二，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在90年代早期，其它许多国家显示出生产力增长比美国的增长幅度大得多。这至少告诫人们，不要仅仅根据几年的统计数据就做出过于普遍的概括。此外，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物价评估详细资料各不相同，特别是许多国家没有采用美国所用的享乐主义评估标准，所以，关于物价上涨的数据不可能进行精确的跨国比较，因此关于生产力增长的数据也不可能进行精确的跨国比较。

在一些形成中的市场——墨西哥、韩国、东南亚、俄国、巴西——由于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发展的势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减弱了，金融危机也影响到它们的竞争对手和贸易伙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波兰和越南实现了劳动生产力的急剧增长，但这主要归因于从中央计划到市场定价的转变。爱尔兰也经历了经济增长的复兴，“新经济”因素无疑起了某种作用，尽管不是主要作用。在大国当中，美国则由于增长加速而引人注目，澳大利亚也是如此。

假定美国的这次高速增长不是一次侥幸，并且可望能持续十年或更长时间。那么，对其他各国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美国经济增长越快，当然，美国人的收入就会增长得越快——根据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会多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人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收入增长就增加消费的愿望。因此，美国对于商品和服务(包括进口)的需求就会继续迅速增长。在这方面，美国将继续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然，出口也将以同样的数量增长，所以，美国人将生产更多的商品和提供更多的服务，其中一些是其他各国所急需的，也是有竞争力的。这就可能替代某些比较传统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需求。

第二，美国的就业和产出结构将会发生空前迅速的变化。2000年，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第一章(第35页)显示，IT部门的产出和就业随着研发以及专利奖金迅速增长。所有制品生产(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已经下降到美国劳动力总数的17%(另有5%从事建筑业)，剩下的78%劳动力从事各种“服务业”生产。在制造业就业人数相对下降的同时，制造业产出却没有下降，从1989年到1999年，制造业反而增长了50%。由于制品生产中机器将继续取代人工，这些趋势还将继续发展。

与此同时，新资本的利润似乎不会下降。技术变革支撑着这些利润，甚至当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上升时也会如此。支撑利润的另一种方式是新资本的“品质”在不断改进。因此，在美国，资本产出比率一直在下降;实现产出的一定增长所需要的新投资减少了。资本生产力的这种上升部分说明美国经济何以能在保持低储蓄率的情况下持续增长。与单纯增加股本相比，包括高收益的新技术在内的投资总额要重要得多。在美国，资本利润率高，也就会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那些地方的利润率往往要么较低，要么(在形成中的市场)利润率较高却不那么可靠。因此，美元很可能保持坚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庞大赤字很可能持续一段时间——尽管美元并不一定像2001年那样坚挺，赤字也并不一定像2001年那样庞大。

“新经济”似乎鼓励中学以上的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受过大学教育的雇员的薪水与受过高中教育的雇员的薪水之间的差距明显地加大了(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失业率降至40%时，这种差距一度有所缩小)，这种日益加大着的差距似乎主要与技术变革的特性有关。这种变革越来越导致新资本替代非技术工程，补充受过教育的劳工。专门技术和可靠性也很重要，甚至在教育的、技术的或专业群体内部，提高了的工资发放单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发展将鼓励劳工更新他们的技能。

技术的国际传播

如果美国的“新经济”确实是由于一种新的具有普遍用途的技术即信息技术的产生并逐步被人们接受，这种新技术的运用也将会逐步传播到世界其它地区。一种渠道是外国直接投资，尤其是在那些为充分利用这种新技术而需要进行组织变革的地区。但是，新技术传播的速度会有多快，将造成何种程度的混乱，这将取决于当地的环境，特别是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特点和商业环境。如果公司受到保护，无论是通过限制进口还是通过制定规章实行保护，公司都不大可能感受到由于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进行增效变革的压力。当然，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必须或早或迟地进行变革以便保持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要最有效地采用新技术，要求用新的方式来组织工作场所。对于那些正在迅速发展着的穷国或中等收入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难题，部分地可以通过从乡村吸收劳动力。这种劳动力是相当灵活的。那里的问题可能是太缺乏教育背景，至少对某些工作来说是这样。

