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以其深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成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下文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哲学论文写作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哲学论文写作范文篇1

浅谈中国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于是，有没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促使学术界的仁人志士深入地反思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精神，哲学观念和哲学底蕴。但我要说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神学世界观，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有“上帝造人说”，“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劈地”等神话传说和《神创论》，“神化自然”等神学的影子。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是可以谦虚地说：中国虽无西方式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著，但中国不乏有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

关键词：:哲学，文化，哲学精神，传统文化

一、 中国哲学的元问题

中国很长时期里文史哲不分，以学科专门形态出现的哲学家及著作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样态。表面上看，中国好像没有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没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于是，有没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的“元问题”，促使学术界的仁人志士深入地反思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精神，哲学观念和哲学底蕴。

首先，我们来探究中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底蕴。西方哲学大师常讲：“我们所说的哲学，无非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科学设计的是一切可以被认识的理性的东西，神学则超越于理性的知识之上，是超验的，非理性的，哲学则见于二者之间，回答二者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可见，西方哲学起源于神学，以科学为原动力。

这里的“科学”非同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概念。。中国文化中，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将日本之“学科”一词变形使用。科学和技术不分家，经常放在一起使用。西方文化则不同，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

在西方文化中，科学是从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和规律这一目的出发，通过观察，调查和实验而得到的系统的知识。科学有三种主要功能：技术功能，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科学的技术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有效手段，使人类摆脱了对物质世界的被动地位(这是中西方都认同的)。

科学的学术功能在于科学是一种探索未知，发现真理，积累知识，传播文明，发展人类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活动(这是中西方“科学”共同具有的功能)。西方“科学”较之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科学是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首先通过技术革命间接地，不自觉地对社会产生影响，然后通过思想革命直接地，自觉地进行社会革命。

正是由于科学的社会功能，西方国家的制度变迁趋于成功，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西方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大致可以描述为“神学——哲学——科学——制度——技术”，即，在发达的神学和哲学基础上产生出数学，数学的发展萌发了科学，科学的社会功能推动了制度变迁。在体制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变革，是西方国家得以强大的根本之所在。

西方文化以哲学和数学为内核，哲理一样简洁，数字一样精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在1840年以后出现夭折是因为中国文化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大致是“部落文化——算术——丝绸文明——技术——制度——科学”，即，中国没有西方发达的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如果说西方神学时代与中国部落生活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西方数学则较之中国算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社会的进步。虽然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国古人的骄傲，但古人太自满了，明清时洋洋自得，夜郎自大。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惊慌失措的中国人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会儿“师夷长技以制夷”，一会儿“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一会儿又呐喊“民主”与“共和”。

直到“五四”时，才想起了所谓的“赛先生”。况且，“赛先生”的站立是踩在“孔家店”上的。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是注定要失败的。中国在1840年后变得落后，是因为没有及时进行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之根源在于中国没有西方式数学和科学。西方数学是建立在西方神学基础上的，从这个层面上讲，“中国没有西方式哲学”的说法也不为过。

但我要说的是，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神学世界观，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有“上帝造人说”，“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劈地”等神话传说和《神创论》，“神化自然”等神学的影子。中国古代虽无发达的数学，但也有《九章算术》，圆周率等初等算术。中西文化中的“科学”虽有差异，其学术功能和技术功能则是相通的。因此，并不是说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样的哲学底蕴，只是发展程度不同。故“中国没有西方式哲学”的说法是不科学的。

其次，我们涉猎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西方哲学大师罗素说：“我们所谓的哲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外乎是两种观念的产物：一是宗教的和伦理观念的产物，一是那些被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知识的产物。”其实，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何尝不是这样。作为宗教的道教、佛教与作为哲学的道学、佛学虽有原则分野，甚或矛盾之处，而且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始终未能取得支配地位，但佛、道两教在某些时代社会地位的上升是与佛、道两教和中国古代哲学的“会通”分不开的。

