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也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蓝图设计，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智慧光芒，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

一、“四个全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凝心聚力的价值共识，及时回应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改革的焦虑症、畏难情绪、观望态度、悲观情绪等在一些部门和地区出现。于是，还要不要改革，怎样深化改革，改革究竟向何处去?经济新常态下怎样发展，发展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如何治理国家，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腐败是否设限额，有无指标?如何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反腐败工作的难题?如此等等的问题，使人们在思想和认识上出现一系列迷茫、困惑与疑问，呼唤理论上的回应与解答。

习近平总书记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汇聚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智慧，及时回应了实践呼唤与人民关切，深刻凝练出若干大是大非问题上的社会共识：1.“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共识。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和谐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2.“全面深化改革”的改革共识。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深化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共识。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以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全面从严治党”的反腐败共识与党建共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各个方面整体推进、相互促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惩，除恶务尽，标本兼治，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5.“四个全面协调推进”的中国社会发展结构布局与战略共识。如此等等，这些社会共识及时回答了人们实践中的疑问，澄清了人们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思想认识，体现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最新理论成果，使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明确的理性认识，增强了发展的信心，凝聚了价值共识，必将激发出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正能量，聚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力量、更多的智慧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导航器、助推器，又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凝聚力、整合力、支撑力与规范力，从而发挥对实践的指导与引领作用。

二、“四个全面”以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作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顶层设计，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视野、新境界。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换档调速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四个全面”以辩证思维看待并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与党的建设等重大关系问题，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并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使我们对新形势下的改革发展稳定及党建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出发对它们作出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部署与顶层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目标和价值取向，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近期的系统功能要求，它必然贯彻并渗透于其它三个全面之中，起统领与整合作用。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的“三管齐下”、协同配合、一体联动，才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效应;全面深化改革是发展的发动机，它构成其它三个全面的动力与引擎;全面依法治国是发展的基本途径与手段(路径)，它构成其它三个全面的重要抓手与稳定器，可为其它三个全面保驾护航;全面从严治党是发展的灵魂与保障，它构成其它三个全面的组织支撑与根本保证。

四个全面构成相互支撑、相互融合、耦合互动、层层递进、四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在全方位、同时推进、协同共振中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于治国理政的全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勾画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布局，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境界，奏响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凯歌。

三、“四个全面”以“全面”“协调推进”的创新思维破解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难题，形成了综合集成的方法论创新。

当今时代是一个充满危机与挑战的风险社会，也是一个多元化、多样化与充满变数的复杂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发展既存在着难得的战略机遇，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改革、发展、稳定的矛盾、冲突与互动更加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需要以创新思维与理念来研究和解决。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灵魂与关键是“全面”、“协调推进”理念，它深刻体现了综合集成的立体化思维。它既强调每一个方面都应“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成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构成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构成治国理政的调控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构成组织保障系统)，强调将每一个方面都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以系统思维与整体方法做到全面统筹与彼此协调，又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之间深度关联、相互支持、耦合互动、协同作用、一体联动，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整体。这样就使“全面”与“协调”紧密衔接、彼此贯通、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形成了在协同配合中全方位推进的有机体系。“四个全面”抓住了新时期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的关键——全面协调推进，实现动态平衡与一体联动，从而以综合集成的立体化开放性思维破解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时代难题，提炼出引导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体现了多管齐下、多元协调发展的综合集成思维，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综合集成方法是工程活动(包括社会工程)的基本方法论，它体现了现代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与综合思想，它强调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在综合与集成的融合与贯通中创新，注重跨学科理论、方法与技术的综合集成，使系统在整体结构上实现优化配置，各部分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相互配合、耦合互动，产生协同与放大效应，涌现出新的系统功能，以解决复杂的系统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综合集成的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难题的重要思路与思想智慧，它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下，综合考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各个方面因素，准确把握各方面因素的整体性、结构性、关联性、耦合性和协同性等特征，立足整体，总揽全局，以综合集成的思维分析全局，谋划全局，实现系统优化，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协同化的系统创新，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因而，它也构成理论创新的重要方法论支撑。

四、“四个全面”坚持实践第一，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以灵活务实的矛盾方法推进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创新的动力来自于深刻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1日，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就深刻阐述和揭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

“四个全面”立足于当下中国现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出发，直面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与主要矛盾——改革、发展、稳定与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必须牵住这个“牛鼻子”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同时又强调，不能忽视次要矛盾与矛盾的次要方面，要有全局观、系统观、联系观，洞察大势，着眼全局，把握大事，注重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在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中，找到了认识和化解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正确方法，在解决问题中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这就深刻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观点与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重大现实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智慧，生动地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动态的、开放的、现实的，它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中不断生成、流变与创新发展的，展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四个全面”是我们破解改革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的基本遵循。

五、“四个全面”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透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创新实践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

“四个全面”站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制高点上，以和平、发展、合作、共存、共享、共赢的时代精神与文明交流互鉴的世界视野关照与审视中国社会发展未来，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立足于中国视角对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作出了新的总结与解读，提出了当前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观布局，提出了四个全面协调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新的实践建构与总体设计。“四个全面”充分吸收和借鉴了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例如法治文明、社会治理、民主政治等)，认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经验(整体性、系统性改革、有重点的全面改革等)，深刻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五个文明全面发展、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对中国改革开放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中提炼和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后的新思想、新智慧——统筹兼顾、协调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四个全面”战略，这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实践逻辑的理论概括与思想升华。

从现实实践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各种关系紧密勾连，休戚相关，国内外各种矛盾交织重叠，错综复杂，各领域、各部门、各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彼此高度耦合互动，牵一发而动全局。在此情况下，任何单向思维、线性思维以及单兵突进的局部思维都无法应对复杂的矛盾局面。只有从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出发，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注重不同矛盾(事物)及矛盾各方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持、相互补充，实现价值共赢，才能有效应对和化解系统矛盾、复杂矛盾。“四个全面”体现了统筹的智慧、系统的思想、创新的胆略与求真务实的作风。“四个全面”生动地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在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精神。

六、“四个全面”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过程方法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过程。“四个全面”强调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它是目的的具体化)融入对改革规律、法治规律(治国理政规律)、党的建设的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的运用、发挥与驾驭之中，从而使其落地生根，在各种规律的运作与协同作用中逐渐积累与生成目的性内容。同时，它又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目的自觉(即目标自觉，实质是价值自觉)，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目的)真正渗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的实际运作、展开与生成之中，成为它们的基本诉求，发挥目的对过程的引领、激励、导航、规范与整合作用，从而使各种规律聚焦并趋向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可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然是要遵循改革规律、法治规律、党的建设规律的现实进程，而在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运用与驾驭中又体现着主体的目的选择(目标追求)，并通向目标。所以，“四个全面”体现的是一种过程思维，它说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价值自觉(包括理论自觉、制度自觉、道路自觉)基础上发展步伐的务实性与稳健性。“四个全面”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选择性、价值合理性，又体现了它的客观规律性、历史必然性，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目的性与规律性深度融合的现实历史过程，开辟了在“客观规律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对立统一”基础上认识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思想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