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传统的协调与协调发展理论在熊德平教授的研究中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性概念，而是指没有明确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协调与协调发展问题的关注也不具有积极、主动、自觉和质变特征的经济发展理论。

协调发展的新特点

拿出更多力量助内地发展

新中国所走过的区域发展战略调控之路，实质上是从期盼或努力实现均衡发展，到逐步认同非均衡发展，进而追求协调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前，一方面囿于思想观念的局限，另一方面得益于计划经济体制配置资源的便利性，区域发展战略明显具有期盼或努力实现均衡发展的特征。

产生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工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建立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入侵者举办、晚清官商合办以及民族资本兴办的工业。到1949年，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在此背景下理解，建国初期的156个重大项目其实是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次均衡。严格来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控，依然是这一均衡战略的延续，可称为第二次均衡。当然，这次调整也有国际形势的判断因素，因而具有一定的被动强制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第一次打破均衡，走向突破、跨越的战略实施阶段。邓小平同志成为此战略实施的第一决策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国实际，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思想。著名的南行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得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一突破、跨越战略，将发展重点定于东部沿海。战略实施先从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开始，先后建立了5个经济特区，后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进而开发上海浦东，形成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在这一重点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外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大规模向沿海地区集聚，带来了历史性的快速发展。

20世纪末，西部大开发战略诞生，开启了追求协调发展的新阶段。这与当年邓小平同志预测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时间高度吻合。198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所说的“一定的时候”或“那时”，是指何时呢?1992年南行讲话时，邓小平同志给出了答案：“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4年后，中央再次加大区域经济协调的力度，明确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实施“五统筹”战略，以确保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直至如今，中央明确把协调作为指导“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尤其是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

协调发展非传统均衡发展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方向、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及协调发展。在贵州调研时，他强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查研究，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吉林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他指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协调发展，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在看待和引领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协调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维度。

要理解协调发展，先要理解其内涵。从发展理念层面看，协调发展与均衡发展(或称平衡发展)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均衡、平衡的要义在于数量的均等或缩小量的差距。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揭示了均衡增长现象：一种动态增长的稳定状态。哈罗德认为，当合适的储蓄率与合适的资本—产出率所决定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相等时，经济就实现了均衡增长。简言之，均衡即均等。

协调发展的精髓在于非冲突性和对抗性，避免交流、互动的障碍，既包括量的均等，也不排斥非均衡的良性互动。因此，协调发展包含均衡与非均衡的有序、稳定状态。在区域发展战略选择上，它实质上告别了传统思维即追求平衡或均衡发展。这一新发展理念将更好地激活不同区域之所长，进而开辟中国区域发展新阶段新空间。

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向区域与空间要发展动力成为发展新阶段中的一个特征。协调区域发展，将深远影响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前景。如何更好地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关键在于构筑三层递进的协调发展战略实施体系。

第一层次为基础性依托：区域内培育造血机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首先应解决扶贫问题，但实施扶贫的过程也存在如何促进发展、培育造血机制的战略布局。事实证明，即使极其贫困的地区都有可能培育促进产业发展的造血机制，如宁夏固原是地处六盘山区的特困核心区，但2014年多项经济指标增幅都居宁夏第一。对于广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培育造血机制，强有力地促进发展，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战略意义重大，至少涉及明确功能、挖掘优势、拓展载体、培育人才等内容。

第二层次为增长极延展：区域间合作对接。对于增长极效应，应当放开而不是管住，鼓励、扶持而不是阻挡、抑制。这是协调发展所应包含之义。然而，这并不排除用各种非对抗式或可承受的途径，促进区域之间的合作，既做到资源互补，又使增长极效应延展开来，从而做到在合作中以增长极效益辐射形态带动协调发展。促进增长极效应延展的合作方式或体系至少有3种类型，即自愿式合作、引导式合作和对接式合作。

第三层次为全国统筹：国家范围内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或全国统筹的任务，重点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明确的表述是“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一进程中，中央政府站在全国层面，承担起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责任，但并不排除社会组织公益服务和企业服务等资源的作用。事实上，只有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服务有机结合，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公共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不过，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言，重点是依赖中央政府引领、管控，地方政府积极参与。

追求区域间要素有效流动

梳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演进脉络可以发现，协调发展战略的科学内涵或内在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尊重增长极效应，客观承认和保护合法、规范的量的扩大差距。既不将量的差距变化(如经济总量或人均GDP差距等)作为区域发展成就的唯一标志，也不会采取机械举措(包括杀鸡取卵等变形方式)限制地区的增长幅度。

