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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学术论文范文篇一

简论农村电影研究述评

[摘 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电影出现了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趋势，成为我国 文化事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关于农村电影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第二，从文化学、 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第三，对农村电影的 文学/美学分析;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农村电影;电影市场;电影政策;电影产业

农村电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村电影，通常是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这是从影片本身所涉猎的生活内容来界定的;广义的农村电影，相对于城市电影的影院制或院线制而言，通常是指以广大农民为主要消费群体、以广大农村为发行放映场地的“电影工程”;除了狭义农村电影的基本内涵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文化服务、从业队伍、消费市场等诸多方面。本文使用广义的农村电影概念。

农村电影的概念始于何时现已无从查考。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偏爱于城市，因为城市能够在人口集中、 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等方面为电影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城市是电影生产和消费的天然土壤和乐园，而电影也是城市的宠儿。在世界范围内考查电影发展的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在各个时期，全球电影资源的主体部分都是集中于大中城市，农村始终是次生的“二级电影市场”。但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却是个例外。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多年里，由于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幅员辽阔等特殊国情以及社会主义宣传 教育 工作的具体需要，农村电影事业得到飞速发展：1957年，全国拥有农村放映队6 700个;1965年，增加到9 800多个;1978—1982年，农村放映单位激增了32 000多个。据 统计，1982年有126部故事片、舞台 艺术片和108部新闻、科教片到农村放映，达2 400万场，观众累计达194亿人次，平均每天有5 000万农民看电影。①此时中国农村电影的繁荣局面可谓空前绝后、世所仅有!可惜的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无论是创作生产、发行放映还是硬件设施、政策导向等方面，大中城市几乎吸纳了中国电影的所有资源，而广大农村甚至县级以下的城镇都成了‘被电影遗忘的角落’，20世纪80年代的辉煌成为永不再来的记忆。”②如今，虽然有“2131”工程(即在21世纪初，在广大农村实现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的政策性扶持，但农村电影依然冷冷清清。到2005年即“2131”工程提出长达7年之后，我们还看到以下令人痛心的局面：“农民想看电影，却没有人去农村放电影，事实上可放的电影也寥寥无几。在有些偏僻山区，八九岁的孩子甚至不知道电影为何物。这就是中国农村电影市场的现状。”③

中国农村电影从繁荣到萧条的巨幅下滑，成为中国文化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自1999年以来受到了电影 管理部门、文化管理部门、专业研究机构、电影学者等的高度关注，但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分析。因为政府部门的决策需要一些数据作依据，所以常常委托一些职能部门或专家学者做专门的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成果带有官方性质，多半没有公开 发表。据我们的初步了解，因为这些真实的数据有一部分与官方公布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所以多数只是作为“内部资料”供决策部门使用，而不予向社会公布。通过CNKI数据库查询2007年以前的 论文，仅能找到2篇这方面的文章，它们是：《关于安徽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 报告》，刊发于《电影通讯》1999年第2期，作者是安徽省文化厅社会文化电影处;《发展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调查与思考》，刊发于《理论与改革》2000年第2期，作者是中共成都市委副书记黄忠莹。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管是东部(安徽)还是西部(四川)，我国的农村电影市场极度萎缩，实现“2131”目标困难重重。要救活农村电影市场，必须进行政策扶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电影发展的市场机制。另有2篇记者调查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它们是：《农村电影：蛋糕巨大谁人识?》(原碧霞，《小康生活》2005年第12期)和《农村电影：直面生死抉择》(崔晓林，《时代潮》2005年第5期)。令人欣喜的是，2008年发表的3篇农村电影市场调查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转机，这3篇文章是：《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黎光容，《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宁波市农村电影市场调查报告》(郭学勤、邹大鸣，《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和《宁波市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的 实践与思考》(邹大鸣，《宁波通讯》2008年第5期)。三篇文章通过对当地农村电影的深入调查，反映出“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实施若干年后农村电影正在复苏和逐步兴盛的工作成绩。我们看到，“2131工程”的推进已初见成效，农村电影已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各级党政高度重视和关怀的结果，也是农民文化消费意识觉醒和农村电影市场回暖的重要表征。