特别是对来自境外的佛教思想的学术化和中国化，显示出中国哲学的开放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中西文化中的“科学”虽有差异，其学术功能和技术功能却是相通的。伦理观念则更不用说，“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从哲学观念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看，西方哲学强调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的灵魂生活和精神世界。

中国哲学强调内圣外王，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和世俗价值追求。中西文化在人生哲学方面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进行国家哲学建构时，提出了“哲学王”，“理想国”等概念，其要义在于让哲学家或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国家，使社会和谐，使臣民勇敢、智慧、节制，正义和自由。

中国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孟子继承孔子思想发展的“仁政”说也是这个要义，让社会安定，让人变得有道德、有修养。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论述了维护权力的目的，维护权力的合法性，维护权力的手段和过程，其理论归宿却是“仁政”和“暴政”问题，和孟子具有共同的文化趋向。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强调：“君主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无独有偶，中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的论著中也渗透出这样的思想。其实，西方哲学中的许多哲学观念和哲学命题都能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找到影像和视角，只是二者的宣泄方式不同：西方哲学重在思辨，具有超验性，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存在。

中国古代哲学倾向于实用性，经验主义和先验色彩较浓厚，很少重视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是可以谦虚地说：中国虽无西方式哲学体系和哲学论著，但中国不乏有哲学思维和哲学精神。中国或许缺乏体系完备，论证严密周详的哲学构建和思辨的理论表达，但不乏对天人关系、社会政治，人生问题等方面的终极性哲学探索，有自己极富民族性格的独特表达方式。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以为：“中国学术思想中，合乎西方哲学系统的微乎其微。”我们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

二、 发扬中国哲学精神时，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狭义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几乎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精华部分和灵魂所在。但中国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史，前者显得更为具体，更为感性化。发扬中国哲学精神时，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比中国古代哲学要大得多，它涵盖了中华民族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音乐，建筑，医学等等。但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而学习传统文化则要讲究一定的策略与方法，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其要点而加以述之，“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

其次，作为研究性学习者，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要有一个“先融进去，再跳出来”的过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我们要尽量作为文化主体中的一员融入到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去理解传统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风貌，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移情理解”。当要对所吸收的零散的文化知识加以概括，总结或提炼的时候，又需要从文化主体的立场中“跳出来”，恢复文化客体(学习者)的角色，尽量客观中立地分析研究能够反映中国古代哲学的文化资料。

再次，在具体学习研究过程中，我们必须排除个人偏好和价值倾向的干扰，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本无优劣之分，哲学也无高下之分野，只是中西文化(中西哲学)在表现手法上不同。马克斯·韦伯指出，尽管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在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上受其价值观的影响，但当他进入研究阶段后就应当排除个人偏好或价值趋向。。这样，社会科学之研究就能做到“价值中立”，就能得到客观的知识。在这一点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已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作为哲学工作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时，必须牢记这一点。

最后，有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文化比较分析，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比较研究正在成为日益热门的课题，如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西哲学比较，不同的社会制度比较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时，应广泛涉猎西方文化(包括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进行比较与研究，做到“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缪德良.中国传统文化要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袁 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李朝东.西方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

哲学论文写作范文篇2

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挥，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同时它又继承了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精华。长时间以来，大家在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过程中，多是把研究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前提，从而探求和体察毛泽东同志是怎样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无疑是基本的，十分必要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怎样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和哲学遗产的这个方面，却往往被忽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应该说，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正是同他善于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继承中国的哲学遗产结合起来分不开的。本文试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特征看对我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历史从来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发展的。首先是继承，其次是批判，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因为人们不能不接受既成的历史事实，即无论谁都无例外地要处于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中，这本身就是继承。历史强制人们在继承，一代一代地在保持着历史的联系。人们在进行新的理论创造时，总是要利用以前历代所遗留下来的思想资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新的实践来检验它们，淘汰那些错误的东西，吸取那些正确的东西，或推陈出新，或赋予旧形式以新内容，创造出新的理论，这就是批判的继承。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体系，主要是应用马列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革命实践时，特别是在反对革命实践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倾向时，总是着重研究哲学的某一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突出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

