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散文，胡适有关悼念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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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散文_胡适有关悼念的散文：追悼志摩
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里，在那迷蒙的大雾里，一个猛烈的大震动，三百匹马力的飞机碰在一座终古不动的山上，我们的朋友额上受了一下致命的撞伤，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觉。半空中起了一团天火，像天上陨了一颗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们的志摩和他的两个同伴就死在那烈焰里了!
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我们不相信志摩会“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 会死一个“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着，大雾笼罩着，大火焚烧着，那撞不倒的山头在旁边冷眼瞧着，我们新时代的新诗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种死法，也挑不出更合式，更悲壮的了。
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云彩。他在我们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爱的云彩，永远是温暖的颜色，永远是美的花样，永远是可爱。他常说：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们也不知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可是狂风过去之后，我们的天空变惨淡了，变寂寞了，我们才感觉我们的天上的一片最可爱的云彩被狂风卷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这十几天里，常有朋友到家里来谈志摩，谈起来常常有人痛哭，在别处痛哭他的，一定还不睡。志摩所以能使朋友之样哀念他，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整个的只是一团同情心，只是一团爱。叶公超先生说：“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陈通伯先生说：“尤其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素，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老，他有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蹭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使这些多疑善妒的人们十分惭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爱的象征。爱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万仞的高冈，
荆棘扎烂了我的衣裳，
我向飘渺的云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见你——
……
我在道旁见一个小孩，
活泼，秀丽，褴褛的衣衫，
他叫声“妈”，眼里亮着爱——
——上帝，他眼里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自序》里曾说他的心境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这句话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社会上对于他的行为，往往有不能谅解的地方，都只因为社会上批评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他的离婚和他的第二次结婚，是他一生最受社会严厉批评的两件事。现在志摩 的棺已盖了，面社会上的议论还未定。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这两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单纯理想的追求。他万分诚恳的相信那两件事都是他实现他那“美与爱与自由”的人生的正当步骤。这两件事的结果，在别人看来，似乎都不曾能够实现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们还忍用成败来议论他吗?
我忍不住我的历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点神圣的历史材料，来说明志摩决心离婚时的心理。民国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议离婚，他告诉她，他们不应该继续他们的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他提议“自由之偿还自由”，他认为这是“彼此重见生命之曙光，不世之荣业”。他说：“故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直指顾间事矣。……真生命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幸福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真恋爱亦必自奋斗自求得来!彼此前途无限，……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彼此尊重人格，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这信里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觉得那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决心，要把自由偿还自由，要从自由求得他们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恋爱。
后来他回国了，婚是离了，而家庭和社会都不能谅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离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会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②，所以民国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写一封很长很恳切的信去劝他。在这信里，任公提出两点：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任公又说：“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沈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忄宅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12年1月2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为是追求一种“梦想的神圣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几次挫折，就会死，就会堕落。所以他以老师的资格警告他：“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
