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一洗百年耻辱,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阅读抗日战争的故事，领略抗日英雄的风采。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篇1：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1941年，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连续的“扫荡”，制造了田岗、东娄山等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妄图以凶残的“三光”政策，“蚕食”我抗日根据地。

9月23日，日军分三路向易县进军，妄图包围杨城武司令员指挥的晋察军分区一分区。

24日，3500名日伪军突然包围了狼牙山地区，将邱蔚团以及易县、定兴、徐水、满城四个县的游击队以及周围人民群众共2000多人围住，形势十分严峻。

邱蔚团长急速将此情报告杨成武司令员，为解救游击队员与当地百姓，杨城武司令员制定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命令3团、20团佯攻管头、松山、甘河一带日军，促使日军从狼牙山东北方向调兵增援，以便于被围的游击队员与人民群众从狼牙山东北方向突围。

邱蔚团长根据此作战方案将掩护部队转移的任务交给7连。午夜，邱蔚团长指挥部队及当地群众

从盘陀路安全地转移到了田岗、牛岗、松岗一带。清晨，日伪军误以为邱蔚团已经被包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500多日伪军凶猛地向狼牙山方向攻来。

7连战士早就在敌人必经的路上埋下地雷，炸得日伪军丢下五十多具尸体慌忙地逃了回去。日军指挥官深信邱蔚团已被围住，命令部队再次疯狂地向狼牙山方向进攻。激战中，7连战士大部分牺牲，连长刘福山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为了让大部队及7连受伤的战士能安全地转移，指导员蔡展鹏命令马宝玉这班留下坚守。为了拖住并吸引日伪军，马宝玉带领葛振林、宋学义等5名战士边打边向棋盘陀方向撤退，把日伪军引向悬崖绝路。

当他们退到棋盘陀顶峰时子弹已经全部打光，他们就举起石块向日伪军砸去。日伪军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蜂拥向山顶冲来，并叫喊道“捉活的，捉活的!”

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五人宁死不屈，为了不让日伪军活捉与武器落到日伪军手中，砸碎枪后，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纵身跳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三人壮烈牺牲，但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班长马宝玉等五名战士的英雄壮举迅速传遍全军全国，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1942年5月，晋察冀军区举行了“狼牙山五壮士”命名暨反扫荡胜利祝捷大会，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授予3名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并追认胡德林、胡福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通令嘉奖葛振林、宋学义，并授予“勇敢顽强”奖章。

狼牙山五壮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高度评价，他说：“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秀品质，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为纪念和表彰5位抗日英雄，当地革命政府在棋盘陀主峰建起了纪念塔。新中国成立后，狼牙山五壮士英勇事迹被收录进小学课本。

1971年6月26日，宋学义在郑州病逝，享年53岁，长眠于沁阳市烈士陵园。2005年3月21日，在即将迎来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葛振林病逝于湖南衡阳，享年88岁.至此，狼牙山五壮士中最后一位在世者也永远离开了人们。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2009年9月14日，“狼牙山五壮士”被选入“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列。

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篇2：抗战老兵冯殿功 十二岁只身入敌营

1942年秋天,高苑县(今山东省高青县)北部的一个日军营地中,谁也没有发现,一个12岁的少年，在给日本人添水烧火之后，偷偷的拿了日本军的100发子弹，回到八路军队伍里。

这名少年，就是如今高青县芦湖街道办事处司官村的一名抗战老兵——冯殿功。84岁的冯殿功老人，自1942年起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小几十场战役，直至1956年才解甲归田，回到家乡。

12岁只身入敌营 偷来敌军子弹

“我从12岁开始跟着王京仁去当兵，一直到56年才复原回家，这些都是我当兵期间获得的军章和证书。”冯殿功老人将他的军章都小心翼翼的别在衣服的右侧，笔直的坐着，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

冯殿功出生于司官村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然而命运并没有赐予他一帆风顺。冯殿功六岁的时候，母亲因病去世了，父亲续弦，后母带着一个儿子来到冯殿功家，冯殿功就成了没有娘的孩子。

1942年，邻居王京仁成为抗日协会自卫队第十中队队长，看到在家无人看管的冯殿功，就对他说：“你在家又没人管，跟着我去打鬼子吧。”12岁的冯殿功就这样去了军营，当了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

由于年龄小，不受日本人怀疑，部队给冯殿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假装普通百姓为日本人“上夫”(音译)，也就是给日本人烧水，“那时候，日本人常常让一些百姓去他们营地里干活、劈柴、烧水。”冯殿功以村民孩子的身份成功潜入敌营中。