第二，关注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凸显区域各自优势，追求区域间要素流动和有效互动，防止分裂和对抗。尤其是关注和重视可能会带来社会对抗的一些警戒线现象，如通货膨胀率，分为温和(或称低度，物价总水平为3%以下)、急剧(或称中度，物价总水平在3%-10%)和恶性(10%以上)，并依据情况的变化采取调控;失业率(超过5%至6%就难以承受);基尼系数(0.4%以下为社会可承受度)。尽管受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而不会照搬他国模式，但作为社会底线管理与调控的方法探索是可以借鉴的。

第三，政府调节的主要手段是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关键在于维护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既做到保障性“托底”，体现全国一盘棋，又尊重差异性收入以及与之适应的效率贡献。

第四，通过采用一系列战略性举措，如培养人才、扶持主体功能区、区域互助、扶贫等，促进落后地区发展。这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根本路径。

如何从五举措切实加强五大发展理念

一是加强学习巩固，以知识促创新。善于创新，必先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注重学习积累，同时不断的培养创新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才能提高抓住机遇和开拓进取的能力。适应新时代，坚持与时俱进，并把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知识随着时代常态化，增强创新意识，是一个国家加快发展的必备元素。勇于创新，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始终坚持把出发点系在世情、国情和社情中，从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任务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以史为镜，充分利用以往的经验，时刻铭记以往的教训，不死搬硬套别人的方式方法，明确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战略和决策。乐于创新，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在改革和发展中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清晰的认识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遵循规律，就是要落到实处。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积极学习及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创造一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

二是注重经验总结，以实践促协调。做到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必备武器。只有做到经济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才能使治理国家的体系和能力实现现代化。五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的现实利益问题入手，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共享水平，最大程度的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事办好。鼓励就业创业，执行就业优先战略，积极采取促进就业的政策，并不断完善创业扶持政策。

三是努力执行维护，以行动促绿色。在这飞快发展的时代里，习总书记的绿色发展理念引领我国走向永久发展、文明发展和协调发展的新道路。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态和谐稳定、保持生态平衡安全的讲话、论述已数不胜数，足以看出其对绿色发展的关心和重视。鼓励循环利用、加强回收利用，加大对汽车尾气的处理，不断减少各类工厂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同时，绿色发展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具体体现，是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途径。

四是鼓励改革发展，以发展促开放。在新形势，新理念下，面对国内外的新特点、新发展和新趋势，习总书记及时提出了开放发展新理念，丰富和加固了开放发展新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第十六次会议时强调：“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以开放促改革，是我国改革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对内开放需要进一步拓宽与加深。”即从一定程度上说，开放既是改革、也是发展。在新局面 和新常态前，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等进入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

五是坚持平等公正，把共需转共享。人人共享小康生活，众所周知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同时创发性地提出精准扶贫的各项方针政策。他说：“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他强调道：“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首先必须把贫困连根拔起。

【知识拓展】：

看“两个文明”协调发展

坚持阵地意识净化网络空间传播正能量

建议指出，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影视领域频现改编自网络IP的热门作品，网络文化已经覆盖了电影、电视、图书、音乐、游戏等几乎所有的大众文化形式。同时，社会资本纷纷涌入，“互联网+”与传统文化领域的深度结合，让网络文化成为正在崛起、不可忽视的文化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智华认为，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就要适应网络传播迅速、广泛的新特点，适应人民的需要和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坚持阵地意识，净化网络空间，弘扬正能量。“推动网络文化健康发展，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

建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传播、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对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祝燕南指出，媒体通过融合发展，强化自身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直接关系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和国际话语权的掌握。“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新闻传播业的整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在这种情况下，推进融合发展，成为传统媒体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表示，建议着眼于解决机制问题，通过良好的战略规划和有力的实施措施，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肥沃文化土壤坚实文化大厦唤醒文化基因

建议提出，扶持优秀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加强文化人才培养，繁荣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前不久深入江西、开展长篇小说创作扶持工程调研的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说，聚焦创作生产和人才培养更要向下看，使更多基层优秀的创作者得到发展，使更多好的作品得以涌现，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土壤才能更肥沃，我们的文化大厦才能更坚实。

“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针对建议中的这一内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认为，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唤醒我们的文化基因，并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大众需求相贴近，实现创造性的发展。继承的同时还要倡导创新，既接地气又通民心，从而增强艺术创作的活力。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指数的提升

建议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重大文化工程，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系、文化市场体系。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说：“这实际上是强调公共文化、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公共文化的现实需求，是形成带动文化产业增长的新要素。”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认为，建议强调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过去比较注重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会展出版广告等，近年也关注到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以及文化产业和新型业态之间的融合发展。同时，从社会环境到人才培育，从流通体系、金融支撑，到国际贸易等等，这些要素在‘体系’中都是缺一不可。”

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也明确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实现‘双效统一’，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支柱性产业目标的前提和底线。不在这方面下功夫，我们的文化产业就可能成为‘票房产业’。”范周说。

专家表示，协调发展体现在区域协同、城乡一致，全面小康要真正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指数的提升，这大量体现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的精准化服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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