但这种反理想主义是志摩所不能承认的。他答复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认他是把他人的苦痛来换自己的快乐。他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认恋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创造培养出来的。他对任公说：“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汙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
我今天发表这三封不曾发表过的信，因为这几封信最能表现那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纯洁的心血培养出来的。——我们若从这个观点来观察志摩一生，他这十年中的一切行为就全可以了解了。我还可以说，只有从这个观点上才可以了解志摩的行为;我们必须先认清了他的单纯信仰的人生观，方才认得清志摩的为人。
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他承认是失败。他有一首《生活》的诗，诗暗惨的可怕。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
头顶不见一线的天光，
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
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
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他的失败，也应该使我们对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与同情，因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这信心，冒了绝大的危险，费了无数的麻烦，牺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牺牲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惨酷的失败，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观的失败。他的失败是因为他的信仰太单纯了，而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他的单纯的信仰禁不起这个现实世界的摧毁;正如易卜生的诗剧Brand里的那个理想主义者，抱着他的理想，在人间处处碰钉子，碰的焦头烂额，失败而死。
然而我们的志摩“在这恐怖的压迫下”，从不叫一声“我投降了”——他从不曾完全绝望，他从不曾绝对怨恨谁。他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更多的责备。我觉得我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猛虎集·自序》)是的，他不曾低头。他仍旧昂起头来做人;他做事，他总是仍旧那样热心，仍旧那样高兴。几年的挫折，失败，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爱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旧继续他的歌唱。他的诗作风也更成熟了。他所谓“初期的汹涌性”固然是没有了，作品也减少了;但是他的意境变深厚了，笔致变淡远了，技术和风格都更进步了。这是读《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觉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我们一班朋友都替他高兴。他这几年来想用心血浇灌的花树也许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别的园地里种出了无数的可爱的小树，开出了无数可爱的鲜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个时代是几乎消沉了;但他的歌声引起了他的园地外无数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丽的唱。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兴。
谁也想不到在这个最有希望的复活时代，他竟丢了我们走了!他的《猛虎集》里有一首咏一只黄鹂的诗，现在重读了，好像他在那里描写他自己的死，和我们对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他唱，我们静着望，
怕惊了他。
但他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雾：
飞来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团火焰，一腔热情。现在难道都完了?
决不——决不——志摩最爱他自己的一首小诗，题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冈》剧本里，在那个可爱的孩子阿明临死时，那个瞎子弹着三弦，唱着这首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朋友们，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他放的光亮也会永远在人间，他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说不曾白来了一世。我们忘不了和我们在那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胡适散文_胡适有关悼念的散文：追忆曾孟朴先生
我在上海做学生的时代，正是东亚病夫的《孽海花》在《小说林》上陆续刊登的时候，我的哥哥绍之曾对我说这位作者就是曾孟朴先生。
隔了近二十年，我才有认识曾先生的机会，我那时在上海住家，曾先生正在发愿努力翻译法国文学大家嚣俄的戏剧全集。我们见面的次数很少，但他的谦逊虚心，他的奖掖的热心，他的勤奋工作都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我在民国六年七年之间，曾在《新青年》上和钱玄同先生通讯讨论中国新旧的小说，在那些讨论里我们当然提到《孽海花》，但我曾很老实的批评《孽海花》的短处。十年后我见着曾孟朴先生，他从不曾向我辩护此书，也不曾因此减少他待我的好意。
他对我的好意，和他对于我的文学革命主张的热烈的同情，都曾使我十分感动，他给我的信里曾有这样的话：“您本是。。国故田园里培养成熟的强苗，在根本上，环境上，看透了文学有改革的必要，独能不顾一切，在遗传的重重罗网里杀出一条血路来，终究得到了多数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热。我不佩服你别的，我只佩服你当初这种勇决的精神，比着托尔斯泰弃爵放农身殉主义的精神，有何多让!”这样热烈的同情，从一位自称“时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坦白的表述出来，如何能不使我又感动又感谢呢!