他的哲学思想也总是从古今中外以及现实的、历史的大量思想资料出发，来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确定哲学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新方向，提出新理论，或者系统地展开那些别人虽已提出但还处于零碎概念状态而尚未展开的命题。所以，这种哲学思想虽然是对马列主义哲学思想的直接继承，但它的形成和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融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哲学文化遗产。

他的哲学著作篇幅比较简短，但言简意赅，有着巨大的思想容量，这正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特点。我们从思维特征上来看，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比较紧密，特别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西方哲学更加注重对自然观方面的研究，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个学科中吸取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这一特点就更加显著。中国古代哲学则和西方哲学不同。我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和社会政治、道德、伦理紧密结合，主要是讲“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是着重于社会制度、君臣父子关系、知行关系、人性善恶等问题的辩难，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也较明显地继承于中国哲学的这个思维特征。

毛泽东同志在阐述每一个哲学观点的时候，都特别注意跟中国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观点结合起来，他一生都强调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之，毛泽东同志在批判地吸取我国优秀文化哲学遗产、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中国气派来表现马列主义哲学方面，获得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真正实践了他的“刺取中外古今学说的精华”1、批判现代错误哲学思潮和清理中国哲学遗产的志愿。

二、从哲学名著《实践论》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说明，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真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石。

其实，《实践论》同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问题，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时，就是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题的。这清楚地说明《实践论》同我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实践论》公开发表后，冯友兰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的论文。该文回顾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知行观，反复论证《实践论》“正是发扬了自古以来的认识论上的唯物论传统，解决了中国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2。毛泽东同志曾有感于理论界在研究《实践论》方面发表的论文水平不高，然而惟独对这篇表示赞赏，这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知道，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思想家都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出发，提出过不同的知行学说。特别是宋明理学，对这一问题曾反复辩难。朱熹对于知行问题，提出三个重要论点，即：就知行先后说，知先于行;就知行轻重说，行重于知;还认为知行虽互相区别，但又互相依赖和影响，由此提出“无知的行是冥行”。而王守仁在知行观上，则是提倡以知代行的“知行合一”说4。到明清时代的王夫之，对上述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是采取批判立场的。在知行观问题上，他提出“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兼行”的观点5，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在于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就博览群书。对于宋明理学也曾反复研读过。

上述知行学说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有过一定影响。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就强调离开真知的“立志”和行动必将陷入盲目。这与朱熹的无知的行是“冥行”是有相似之处的。而王夫之提倡的提高行在认识中的作用，对于青年毛泽东同志确立“重在行事”的观点和发挥主体实践的能动性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到了近代，特别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掠夺了去之后，孙中山鉴于革命屡遭失败的教训，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来探讨“知行”问题，试图从理论上探寻革命失败的原因。当时抵制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反对派都以古代传统哲学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为借口，诽谤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孙中山坚意推进革命，痛斥反对派的责难，从理论上一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这种害怕革命行动的传统的保守思想，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的知难行易说。这种学说的唯物主义倾向和它的进步意义就表现在：强调了行在先而知在后，知是由行中求得的，所以行是易，知是难。孙中山以饮食、用钱、造船、开河、化学等十事为例，论证了行易知难。

孙中山先生的这种知行观问题上的新见地，对于唤起青年毛泽东同志注重从实际出发，研究知行问题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开始从思辨的领域转而面向实际。这个时期，他不仅积极参加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并亲自组织和领导新民学会。他很强调说：“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而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所以，组织新民学会一开始，他就把“真心求学，实意作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并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这就表明，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同志在知行关系问题上，已经把重点放到“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上来。

1920年到1921年之后，毛泽东同志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也开始了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实践活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红军到达延安后的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时，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中，揭露和批判教条主义的理论基础，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备课中，他不仅博引中国革命实例加以论述，广泛搜集马列主义经典，挤出时间昼夜攻读，而且还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关系问题，认真研读了《船山遗书》。当时由于遗书在延安找不齐，还曾设法特地从湖南补齐所缺各册。

