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失误和挫折。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文化大革命历史论文篇1

文化大革命起因探究

【摘 要】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我国各方面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陷于停滞并发生倒退。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丧失了一次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今天，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如何避免文化大革命这样悲剧的发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起因;政治;经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者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偏差，在左的思想影响下，由领导人错误发动的，被反革命分子利用的，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抵制，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多种原因共同引起的，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进行研究，有助于避免同样的悲剧的发生，对今天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充分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开始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中国共产党地位和任务也发生转变，由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转向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积极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并取得辉煌的成就，初步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需要处理的关系的论述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方法的。但是这些宝贵的经验被随后发生的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思想彻底抛弃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准备不足，在对待“社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认识不清，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单纯的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与之不相符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当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后，国内出现个体经济等非计划经济的苗头，毛泽东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极力推广不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为以后左的思想的泛滥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中国几千年来对“大同”理想的追求，使得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陷于平均主义的误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广大农民分得土地，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热情，但是还是无法克服生产力落后带来的生产不足的严重问题，由于缺乏更为先进的生产手段，农民在生产中依旧依靠原始的生产工具和方法，导致劳动生产所得因人而异，劳动力充足，生产工具发达的家庭产量就多，相反则产量低，有的甚至不能温饱。这种因为生产力落后带来的贫富差距却被领导人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是剥削的结果，依然采取了破坏生产力的方式方法，从而实现其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胜利，使领导人单纯的认为只要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而忽略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释放的空间，却不能带动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战争中走出的中国共产党缺乏足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没有弄清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单纯的以为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提高生产力，于是出现了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力的现象。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所诞生的产物，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使我国丧失一个良好的发展机遇期。

二、民主法治建设落后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利过分集中，党失去制约领袖的能力和机制，毛泽东绝对领袖地位，使得他可以绕开政治局和其他领导人，直接发动文化大革命。权利过分集中于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为的是提高决策能力和工作效率，为严酷的战争工作争取时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中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中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集体领导是党的重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体现。“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的特殊需要，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但是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相对和缓的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决定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造成领袖一人专断，民主缺失，缺乏制约机制，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健全，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执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任务，以一种凌驾于旧国家机器的姿态来面对问题。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依旧采取这种超常规的方法，导致党始终高于国家，党章高于宪法，党领导一切，置法律与不顾，是宪法如同虚设。中国长时期处于动荡和没有法制的环境下，广大人民群众处于一种非法治环境下对法治理念认识不够深入，人们的思想始终处于革命战争年代，狂热的革命情怀，领袖的呼吁极易激发人们内心的革命情怀。

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以他独到的眼光和智慧，带领中国革命由无到有，从小到大，几次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经历了了一个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在制度上很快跨入社会主义，人们的封建主义思想依旧浓厚。由于封建思想抛弃不彻底加之毛泽东在革命年代的正确决断，导致人们对于毛泽东的话深信不疑，在与毛泽东的意见发生分歧的时候，首先考虑到的是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而不会怀疑领袖意见的准确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狂热的崇拜，使得文化大革命能够很快的发动，并成为席卷全国的一次政治浪潮。 三、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加速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发，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错误和和对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基础上所做的错误决定密不可分，但是文化大革命偏离毛泽东预想的思路，形成更大的危害造成极大的损失，本来预想两三年就可以结束的文化领域的革命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国各领域，延续整整十年的浩劫，是林彪与“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追求个人权利和利益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前，姚文元批判京剧《海瑞罢官》与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要夺权，是毛泽东错误的估计形势，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起来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发生后，江青等人捏造罪状，把老干部们合法斗争和要求污蔑为“二月逆流”，扩大左的错误的影响，依靠毛泽东的影响打击迫害老干部。康生、江青、陈伯达迎合并歪曲毛泽东关于“发动群众整我们党”的错误设想和“天下大乱，才能天下大治”的思想，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鼓吹错误思想和言论，故意制造混乱，并且对不学无术、心狠手辣的人物进行宣传和提拔，在各级政府培养自己的势力，相互勾结，造谣生事。作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林彪非但没有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作斗争，没有制止“四人帮”的胡作非为，反而迎合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在党的九大上极力鼓吹个人崇拜，勾结“四人帮”，扭曲历史，捏造事实，迫害各级领导干部，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被迫害，影响了我国社会的正常发展和进步。