第二，从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角度研究农村电影。这方面的研究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代表性的论文有3篇：一是贾磊磊的《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多维空间》，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此文认为，对农村田园景色的诗意般的描述，是中国电影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的美学倾向;新中国的电影银幕对“农村故事”的讲述，总是源于农村的“现实景色”，中国农村电影中的“城市景象”，在道德上始终是一个中间的灰色的边缘地带：向光明，它可以把人引向崇高的、理想的境界;向黑暗，它可以把人拖进罪恶的、阴森的深渊。基于城市的开放性、多重性的叙事空间，在中国的农村电影中历史地形成了一系列“出走”的叙事主题。中国农村历史语境的巨变决定了农村题材影片叙事成规和 语言表述方式的变化。二是张新科的《文化掮者•社会徙者• 政治佣者•生活使者——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员社会角色评判》，刊发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此文选择农村电影放映员作为特殊的研究角度，认为20世纪50~80年代的农村电影放映员是中国电影发展、普及和农村文化变革的开拓与躬行者，并尝试从文化传播、社会徙变、政治服务、文艺生活四个方面对其社会功用和社会角色进行分析评判。三是刘广宇的《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实证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此文选取重庆的江津市④为研究个案，通过田野调查，援引文化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的主要社会功能(政治动员与资本积累)作了比较细致的梳理和分析。

