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中阿q最后为什么会被枪毙?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的阿q最后为什么会被枪毙，一起来看看。

阿q最后被枪毙的原因

阿Q被当作替死鬼被捕、被审和被处决。赵家遭抢使未庄人和阿Q都很“快意”，这体现了人们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阿Q就是作为抢劫嫌疑犯而被捕的。谁告了他的状呢?就是戴“银桃子”的自称革命党的赵秀才。压迫阿Q的是赵秀才之流，不准阿Q革命的是赵秀才，最后捕他、审他、处决他的还是这个戴着“银桃子”的“革命党”人。阿Q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可悲的是，他到死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枪毙，而且还在死前表演了他最后的精神胜利法：“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这一章里，还提到城里依然如故，掌权的还是原班人马，举人还在追究陈年老租，依然游街示众，依然看客如云，只是审问的跪改为站，处决的砍头改为枪毙。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团漆黑;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然是那样麻木。

《阿Q正传》的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阿Q正传》向我们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中国人的真面貌。它的发表，有着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文章讽刺了一些心灵丑陋的旧中国人，同时也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的劣根性。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内忧外患，政治腐败，民众愚昧，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少数有志之士，披荆斩棘，浴血奋战，试图挽救危亡的中国。这就是近现代之交轰轰烈烈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延续几千年 的封建帝制结束了，中国似乎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可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一起参加革命，壮大革命队伍，反而对要求革命的农民采取排斥和压制的态度;他们也没有彻底打击和镇压封建势力，反而采取了妥协、宽容和姑息态度。所以，革命遭到失败。例如，在武汉，曾任清廷21混成协协统，多次破坏湖南革命党人活动，又亲手杀害过起义士兵的黎元洪，却当上了革命后湖北省军政府的大都督;在绍兴，曾在徐锡麟案件中直接筹划杀害秋瑾的章介眉，也当上了革命后绍兴军政府的“治安科长”。当时，在“咸与维新”的幌子下，封建军阀、官吏个个狡诈善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纷纷钻进革命阵营，一旦得势，便回过头来屠杀革命党。在这种形势下，帝国主义得以与封建势力勾结，一起向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进行反扑。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的职务，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袁世凯得以窃取政权。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它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资产阶级把有强烈革命要求的农民拒之门外，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就不可能解决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因此，广大农民在革命之后，仍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之下，承受着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和精神上的奴役。他们仍然“想做奴隶而不得”。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向来采取暴力镇压和精神奴役的政策。就后者说，是利用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和愚民政策。在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封建精神奴役的“业绩”和被奴役者严重的精神“内伤”。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是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屈辱史，封建统治阶级在这种特殊的历史下形成一种变态的心理，一方面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婢膝，表现出一副奴才相;另一方面对自己统治下的臣民又摆出主子的架子，进行疯狂的镇压，凶狠的盘剥。鲁迅不止一次地对这种畸形变态心理作出精妙的概括：“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利，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华盖集·通讯》)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本已到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地步，但偏要自称“天朝”，沉醉在“东方的精神文明”中，鼓吹中国文明“为全球所仰望”。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却追求精神上的胜利。这一思想深深毒害着处于下层的劳动人民。我们从《阿Q正传》中就可以看出，阿Q和赵太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一类货色，假如阿Q得势，将是个赵太爷，假如赵太爷失势，则又会是活脱脱一个阿Q。从更远的思想根源来说，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思想陈陈相因，封建礼教、封建道德规范一代代从精神上麻醉和毒害劳动人民。这种麻醉和毒害造成了阿Q的愚昧落后和麻木不仁。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有关这方面的形象论述，参看《语文读本》第三册鲁迅《春末闲谈》。)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这便是《阿Q正传》基本的写作背景。

写作意图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思考国民性问题，他一生以笔为刀，解剖中国人的灵魂，对民族精神的消极方面给予彻底的暴露和批判。鲁迅先生创作《阿Q正传》意在“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让世人清醒头脑。

鲁迅后来自述写作过程说：

“第一章登出以后便‘苦’字临头了，每七天必须作一篇。我那时虽然并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里，这屋子只有一个后窗，连好好的写字的地方也没有，那里能够静坐一会，想一下。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又在《〈呐喊〉自序》中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他在谈到《阿Q正传》的成因时，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说：“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灵魂，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根据鲁迅做小说的目的、治疗国民弱点的论述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言论，我们可以概括《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着眼于启蒙，写出中国人的人生，主要是广大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悲惨而又愚昧落后的人生，希望改良这悲惨的人生，唤醒沉睡的民众。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为疗救这样病态的社会、病态的国民而发出痛苦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