四、波匈事件与中苏论战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国际因素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匈事件之后，东欧局势动荡，国际反共运动高涨，联系到国内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闹事、农村退社等现象，对毛泽东造成极大的震动。毛泽东把人民内部矛盾错误的认为是阶级斗争不彻底的结果。他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1957年出现极少数右派向党发动攻击的时候，他把匈牙利事件与中国国内右派分子活动联系在一起，并且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并导致反右派扩大化，这也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中苏论战导致国内左的错误的继续和扩大，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采取的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的战略和方法，虽然其中又错误但是都是出于苏联国内外实际情况作出的，是为了缓和国际国内矛盾。这被毛泽东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简单的认为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者，苏联走上来修正主义的道路。为了解决国内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造成的损害，采取了一系列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一致的补充措施，像“三自一包”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出来“赫鲁晓夫”，他不只一次的讲到“要警惕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随着两党分歧的不断加大，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日益严重，中苏双方为了维护各自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展开论战，尤其是中国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宣传，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左的思想的深刻影响，这成为日后群众被轻易发动的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次失误和挫折，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领会社会主义本质思想，没有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使命，简单机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犯了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中国过快的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体制虽然改变但是人们内心封建色彩的思想还在，民主法治观念没有深入人心，这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客观因素。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和中苏关系的恶化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动作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文化大革命是今天的一面镜子，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可以为今天我们的发展提供借鉴，避免发生同样的错误。几天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应该从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当中吸取经验，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注重内部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加强理想信念建设，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为改革开放增添活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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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历史论文篇2

试论文化大革命的缘起及其启示

摘要：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十分奇特，规模巨大，并且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一切虽已时过境迁，但针对文革的研究和争议仍在延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争议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革爆发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接着总结文革消极影响的体现，进而探讨文革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原因;影响;启示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历史上，“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它给党和国家以及中华民族都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同时也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轨迹……文化大革命留给我们许多疑惑，也留给我们许多教训。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研究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避免类似的错误今后再犯，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探究

“文化大革命是指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9 月这十年间， 在我国，综合各种因素，由领导人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抵制和斗争的，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它的爆发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可以具体划分为根本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历史原因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本文将以此为序逐一对其展开论述。

1.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模糊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

建国以来直至文革爆发前的大多数时期，我们党一直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之中。在探索实践中获得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譬如毛泽东关的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及《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以及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方针，政策的论述都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探索的结晶。这充分说明在这一时期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认识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经验与思路固然重要，却始终没能完全付诸实施，也未能在全党形成稳定自觉的共识。正是由于落实不力、根基不稳，一旦受到其它问题的冲击，错误的思想便趁虚而入。“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革命思维、‘左’倾思想等错误认识在实践中的一个个反映。”错误在没有得到纠正的情况下继续蔓延开来，“1966 年，毛泽东指定康生等人起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5.16 通知’，便是‘左’的错误发展到极致的前奏。”该通知的出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至此，阶级斗争已全面取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2.毛泽东的个人政治理想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

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的脆弱性，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不惜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曾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在酝酿和发动文革时，他认为当前的形势混乱，不采取“天下大乱”的形式不足以摧毁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足以震动各级干部，不足以发动群众。因此必须通过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他对驾驭动乱局面的信心，使他对动乱安之若素，以致在文革中，特别是在文革初期，他鼓励和容忍了一系列狂暴和动乱的做法。而且，通过文革的实践，他又把“大治大乱”上升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希望通过有规律的动乱去创造一个纯洁、完美的社会。要达到这一政治理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同时，文革的发动，也是毛泽东心中“民粹主义者”与精英阶层相对立理论的体现，因为他相信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不放心，认为依靠底层民众的力量而不是精英阶层的力量才能建立心中理想的社会模式。另外，在文革这场自我耗解式的政治运动中，政党结构完全取代国家政权结构，形成党政不分的局面。

3.反革命集团的推波助澜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间接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爆发，固然与毛泽东的错误决策有重大关系，但其逐渐偏离毛泽东个人的预想轨道，形成危害之深、波及之广、延续之长的一场浩劫，则是林彪和“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追求个人及集团私利推波助澜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之前，先是姚文元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接着吴法宪‘揭发’罗瑞卿要夺军权，无疑都为文革的发生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文革正式发动后不久，江青就迫不及待地向毛泽东告状，捏造了一个‘二月逆流’;同时，康生、江青、陈伯达迎合并歪曲毛泽东关于‘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的错误设想和‘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思想，故意制造混乱，物色那些不学无术、心狠手辣的人物，如授聂元梓、�大富、王洪文等，互相勾结，造谣生事，陷害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初步了解文革所产生的上述问题后，毛泽东于1969年之后多次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要结束文革的设想。