第三，对农村电影的文学/美学分析。主要从文本艺术性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作深入分析。代表论文有4篇：一是皇甫一川的《女性的成长──新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演变》，刊发于《当代电影》1999年第6期。文章通过回顾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中新农村女性形象的变化，探讨了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时代意义;二是张浩月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儿童电影分析》，刊发于《电影艺术》2005年第3期。文章认为，农村题材儿童片的表述者是城市的成年人，影片蕴含的其实是城市人对城市和自己的想象以及城市人对农村和农村儿童的想象。基于城市人在影片中体现出的对这两个向度想象的流变以及年产量的走势，作者对农村题材儿童片的发展脉络进行科学的划分。三是胡黎红的《登绝顶览众山 忆辉煌细思量——回望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电影》，刊发于《电影》2006年第7期。文章认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题材电影曾经蔚然成风，并一度占据了中国电影的主体位置，成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中心。农村题材电影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的激情抒写”“伦理视角和戏剧化的叙事策略”“鲜活明快的喜剧风格”等三个方面。但眼前是辉煌不再，农村电影已经被淹没于都市影像的喧哗之中;四是王向辉的《结尾影像的寓意——兼谈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刊发于《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文章选取广义的农村电影作分析文本，从多种多样的结尾方式上，分析了新时期以来我国农村题材电影主题的嬗变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当代电影》2008年第8期上集中刊发了一组关于农村电影的很有分量的论文，除了国家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的 讲话《多出精品服务“三农”大力繁荣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带有较强的政策指导性外，其余几位资深电影学者的论文，或从主题学的视阈透视农村电影发展的精神轨迹，分析重点集中于电影的叙述主旨上(贾磊磊《中国农村电影中“出走主题”的嬗变》)，或从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变迁中 总结农村电影创作的得与失，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农村电影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具体策略。 (。(李准《创新时代呼唤新的视野与激情——农村改革题材电影四题》、黄式宪《乡土•诗情：回响着时代变革的大潮新声》、饶曙光《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题材电影流变及其 发展策略》)这组文章是“农村题材电影三十年及未来展望”主题论坛的理论成果，论坛的举办，对于促进农村电影及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对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针对农村电影事业的不景气，电影 工作者、 管理者、学者从多种角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如湖南省娄底市电影公司罗金元认为，要开发我国农村电影市场，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首先要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支持，这是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前提;其次要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寻求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新路;再次要积极引导，培育适应新形势下的农村电影市场。(见罗金元《从我市的探索看农村电影市场开发新路》，载《影视技术》2000年第8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在“电影发展年”(2005年)提出了包括培育电影企业集团、深化院线制改革、大力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等在内的“十项重点任务”。(见朱虹《建立农村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电影产业——解读“农村服务年”和“电影发展年”》，载《电视研究》2005年第3期)到2006年，关于农村电影的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从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度，认识农村电影事业的重要意义。如山西省电影学会的杨志刚，在分析了农村电影市场的主要问题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9项具体可行的对策建议，诸如发行放映单位要进一步更新观念、成立专门面向农村供片的电影服务机构、积极与企业联姻、大力推广数字放映技术、建立奖励机制，等等。(见杨志刚《加大支持农村电影力度 促进新农村建设》，载《山西农经》2006年第3期)固原市原州区文管所的夏华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农村电影仍然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政府的主导作用和政府扶持与资金投入不可缺少;另一方面，适应市场 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培育和开放农村电影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允许农民开展个体放映活动，实行有偿服务，也是迫在眉睫。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农村电影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从而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新形势要求的农村电影发展之路。(夏华《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好农村电影工作》，载《共产党人》2006年第16期)重庆市电影家协会主席、西南大学影视 艺术系余纪教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为县级电影公司才是目前农村电影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一个绕不开的关口”。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及其改制中的博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 文化生产息息相关，是新一轮文化改制的关键链环之一。(余纪《县级电影公司的属性定位与改革路径选择》、刘帆《区县电影公司改制中的博弈——以重庆市为例》，载《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第五，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最为薄弱，只是散见于市场调查分析和政策研究之中，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农村电影产业做完整的分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我国电影产业的现实基础决定的。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城乡差别在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而当电影的 政治教化功能逐渐弱化、娱乐消费功能逐渐强化之后，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广大农村的电影消费能力。久而久之，农村电影市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中国电影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城市电影”产业，而没有了“农村电影”产业的哪怕一点点份额。这样的现实基础使得人们根本就没有“农村电影产业”的基本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理论成果。这是导致农村电影产业研究十分薄弱的根本原因。只有当城乡差异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到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整体发展的时候，国家出台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2131工程”等一系列的举措，农村电影这块曾经辉煌又逐渐衰落的土地，才又以其政治意义的特殊性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巨大的商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中国电影产业在城市的不景气、在资源及发展空间上的受限，使得国产电影业不得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老路。这其实是一次无可奈何的转向，并非主动出击。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的所谓“二级市场”的成功操作，就是一次典型的突围。(见《“农村包围城市”——访山西电影制片厂厂长李水合》，载《大众电影》2006年第15期)我们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电影的产业研究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理论 热点。

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有时相互交织，很难截然分开。

农村电影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加强农村电影的理论研究，振兴农村电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但是，目前看来，农村电影工作事实上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我国西部地区尤为严重。1998年以来，由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联合提出的“2131”工程，事实上并不像一些地方政府工作 报告中 总结的那么乐观。显然，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如何推进和落实“2131”工程，从而使电影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待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好在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的整体复苏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未来：2008年的国产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43亿元，取得了斐然佳绩，尽管这43亿元主要是通过城市影院的4 100块银幕实现的⑤;2009年中国电影综合效益10665亿元，同比增幅达2647%，电影消费已经和 教育消费、新媒体消费、旅游消费和演出市场成为2009年中国居民文化消费四大热点。⑥随着新农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步，中国电影的春风一定能吹拂广阔的农村天地!