“当时我记得，是南北两间屋，北边是维持会(汉奸营)，南边是鬼子军，枪都在屋上头驾着，两个屋中间有个仓库，全是枪支弹药。我就从窗户里爬了进去，拿了100发子弹就往外跑。”冯殿功回忆道，“我往外跑着，后头的汉奸就大喊问我干啥去?我说找乡长去。那时候我个子小，衣服又大，把子弹藏在衣服里面，他们谁都没发现，就带着子弹回部队里了。”

徒步25里 全歼日军小分队

1943年3月，由于队长王京仁在战斗中牺牲，冯殿功被分到了独立十二团，由于年龄小，冯殿功加入十二团后，并没有让他去上前线，而是让他在后勤处打打下手。后来，由于冯殿功熟悉马性，会骑马，就当了一名骑兵通讯员。

1945春天，部队接到命令，要前往高城打击汉奸老朱所在的一个营，汉奸老朱是当时高青和博兴让人闻风丧胆的伪军头领，仰仗着日本人撑腰，经常残害百姓。

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一个团的人跟着商团长，夜晚9点出发，从高苑县县城一直到高城，整整25里地，他们走了四个多小时的。“四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累，一想到要去消灭鬼子，走多远的路，我们都觉得充满干劲。”

凌晨1点，到达高城镇鬼子炮楼驻扎地，八四团的战士采用包围作战战术，把炮楼悄悄的包围起来。2点钟，派先锋部队将炸药安放在炮楼北侧，引燃炸药，炸开城门。问起这仗是怎么打的，冯殿功老人说：“还能怎么打?我们拿着枪，看见敌人，我们就开枪。”

这场高城战役，整整打了五个小时。炮楼中所有敌军均被冯殿功所在部队消灭，活捉日本兵数十名。

战争结束 鲜谈峥嵘岁月

“1945年8月15日，就是这一天，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冯殿功老人说，“8月17日，我们前往周村八里河,去炮楼上上俘虏。”

据老人回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其所在的八十四团于八里河缴获日军机枪四挺，重机枪2挺，步枪不计其数。“那时候的日本人已经不抵抗了，也不和我们打了，但是就是不交抢，我们周旋了好久，才缴获武器。”

日本人投降以后，均被送往济南，冯殿功老人的部队负责护送。“我们心里也恨，但是我们是军人，得服从命令，我们也是汉子，投降了，我们就不打了。”冯殿功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咬牙切齿。

抗战结束后，冯殿功老人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多次战役，1956年3月6日，冯殿功老人回到家乡，成了退役老兵，也成了一名普通的司官村村民，同年，便于家中与同乡女子接了婚，成了家。“我爸很少跟我提他们打仗的岁月，我都是听村里其他老人说，才知道我爸是老战士。”冯殿功的儿子向营说道。

这名云淡风轻的老人，在70年前，用他的智慧和身躯，帮助我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我们如今的幸福生活。

有关抗日战争的故事篇3：女英雄赵一曼被俘经过

1935年11月的一天黎明，2团被敌人包围在道北区的一个山沟里。激战一昼夜突围，部队伤亡很大。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英勇就义)，道北区委书记兼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指挥战斗时，一条大腿受贯通伤，骨头被打碎。22日，她和3个人转移到3区春秋岭附近一户农家时，被汉奸米振文发现。米振文报告第3“讨伐”队队长张福兴，张福兴带伪军将农舍包围。战斗中，赵一曼左腕被打穿，失血过多，昏迷后被俘。

从在珠河见到被俘的赵一曼，到10天后又将其押送到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继续关押、审讯，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大野泰治都是个重要角色——让我们看看1962年5，月他作为战犯在押期间写的供词：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即伪珠河县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笔者)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你们日本人口蜜腹剑。’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像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份，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用鞭子戳伤口，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为了使赵一曼屈服，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从被俘地到珠河县城，一辆牛车在山道土路上颠簸，对伤口不作任何处置，任其流血，到送去哈尔滨，住进市立医院，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因为大腿上的贯通伤溃烂了，他们需要一个活口，而把竹签刺进指甲里是不会危及生命的。