4.封建遗毒的影响及历史事件的关联性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

我国的封建思想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建国后，虽然广大党员、干部接受过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熏陶，基本上持有民主、平等观念。但是封建思想的遗毒在他们身上并没有完全丧失而是蛰伏起来，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完全展露出来。而文化素质落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更不必待言。正是在封建遗毒――“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文化大革命才得以顺利发展，并一步步滑向疯狂的深渊。

此外文革的发生还与历史事件的关联性有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的1957年初，毛泽东曾说过，“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标志着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当前我国还存在一些列的矛盾，但是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党和国家政治工作的主题。随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其中谈到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以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相关问题，这说明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路上还是正确的。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公开发表反对党，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过激言论，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恶化等复杂内外形势以及一些阴谋、投机分子借机煽动斗争哲学的影响，使得毛泽东错误的估计阶级斗争已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并一步步的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二、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

1.党内结构上高度集权。

高度集权的体制一方面使得一切事情的裁决统统集中于党委，集中于几个书记乃至第一书记。另一方面也特别适宜于个人专断以及家长制的产生和发展。邓小平曾说过，“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个问题。”这种体制只是突出了少数领导的才智而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创造力。“许多重大问题往往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没什么问题就不用思考了。”以致于这种体制越发展，领导者个人作用越突出。权力过分集中是阻碍政治生活民主化进程的制度性因素。

2.党内民主上民主意识淡薄。

文革期间，因为没有党内民主，使得党内分歧不但没能得到妥善解决，成为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反而成为党内外动荡的根源。领导者听不得反对意见，对反对者一味实行打压使得广大干部群众不敢说真话，淡漠了对政治的关心。这种民主意识薄弱的状况再与积极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相结合，使得民主生活受到更加严重的削弱。

3.党政关系上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

文革十年中，党组织权力过于集中，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在党管一切的原则下，国家机关、经济组织、群众团体都失去了独立工作的意义。这种状况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分工日益发达的一般规律，强化了行政命令的作用，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

4.法制建设上以人治取代法治，公然践踏法律。

虽然我国已于1954年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并逐步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发展带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法治混乱，一切以政策而不是以法律为指导。

5.监督、制衡机制严重缺位。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党一直忽视监督、制衡机制的重要性。其体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上，就是决策、行政机构等职能部门过强过大，而监督、检查机构则过于薄弱，甚至流于形式。这种状况破坏了权力结构中各部分的协调平衡，从而失去了制衡机制的权力结构，造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的监督真空状态，以致各种特权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现象层出不穷。

三、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启示

1.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革期间掌控一切形势，并亲身力导发动文革的根源就在于当时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有严重弊端。邓小平曾就文革发动时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状况做了一段精辟的论述：“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但是，文革期间政治体制弊端的具体体现，是就其非常时期，极端状态而言的。实际上，它只是在文革这样的条件下才得以完全展现。尽管体制弊病并不必然与文革直接联系，譬如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严重的政治体制僵化问题却未能发生文革。

因此，我们要吸取惨痛的历史教训，既要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一种健全的领导体制;一种能真正有效地动员群众参加管理和监督的体制;一种能把官僚主义弊病减到最低限度的体制。又要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和强化法制建设。

2.坚决抵制封建遗毒，在保留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文革的爆发所带来的对人伦、道德的颠覆说明了封建遗毒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长期潜伏，一旦时机成熟就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即便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但封建主义仍有其存活的空间。特别是1957年以后，随着“左”的错误的发生、发展，封建遗毒思想也开始畸形发展起来。正是由于“左”的错误而膨胀起来的封建遗毒思想，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加深了体制中的弊端。二者可谓相辅相成，处于一种协调的发展状态之中。在文革中，这一特点以最典型的状态表现出来，“陈腐的封建主与残渣借助于最革命的口号和最激烈的行动，以空间的规模泛滥起来;狂热的个人崇拜，普及的封建仪式，野蛮的批斗虐待，极端的闭关自守，浅薄的虚无主义，严重的法治倒退，残酷的血统论以及株连制。”

鉴于此，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着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具体而言，应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一切过时的，僵化的原则，模式和固定观念，不断消除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革新，这既是破除文革消极影响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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