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的事物的表征和总称，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涵盖了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民族特质、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从时间纬度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概念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开始面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及唯市场取向的挑战，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校内系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愈凸显。以自由学科为基础的自由教育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演变为“一般教育”理念，并逐渐影响到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课程改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困境

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系科分类严格，专业壁垒明显，通识教育的概念尚未引入。1995年，为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在高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加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力图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许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提出类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殊途同归，国内学者也多有共识。如李曼丽博士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的反思。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美国大学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核心课程”，即国内的“必修课”，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这些课程也成为这些大学的精华和风格所在。而中国的素质教育通选课是在地位上不属于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仅仅作为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门类之间并行排列，不分主次。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西方模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以阅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注重品德修养为中心的指向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美国大学课程的内在核心价值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课程中断”。因此，一味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模式的通识教育，违背了通识教育“沟通现代与传统、人文与科技，保持大学之道，而不致使文明断裂”的实质。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 “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 通六艺， 知行合一， 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 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 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 《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 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 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 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重新重视已经成为国人寻根之路上的严肃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了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自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人。

因此，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既是在人才培养上对中国坚持文化自觉，以文化强国，建特色问文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开掘， 汲取“人文通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精华，是从大学之道出发对中国通识教育困境的回应。

四、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施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从课程内入手。

公元前771年，尊崇礼乐的西周王朝灭于犬戎族。次年，平王都洛邑，自此中华民族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东周。与镐京的西周王朝崇礼乐、重尊卑不同，东周社会随着王室渐弱而来的是礼制的坏乱和征伐的无度。尚武精神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再度兴盛，并经数百年之流变和演化，最终固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尤待后学细查。

近年来，学界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张艳萍认为，此时期的“崇尚武功乃紧承西周而来”，指出“在旧的社会秩序渐被破坏，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大动荡时期，最能解决问题的是武力，尚武之风因之必然盛行”。之后，付豪从国家战争的需要、国君的大力提倡、经济因素的发展、远古尚武风气的遗留等方面初步分析了其盛行的原因。其他一些学者在论述某一地域或者某一民族的尚武精神之时，对此兼有涉及。但总体看来，学界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尚不够精审。笔者不揣冒昧，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周社会尚武精神兴盛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略作探讨，以求教方家。

一、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的兴盛

自古以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始终存在“文治武功”一说。人们业已习惯于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先秦时代，在中华先民独特的社会生活中，习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据《周礼·大司马》记载：春天，管理官吏挥舞旗帜召集乡民，在田野练习布阵和战法，了解击鼓鸣金等军事号令的含义;夏季，乡民们铺草宿营野外，进行夜战训练，并识别战地;秋天，乡民们练习出兵行军，辨明军队中各种旗帜、战器的用途;入冬，进行全面的检阅，且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每隔三年，则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练习。像这样的举动周而复始地进行，久而久之便成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内容。“四时讲武，三年大习”，透露出先民习武生活方式的信息。

远古尚武的风气和习武的生活内容使得当时的人们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凡因怯阵战败而死的人，死后要“投诸茔外以罚之”，因为“无勇”是最为人所鄙视的品格。相反，在战场上英勇战死的壮士，其遗孤和双亲每逢春秋两季都要享受特殊的礼遇。祭祀仪式上，人们常常挥动着彩绘，随着鼓点执持兵器手舞足蹈，通过舞蹈再现战斗的场面，形成了对勇武的崇拜和宗教式的狂热。对男子的一些美称如“贤良”、“俊士”、“桀俊”都跟“形貌壮大”的勇武之士有关，足见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强悍民族性格的中华先民，在先秦时代长期为浓重的习武风气所熏陶，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尚武精神，而且这一精神已融入先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中华先民的尚武情怀在夏、商、西周时期受到了官方的礼乐文化的冲击，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却随着政治分裂和礼崩乐坏再度兴盛起来，并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二、特殊历史时期尚武精神兴盛缘由

夏朝尚忠、殷商崇巫、西周重礼，绵延千余年的夏商周三代向素以礼乐之邦自居，礼乐文化居于官方正统地位，基于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精神在此时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礼乐文化的严重冲击。但是，尚武精神却又在礼乐文化最为兴盛的西周王朝之后再度兴盛，中经数百年之流变、演化，最终固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一方面是沿承了早期中华先民的尚武情怀，而更重要的方面则在于此时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因素和民众心理因素。

(一)经济因素

西周后期，随着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技术的提高，部分地解放了原本束缚在公田里的强壮劳动力。各诸侯的国君及卿、大夫们得以驱使更多的强壮劳动力，去开垦和耕种不用给周王上交赋税的私田。特别是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实力衰微，甚至是“礼乐征伐”这种标志周王天下共主地位的事情，都不能由周王决定，而是由诸侯国君乃至卿、大夫们决定，那么，诸侯国君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争霸及兼并战争，而在本国内致力于开垦私田之事，周王室更是无从制止了。至此，西周初年的那种“千藕其耘”的场面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型的以租佃关系为主要经济联系方式的经济体制。在此之后，各国基本都进行了税制改革，齐国桓公初年“相地而衰征”、晋国惠公六年“作爰田”、鲁国宣公十五年“初税亩”、楚国康王十二年“量入修赋”、秦国简公七年“初租禾”。

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经济制度的变迁，旧有的奴隶主阶层的政权受到削弱、破坏，解脱了原本束缚在公田里的大量农奴，农奴甚至奴隶变成了农民，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农民由于在人身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在生产之余，还有能力去从事其他事情，东周时期，大量侠客与刺客的出现是这一原因直接导致的结果。这也是东周社会尚武精神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冶铸技术日趋精湛以及冶铁技术的出现和成熟，带来了武器的更新与发展，新式作战器具开始用于战争，如铁甲、铁戈、铁矛等的出现。这进一步扩大了东周时期战争的规模，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在更深层面上推动了尚武精神在全社会的兴盛。冶铁技术的出现也带动了铸剑的发展，在越有欧冶子，在吴有干将和莫邪等铸剑名家，名剑如鱼肠、湛卢、拒阔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在两方面促进了尚武的盛行，首先是解放了农奴的人身束缚，从而为尚武的兴盛提供了可能;其次是带来了武器的更新与发展，这是尚武兴盛的一个间接原因。

(二)军事战争

东周时期战争极其频繁，诸侯国之间、诸侯与天子之间、诸侯的臣属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可计数。仅其前期就有四百余次战争，翦伯赞的《先秦史》对此言之甚详：据《春秋》所记，在二百五十余年的春秋时代中，言“侵”者六十次，言“伐”者二百一十二次，言“围”者四十次，言“师灭”者三次，言“战”者二十三次，言入者二十七次，言“进”者二次，言“袭”者一次，言“取”言“灭”者，更不可胜记。后期更是战事频频。

在这些争霸兼并战争中，大的吞并小的，强者覆灭弱者。《荀子·仲尼》载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难二》载“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有度》载“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十过》载秦穆公“兼国十二”。此外，楚、鲁、卫、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