注释：

① 夏虹：《一天有五千万农民看电影》，《瞭望》，1983年第10期。

② 黎光容：《重庆农村电影生态调查》，《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

③ 魏运亨：《“农村电影市场真是到了谷底!”——一位农村电影经纪人的实话实说》，《瞭望》，2005年第33期。

④ 江津原为重庆直辖市的地级市，2006年撤市设区。

⑤ 《2008年国产电影票房突破43亿》，央视网消息(午夜新闻),CCTV.com，2009-01-10。

⑥ 《中国电影票房增长全球最快》，《香港文汇报》，2010年5月7日。

[作者简介] 田义贵(1967— )，男，重庆人，文化与传媒博士，西南大学 文学院影视艺术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产业与文化传播;黎光容，女，重庆人，电影学硕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营销。

电影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化视野下中西方电影的差异

摘要 中西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比较分析，可以透视中西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同时，基督教也在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教传至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基督教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基督教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教认为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教中是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佛教教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把灵魂从肉体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是引导众生从痛苦走向快乐。佛教的创立者并不是命运或灾难的创造者，而是引导众生寻求祝福、避免灾难。命运与灾难源于因果循环，与个人的前世今生有关。每个人的想法无论是否付诸行动，都将在脑中留下印记。一个人的言行也将在他人心中留下印记。这些印象无论好坏，都将累积并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即所谓的业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无处可逃，无佛可救。

佛教提供了“因果报应”的叙事模式。中国许多古典文学主要采取佛家的因果报应叙事模式，而以曹禺先生的现代剧改编的电影《雷雨》也处处可见佛教意蕴。在第一幕鲁大海刚到周公馆就对四凤说：“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人，在花园里躺着，脸色发白，闭着眼睛，像是要死的样子，听说这就是周家的大少爷，我们董事长的儿子。啊，报应，报应。”第二幕中周朴园与侍萍相认后，侍萍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生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侍萍得知周萍与四凤之间的关系之后，沉痛地说：“这怪你妈太糊涂了，我早该想到的。可是谁料得到就会有这种事，偏偏又叫我的孩子碰着呢?妈的命苦，可你们的命……”当得知四凤已怀有周萍的孩子时，侍萍痛苦地说道：“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这种孽!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天哪，如果要罚，也罚在我一个人身上。罪孽是我造的，苦也就当我一个人尝。”因果报应的思想观念在剧中人物身上很容易显现。

二 中西电影中不同的价值观

价值观左右人们的意见，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评价，决定人们的言行和思维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与言行或许得不到另一种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如电影《刮痧》中许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他的孙子丹尼斯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

1 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通常被解释为独立、自恃、独断独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这些字眼。科本哈瓦却说：“它帮助人们不断向前，是人类本性，身体，感官，心灵，智力的觉醒。”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就是提倡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再者个人主义更重视民主和平等，同时也重视他人的权利。

电影《克莱默夫妇》“用一种间接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了个人主义”。泰德·克莱默是一位颇具天赋的广告策划师，努力赚钱养家，但他的妻子乔安娜却要与他离婚。中国观众或许不能理解乔安娜为何要离开她的丈夫?泰德从未虐待过她和孩子，也没有对她不忠，尽量满足她想要的东西。在中国，像泰德这样的男人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好丈夫，因为他努力工作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但乔安娜并不这么想，她说，“我的一生，我感觉我是某个人的妻子，某个人的母亲，某个人的女儿，即使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谁，这就是我为什么离开你的原因”。从她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安娜个人意识的觉悟和对个性自我的追求。

2 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是用来描述道德上、政治上的思想或社会观，强调团体中成员间的合作，并且个人利益总要让位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注重集体和社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整体主义有关，即整体大于部分。集体主义通常与个人主义相对，特别是这些观点经常在系统中相互结合。那些拥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认真遵守社会或团体的规则，保护集体、社会、国家的利益，而任何影响集体利益的个人行为都将招来批评。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的国家。

集体主义在中国电影中有着明显的记号。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电影，都带有浓厚的集体主义色彩。尤其是由中国第四代导演所导的电影，大部分是以革命为题材，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他们的电影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眷恋和深思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集体主义电影”，其中代表作有：《黎明》、《南昌起义》、《西安事变》、《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鸡毛信》等等。

