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潜心于治学，博览经史子集，深究宋明理学，治学成就斐然。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浅析曾国藩的论文4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中国近代史浅析曾国藩的论文4000字篇一

《谈曾国藩的治学之道》

摘要：曾国藩求学问业， “无学不窥，默究精要”，以经史为根，以宋学为宗，涉猎儒家的各个学派，以及老子、庄子、墨子之学等。曾国藩有自己的为学之方，如虚心有识、主敬有志、博而有约、专精有恒等。在经过了充满艰辛的治学之路后，曾国藩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他的治学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曾国藩;治学之道;近代士大夫

曾国藩一生潜心于治学，博览经史子集，深究宋明理学，治学成就斐然。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创立了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的著有《经史百家杂钞》、《求阙斋文集》、《诗集》等。曾国藩一生的学术成就来源于“治学”，他的治军为官之道也来源于“治学”。曾国藩家书中有关治学的众多言论，反映出他严谨的治学思想与品格。

一、曾国藩的治学方法

众所周知，不管是何人，如果想要在学问上有所收获、有所成就，那么就需要讲求方法。曾国藩所创立的治学方法，即使到了现在，对我们的教育事业仍然有借鉴的意义。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的内容―“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对此，他在给其子曾纪泽的书信中作了详尽的阐释：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缺一不可。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明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咪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至于作诸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数者不可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1]

在曾国藩看来，读书需要力求理解，看书意在求迅速;理解以后可专精一门，速度快便可以涉猎广博。这就是说，做学问之人应该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熟读，理解其内容，然后再去涉猎群书，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曾国藩治学方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张专精一业、专攻一学。他认为，读书做学问，在看、读、写、作四者结合这个初步方法的基础上，还应该做到专精一业，专攻一学，所学才能得到升华，才能在近期内对某一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成就。他告诫其子弟，读书做学问必须以专精一门为主。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2]

由以上所引文字可见，在曾国藩看来，在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如果漫无边际地翻看是不会有精深的心得体会，甚至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所专长。而曾国藩并不是要求人们除一书之外不再阅读其他书籍，相反，他主张多看书，以免知识面太窄。这里所提及的“专”，是要求人们精益求精，不要一知半解，或者滥而杂。

二、曾国藩的治学目的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他在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一个寒窗苦读，闭门不问世事的阶段，

之后终于科举成名，跻身于仕途的最高阶梯。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步入政治生涯，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实际问题以后，便能逐渐认识到清代学风的空华，士风的麻木，一般士子学人的治学目的并不明确，大多不能学以致用，于现实社会无作为。他明确指出：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弟二字上尽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弟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下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的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3]

曾国藩在这里自然不同意那种把学问看作只是终日读写学习的观点，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弟”功夫学到手，加以融会贯通。读书固然是在做学问，但即使行止坐卧，也有学问体现在其中，重要的是要把治学与处理世事人情紧密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有所作为，才是有真学问。想要做到这一步，曾国藩认为归根到底就是要解决“格物”和“诚意”的问题。“格物”就是指“致知之事也”，“诚意”就是指“力行之事也”。[4]他认为居国家天下，则使人民各安其所，近悦远来，推而至于为农为圃，为工为商，各思慎其职而敬其事，这便是做学问。曾国藩的这种观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和阐发，体现了“礼学经世”的实学风格，与当时一般学人士子把学问看得很窄，把它与现实政治隔绝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无时无处不体现出其学问，强调把学习、做学问与现实生活联系到一起，使得做学问达到“格物”、“诚意”的功效，反对死读书，反对做无目的的学问。他本人一生都把做学问与处理政务、军务以及家庭问题放在一起，力求融于一体。

三、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

曾国藩的治学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譬如他的子弟，学生都在不同

程度上受过曾国藩治学风气的熏染陶冶。

曾纪泽从小在其父的教导之下，学习目的就很明确，他在《文法举隅》序言中批评了当时士大夫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学者于口耳之所未经，遂概然操泛泛悠悠无实际之庄论以搪塞之，不亦泥乎?”[5]曾纪泽认为，时势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学人士子亦应随时势的变化去做真学问，而不去喊那种“泛泛悠悠无实际”[6]的高调。他主张在西方文化输入之际，认清形势，放眼未来，脚踏实地，有目的的去做学问，使外国人认识到中国也是有“深路格物，实事求是之学”。[7]正是在曾国藩治学目的的影响下，曾纪泽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势面前，认识到要使中国振兴，就应吸取西方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本着这样的学习目的，他广泛涉猎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曾国藩的子辈、孙辈乃至曾孙辈大都恪守曾氏遗训，治学目的都比较明确。曾国藩的曾孙女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七叔对于我们教育贡献很大，他笃信中国需要新知识来挽回亡国之惨―甲午之战，他总要我们学新知识，尤其是科学与工程，我们后来学科学与工程，得他的启示不少。”[8]不仅曾氏后裔对曾国藩治学之道谨守不一，旧时一般学人也大都对此加以效法。

曾国藩的治学方法对于清末民初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曾国藩去世后，随着中国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迈进，并在西方文化的渗透下，做学问的方法也有所不同，但是曾国藩的治学方法仍然被一些人肯定和沿用。陈果夫在评论曾氏的治学方法时说：“读书如能随时做笔记，则进步最快。曾国藩是一位不甚聪明的人，但他一生的好处在有恒、耐心做笔记，所以后来也有相当成就。”[9]

参考文献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06页.

[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6页.

[3]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湖南：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7页.

[4]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5]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6]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5页.

[7] 曾纪泽：《曾纪泽遗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6页.

[8] 曾宝荪：《曾宝荪回忆录》，湖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9页.

[9] 成晓军：《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