我们知道他这样的热情一部分是因为他要鼓励一个年轻的后辈，大部分是因为他自己也曾发过“文学狂”，也曾发下宏愿要把外国文学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中国文，也曾有过“扩大我们文学的旧领域”的雄心。正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梦想改革中国文学的老文人，所以他对于我们一班少年人都抱着热烈的同情，存着绝大的期望。
我最感谢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短短交谊居然引起了他写给我的那封六千字的自叙传的长信(《胡适文存三集》，页一一二五——一一三八)。在那信里，他叙述他自己从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开始学法文，到戊戌(一八九八)认识了陈季同将军，方才知道西洋文学的源流派别和重要作家的杰作。后来他开办了小说林和宏文馆书店，——我那时候每次走过棋盘街，总感觉这个书店的双名有点奇怪，——他告诉我们，他的原意是要“先就小说上做成个有统系的译述，逐渐推广范围，所以店名定了两个”。他又告诉我们，他曾劝林琴南先生用白话翻译外国的“重要名作”，但林先生听不懂他的劝告，他说：“我在畏卢先生(林纾)身上不能满足我的希望后，从此便不愿和人再谈文学了。”他对于我们的文学革命论十分同情，正是因为我们的主张是比较能够“满足他的希望”的。
但是他的冷眼观察使他对于那个开创时期的新文学“总觉得不十分满足”，他说：“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了伟大。”这真是他的老眼无花，一针见血!他指出中国新文艺所以缺乏伟大，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懒惰，一是欲速。因为懒惰，所以多数少年作家只肯做那些“用力少而成功易”的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因为欲速，所以他们“一开手便轻蔑了翻译，全力提倡创作”。他很严厉的对我们说：“现在要完成新文学的事业，非力防这两样毛病不可，欲除这两样毛病，非注重翻译不可。”他自己创办真美善书店，用意只是要替中国新文艺补偏救弊，要替它医病，要我们少年人看看他老人家的榜样，不可轻蔑翻译事业，应该努力“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造的源泉”。我们今日追悼这一位中国新文坛的老先觉，不要忘了他留给我们的遗训!
胡适散文_胡适有关悼念的散文：追想胡明复
宜统二年(1910)七月，我到北京考留美官费。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推，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那个胡达便是胡明复。后来我和他和宪生都到康南耳大学，中国同学见了我们的姓名，总以为胡达胡适是兄弟，却不知道宪生和他是堂兄弟，我和他却全无亲属的关系。
那年我们同时放洋的共有七十一人，此外还有胡敦复先生，唐孟伦先生，严约冲先生。船上十多天，大家都熟了。但是那时已可看出许多人的性情嗜好。我是一个爱玩的人，也吸纸烟，也爱喝柠檬水，也爱学打“五百”及“高低，杰克”等等纸牌。在吸烟室里，我认得了宪生，常同他打“ShuffleBoard”;我又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明复从不同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见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或是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趣味，只好走开，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
到了绮色佳(Ithaca)之后，明复与元任所学相同，最亲热;我在农科，同他们见面时很少。到了一九一二年以后，我改入文科，方才和明复元任同在克雷登(Prot.J.E.Creighton)先生的哲学班上。我们三个人同坐一排，从此我们便很相熟了。明复与元任的成绩相差最近，竞争最烈。他们每学期的总平均总都在九十分以上;大概总是元任多着一分或半分，有一年他们差只有几厘。他们在康南耳四年，每年的总成绩都是全校最高的。一九一三年，我们三人同时被举为PhiBetaKappa会员;因为我们同在克雷登先生班上，又同在一排，故同班的人都很欣羡;其实我的成绩远不女问他们两位。一九一四年，他们二人又同时被举为SigmaXi会员，这是理科的名誉学会，得之很难;他们两人间时已得PhiBetaKappa的“会钥”，又得SigmaXi“会钥”，更是全校稀有的荣誉。(郭复先生也是PhiBetakappa的会员。)
明复是科学社的发起人，这是大家知道的。这件事的记载，我在我的《藏晖室札记》里居然留和一点材料，现在摘已在此，也许可供将来科学社修史的人参考。
科学社发起的人是赵元任胡达(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杨铨任鸿隽金邦正章元善。他们有一天(1914)聚在世界会(CosmopolitanClub)的一个房间里，──似是过探先所住，──商量要办一个月报，名为“科学”。后来他们公推明复与杨铨任鸿隽等起草，拟定“科学社”的招股章程。最初的章程是杨铨手写付印的，其全文如下：