医院毕竟不是伪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就有了逃走的机会。

赵一曼是12月2日押送哈尔滨的，何时被以“王氏”之名转至市立医院疗伤无从查考，看守她的伪警察换成董宪勋，是在1936年4月上旬。

这是一个挺沉稳的富于正义感的青年。他的身份、职业，使他对这个世界的黑暗、残忍和嗜血成性，看到的肯定比马上就要写到的韩勇义多得多。可他们都碰上了一个令他们、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永远敬仰的人，两颗冬眠的中国心就怦然跳动起来。在1936年那个叫作什么“满洲国”的世界里，他们的行为有着特别的昭示意义。后人不会忘记他们，就像怀念那些在冰天雪地中战死的、冻死的、饿死的有名无名的抗联官兵一样。只是拿起笔来，心头总是压抑着愧疚，因为我和我们这些后人对他们知道得实在太少。

开头的话题，是多大年纪了，挣多少钱呀，娶媳妇了没有呀，家住哪儿呀等等，董宪勋都回答了。谈到日本侵略者的丑行，“满洲国”这个耻辱的怪胎，董宪勋就不吭声了，随之而来的则是他值班时环境的宽松。自然，赵一曼的话题也就更放得开、有针对性了，而且有机会把自己到东北的经历、见闻，写成类似小说的文字，董宪勋就成了第一个读者。有一天，董宪勋就说：俺想参加抗联，打日本子!

护士韩勇义，原是笔者家乡人，知道得能多点。

她1919年出生于桓仁县二道岭，10岁时一家人搬到哈尔滨，投奔在黑龙江省官银号哈尔滨分号当经理的大伯父韩文贵。“九一八”事变后，大伯父积极筹钱支持马占山、李杜抗战，义勇军失败后隐居北平。日军占领哈尔滨，把韩勇义的父亲抓去，逼他交出银号账目，忧恨成疾而死。

有个男孩子名字的16岁的见习护士韩勇义，中等个头，鸭蛋形脸，一双清澈的大眼，挺浓的眉毛，活泼开朗，敢爱敢恨，见义勇为。之前她就见过有关赵一曼的报道，如果说那时是好奇中不无敬仰的话，当她看到这个被日寇摧残得不忍睹视的女人时，几乎就只有后者了。她非常喜欢在这个特殊病人的身边多呆一会儿，为她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特务见她年纪小，对她也不大提防。看着伤口逐渐好起来，眉眼间都是笑意。特务们审讯赵一曼，拉下病床踢打，伤口就在一次次流血中处于好好坏坏、又不致命的状态，那双含泪的清澈的大眼睛，就喷出火星子。

1936年8月11日的《滨江省警务厅关于赵一曼的情况报告》(滨警特密第8853号)中说：“她们在憎恨世界的丑恶上取得了一致的观点。”

后来敌人审问韩勇义和董宪勋，施电刑，上大挂，用炭火烧韩勇义的脸和背，问她为什么要帮助赵一曼逃跑。她说：“因为自己住在满洲国，走着满洲国的街道，坐着满洲国的车，使用着满洲国的国币，吃着满洲国的出产，这都是由于住在满洲国，出于不得已的事情。在自己的五脏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国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再挂起中华民国旗子的日子。”

韩勇义被判4个月徒刑，受尽折磨，疾病缠身，于1949年2月去世。

逃去的目的地是宾县3区，那里是3军经常活动的地方。韩勇义卖了自己的两个戒指和两件大衣，得钱60元，充作经费。董宪勋找人做了一顶小轿，用来抬赵一曼。时间定在6月28日，这是个星期天，医院人少，便于行动。

晚上9点来钟，董宪勋雇一白俄司机，先用汽车将小轿送到南岗文庙后边，再去医院将赵一曼抬上汽车，重返文庙。下车上轿，由他和事先约好的他的叔叔董广政抬着，由阿城方向逃出哈尔滨。韩勇义提着药箱，一路随行。到了乡间，又雇辆马车。

敌人是29日7点左右，另一个伪警察来接班时，发现赵一曼逃走的。宪兵、警察、特务立即出动，很快找到白俄司机这个线索，并判断出追赶方向。因为赵一曼必须借助于车辆才能行动，而当时哈尔滨街上的汽车屈指可数。

30日晨5时左右，在距游击区不到10公里的阿城县金家窝棚，被敌人追上了。

这是个悲壮而平静的结局。朝阳刚从东方的地平线露出头来，山野大地葱茏翠绿，草叶上的露珠突然不安起来，急骤的马蹄声由远而近。赵一曼习惯地伸手去腰间摸枪，空了，那张清秀、苍白的脸上就现出一笑——那是沉静的一笑，也是轻蔑的一笑。

董宪勋和韩勇义是难免恐惧、慌乱的，可看到赵一曼那神情，就沉静、坦然了许多。况且打从把自己的命运与赵一曼联系在一起的那一刻起，对这一刻就是有所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