《实践论》字里行间可以明显地看出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了古代哲学知行学说的痕迹。比如，墨子肯定认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特别重视“亲知”。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也讲知识不外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部分，并运用墨子的这个哲学范畴，强调“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在我国哲学史上“重习行”“践履”“亲知”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颜元。

他认为要获得知识，要认识客观事物，必须“亲自下手一番”。他说，要知皮帽子暖和的程度，只有把皮帽拿来戴在头上才能知道;要想知道蔬菜的味道，“必箸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8。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阐明实践的重要时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些话同颜元的话，不仅立意相同，而且用词相近。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一方面继承了从墨子到颜元等的传统哲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对“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等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总之，毛主席对于古代文化遗产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

析、批判、继承的。他在《 实践论》中，充分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行观，结论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可见，毛泽东同志把“知行”关系问题，提到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高度来探讨的，这就把传统 哲学中讨论的问题提到了马列主义的新的高度。

三、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辩证法看对我国古代朴素军事辩证法的继承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他亲身经历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过程，为创造和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了丰富的治军 经验。特别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体系的创立，是毛泽东同志在哲学方面的独特贡献。这当然主要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但是也离不开对我国古代军事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

毛泽东同志接触、学习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由来已久。早在童年，就读过了《左传》《史记》，以及大量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如《三国》《水浒》《岳飞传》等。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反复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辛亥革命夭折，他退出新军后开始自学生活时，还比较系统地阅读过西方资产阶级的 社会 政治学说。后来，他回忆这段自学生活时曾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主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我自己在青年时期, 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直到晚年，他还广泛涉猎过《资治通鉴》和《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可以说从诸子百家到孙中山，他无所不读。特别对《孙子兵法》一书，他不仅反复研读，并 联系实践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分析、印证。这样，毛泽东同志从这些书中，不仅识得兵家韬略，而且达到了博古通今、融会贯通、运用自如的地步。有的同志经过查阅《毛泽东选集》四卷，作过这样的 统计，其中 应用的典故、格言、成语出自经、史、子、集者竟达二百余条。在这些条目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我国军事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是具有独创性贡献的。

例如《孙子兵法》上卷《谋攻篇》讲：“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毛主席加以利用，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他根据敌众我寡的实际情况，正确地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其渊源来自孙子对于指导当时我军对敌游击战争，是确切有效的。

又如，孙子把“知彼知己”看作是正确指导战争的先决条件。他的名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这两句话，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分析，说：“军事的规律，和其他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这段论述，抓住了《孙子兵法》一书中的精华，这里是又一个批判吸收古代历史遗产和“古为今用”的光辉范例。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孙子强调：“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这就是说战争中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为达此目的，他强调“我专而敌分”。就是要设法使自己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机会，以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毛泽东同志在具体指挥战斗中，对此策略运用自如，在 总结第二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军事平均主义时，曾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毛泽东同志不仅发展了孙子“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并从军事理论上做出了新的概括。

《孙子兵法》一书中，含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涉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范畴，如敌我、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等。这些丰富的军事哲学遗产，都被吸收进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中了。特别是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为系统地总结了十大军事原则，强调指出：“在全体上，我们是劣 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这里准确地阐明了我们的总方针是：“力求使战略上的敌强我弱转化为战役上的我强敌弱，通过不断取得战役的胜利，最后达到战略上的我强敌弱，直至我胜敌败。”这是对孙子强弱辩证法则的出色运用和重要发展，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精髓。

通过以上分析，显然，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进行考察，毛主席的军事哲学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军事哲学思想同样有着继承性的联系。对于这一点，有些外国军事理论家也有论述。如日本军事理论家小山宏内在《现代战争论》中就曾指出：毛泽东的战略，是从其弱者艰苦的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卓越的战略，它与孙子的战略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