科学社招股章程
(1)定名本社定名科学社(ScienceSociety)。
(2)宗旨本社发起“科学”(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
(3)资本本社暂时以美金四百元为资本。
(4)股份本社发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发起人担任，余二十份发售。
(5)交股法购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为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购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东以三股为限，购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余一股照单购法办理。凡股东入股，转股，均须先经本社认可。
(6)权利股东有享受赢余及选举被选举权。
(7)总事务所在地本社总事务所暂设美国以萨克(Ithaca)城。
(8)期限营业期限无定。
(9)通讯处美国过探先。(住址从略)
当时的目的只想办一个“科学”月刊，资本只要美金四百元。后来才放手做去，变成今日的科学社，“科学”月刊的发行只成为社中的一件附属事业了。
当时大家决定，先须收齐三个月的稿子，然后赶送出付印。明复在编辑上的功劳最大;他不但自己撰译了不少稿子，还担任整理别人的稿件，统一行款，改换标点，故他最辛苦。他在社中后来的贡献与劳绩，是许多朋友都知道的，不用我说了。
明复学的是数学物理，但他颇注意于他所专习的科学以外的事情。我住在世界会，常见明复到会里来看杂志;别的科学学生很少来的。
有一件事可以作证。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里，明复和我发起一个政治研究会。那时在革命之后，大家都注意政治问题，故有这个会的组织。第一次组织会在我的房间里开会，会员共十人，议决：
(1)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2)每会讨论一个问题，由会员二人轮次预备论文宣读。论文完后，由会员讨论。
(3)每会由会员一人轮当主席。
(4)会期在星期六下午二时。
第一次论会的论题为“美国议会”，由过探先与我担任。第二次论题为，“租税制度”，由胡明复与尤怀皋担任。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十二月念一日，中国学生政治研究会第二次会，论“租税”。胡明复尤怀皋二君任讲演，甚有兴味。
二君所预备演稿俱极精详，费时当不少，其热心可佩也。
明复与元任后来都到哈佛去了。那时杏佛(杨铨)编辑“科学”，常向他们催稿子。民国五年(1916)六月间，杏佛作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寄给明复：──
寄胡明复
自从老胡去，这城天气凉。
新屋有风阁，清福过帝王。
境闲心不闲，手忙脚更忙。
为我告“夫子”，“科学”要文章。
元任见此诗，也和了一首：──
寄杨杏佛
自从老胡来，此地暖如汤。
“科学”稿已去，“夫子”不敢当。
才完就要做，忙似阎罗王。
幸有“辟克匿，那时波士顿肯里白奇的社友还可大大的乐一场!
这也可以表示当时的朋友之乐，与科学社编辑部工作的状况。
民国三年(1941)明复得盲肠炎，幸早去割了，才得无事。民国五年(1916)，元任也得盲肠炎，也得割治。那时我在纽约，作了一首打油诗寄给元任，并寄给明复看：──闻道先生病了，叫我吓了一跳。
“阿彭底赛梯斯!”这事有点不妙!
依我仔细看来，这病该怪胡达。
作和他两口儿，可算得亲热杀：同学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1，同时“西葛玛鳃”，同时“斐贝卡拔”。
前年胡达破肚，今年“先生”该割。
莫怪胡适无礼，嘴里夹七夹八。
要“先生”开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早好，阿弥陀佛菩萨!
那时候我正开始作白话诗，常同一班朋友讨论文学问题。明复有一天忽然寄了两首打油诗来，不但是白话的，竟是土白的。第一首是：
纽约城里，有个胡适，白话连篇，成啥样式!
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做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做就是三小时!
我也答他一首“宝塔诗”：——咦!
希奇!
胡格哩，1我做诗!
这话不须提。
我做诗快得希，从来不用三小时。
提起笔何用费心思，笔尖儿嗤嗤嗤嗤地飞，也不管宝塔诗有几层儿!
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去年五月底，我从外国回来，住在沧州旅馆。有一天，吴稚晖先生在我的房里大谈。门外有客来了，我开门看时，原来是明复同周子竞(仁)两位。我告诉他们，里面是稚晖先生。他们怕打断吴先生的谈话，不肯进来，说“过几天再来谈”，都走了。我以为，大家同在上海，相见很容易的。谁知不多时明复遂死了，那一回竟是我同他的永诀了。他永永不再来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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