三 中西电影中的人权

人权是人人皆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权，包括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如生存权、人身自由权、言论权、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和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权利等等。这里我们将主要讨论中西方电影中表现出的有关隐私权、艾滋病人和同性恋者的权利，从而透视、分析中西方在这方面的文化差异。

1 中西电影中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个人或集体把他们的私人信息隔离起来的权利，也只有他们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对外揭露。“隐私权的界限和内容在不同的文化和个人中虽然不同，却有共同的主题。隐私权可以看作是安全的一个方面，由相关利益集体权衡”。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国和北美国家。这个概念并非全球皆有，有些国家是近些年才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隐私既不敏感也不小心保护，相反，美国人更加注重他们的隐私权。这种差异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权利。主角楚门从出生就一直生活在镜头前面，且一直未发现这个事实。楚门的生活通过成千上万个隐藏的摄像头一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球直播。制片人克里斯托弗给他制造不同的环境来捕捉楚门的真实表情和行为。为了防止楚门发现这个不真实的世界，克里斯托弗想尽办法遏制他的冒险精神。后来，西尔维亚闯入楚门的虚幻世界，并和楚门坠入爱河。之后，她发起了一个“还楚门自由”的行动，希望楚门能够从电视中走出来。《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楚门的生活也启示观众，他们的生活只由自己掌控。中国有一部电影《无形杀》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讲述了由于人肉搜索导致一个女人的死亡，这个女人在网上被通缉，因为她和别人有外遇。网友们跟随调查她的情人，认识她的路人都不断质问她。后来人们在海滩上发现了她的无头尸体，这部电影涉及到了网络搜索触及隐私的问题。

2 特殊人群的权利

西方国家非常注重特殊人群的权利，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能享受这些权利，但他们对这些平等的权利却有很强的意识。例如艾滋病患者和同性恋者的权利。

《费城故事》是好莱坞第一部涉及艾滋病、同性恋和同性恋歧视的主流电影，改编自吉尔弗雷·鲍尔斯的真实经历。吉尔弗雷是首个因艾滋病受歧视而状告贝克·麦克肯兹公司的律师。这部电影涉及到难以被公众接受的话题——艾滋病和同性恋，披露了对这些特殊人群的社会隔离和歧视。另一部2008年出品的传记式电影《米尔克》，讲述了第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后当选为加州议员的政治家哈维·米尔克一生都为同性恋者争取合法权利的故事。这说明西方人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多艰难，都要为平等奋斗。

中国一部类似主题的电影《喜宴》，反映了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否定、拒绝态度。电影讲述高伟同在纽约的生活。他有一个成功的事业，和他的同性恋爱人赛蒙关系很融洽，而他在台湾的父母却不知此事，一直盼着他早日娶妻生子。因此，在赛蒙的同意下，伟同和一个漂亮的中国姑娘薇薇说定假结婚。后来，薇薇引诱醉酒的伟同而怀孕。伟同不得不将真相告诉他母亲。他母亲极为震惊，但坚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的父亲，伟同也不敢告诉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刚中风复原，难以接受这样的打击。最后，薇薇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并希望赛蒙留下来做孩子的另一个爸爸。在中国的环境下，人们很难接受同性恋，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的父母来说。因此，同性恋者也不敢让周围人知道，怕他们在背后议论纷纷。

四 小结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都有其独特之处。随着社会的发展，两种文化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西方文化中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无权威的状态，使得社会问题突出;而中国文化中的“无为”思想，也让中国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向东方取经，东方向西方看齐，东西方民族相互取长补短，这是中西方文化重新获得活力和新生的唯一出路，也是两种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于杰：《都是刮痧惹的祸——从〈刮痧〉谈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外语教学》，2003年第4期。

[2] 王俊霞：《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 刘小晨：《关于女性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克莱默夫妇〉的启示》，《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

[4] 王国峰：《从影视作品看中西文化差异》，山东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作者简介：周志高，男，1972—，江西樟树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九江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