在富国，由于拥有构成合理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城市劳动力，所以，问题很可能既有有组织的劳工的态度难以改变，也有既成体系的规章制度和司空见惯的旧习，这些陈规旧习是多年积累起来的，不让把劳工当作一种“商品”并被管理者随意到处调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技术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是知识导向的，所以，以往那些通过集体谈判或者政治行动而积累形成的劳工保护已经过时。对工作的高度热情和奉献精神因激励工资而日益增强，这种热情和风险对于实现由于新技术而成为可能的高水平生产力来说，往往是必要的。

最后，为促进新技术尤其是软件的持续进步，高度尊重知识产权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种尊重——必要时就用法律保护来强化这种尊重——人们就不会耗费精力来创造许多应用软件，而凭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先进的计算和通信能力，创造出许多的应用软件是完全可能的。美国人并没有垄断新的设想或新的创意并把它们转换成可以赚钱的应用软件。硅谷完全是以其作为“熔炉”而著称于世的，被招引到这里来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印度人、越南人和其它许多民族的人，他们将新的构想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应用软件和成功的商业机会。

经济顾问委员会报告的第一章表明，美国对于信息技术应用的专利奖励在20世纪90年代急剧上升了。报告没有说明的是，其中一半的专利奖励是授予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居民的，而在1980年以前只有大约四分之一。

美国商业结构特别有利于创新。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至少与其他许多富国的劳动力市场相比是这样。个人都希望在其一生中有许多不同的雇主，认为工作不满意时就会走人。对于男性来说，受雇于同一雇主的平均雇佣期为4年，女性更短。此外，公司乐意雇用年长些的工人，如果他们具备适当条件的话;而从事各种自己经营的事业也比较容易(尽管这样做并不一定容易获得很大的成功)。美国的失业相对短暂，除了经济衰退期外，平均只有六个星期。最后，临时工作和兼职工作已经司空见惯，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一样。简言之，美国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无论体制还是个人选择，无论对雇主还是对雇员，都是如此。

如上所述，不重新安排工作场所，不重组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机构，“新经济”是不可能理想地运行的。在竞争的压力下，美国人一直在进行着这种重组。的确，20世纪90年代后期，公司之间进行了空前的合并和收购，既有横向的也有纵向的。在同一时期，公司也进行了大量的外部采购，即从公司之外购买商品和服务(尤其是后者)，这些商品和服务曾经是由公司内部供给的。因为采用新方法，这些商品和服务就可能由那些专门的、独立的公司更为有效地提供保证。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于美国国内，也可能跨越国界。有理由预见，随着新技术的传播，国际性的合并和收购将继续快速进行;的确，外国的直接投资将是主要传播手段之一。投资的方式则可以称之为有组织的套汇。那些强烈抵制外国所有权的国家，也将是抵制新技术的国家。同样，跨越国界进行外部采购，由于快捷、可靠、廉价的长途通讯而成为可能，并将日益习以为常，正如人们从电话服务的日益国际化中所见到的那样。对于那些行动迅速、反应灵敏因而能够充分利用机会的公司来说，新的机会是不会得不到的。

概括说来，美国新经济的继续发展将会通过以下许多渠道影响其他各国：对外贸易，既有进口也有出口，进口是为满足美国不断增长的需求;出口的是新技术的产品;吸引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吸引它们的是美国有许多新的机会和投资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美国在国外投资，其形式是通过合并、购买、共同冒险和外部采购进行有组织的套汇;更为广泛地传播新思想，方式有国际会议、专业期刊、新闻报道和广泛的留学生教育，特别是在美国，有50多万未获得绿卡的居民在那里学习;提高教育影响工资奖励，范围所及是世界性的，而不仅仅是富国等等。

同时，5年时间虽短，却可以以此为基础来进行全面概括和对未来进行长期推断。仅仅是在十多年前，日本人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方法看来要优于其它地区，回想起这一点和未来的浪潮，就提醒人们要小心谨慎经济环境可能变得很快，出乎人们的预料。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京)2003年01期第79～88页 作者：理查德·N·库珀(丁俊萍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