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海归人才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

为何是最坏的时代？因为随着海归人数的不断增加，今日海归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远超他们的前辈。改革开放以前，包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归数量非常少。2000年左右，每年回国的海归大约只有两万人。但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每年回国的海归是27万人，而在出去的40多万人里，很多未来也可能回归。海归人数的增加让昔日的“抢手货”不再那么吃香，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海归”变“海待”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何是最好的时代？过去的海归回来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并不是特别大。但近年来，国家推出了“千人计划”，对海归人才进行大力扶持。扶持力度的加大让更多海归人才没有了后顾之忧。此外，当下的互联网时代和大数据时代，对通晓国际背景和西方语言文化的海归人才而言是创业的最好契机。

那么，新一代海归人才应具有哪些特点？应承担起怎样的责任与使命？对于已走过单纯依靠模仿、引进外资来拉动经济的中国而言，笔者认为，我们不但需要新海归带来新技术，更需要他们带来全新的思维与理念。

从詹天佑开始，中国每一代海归人才往往以学习科学技术为主。时下的中国也仍然需要在科学技术层面紧跟世界潮流，达到甚至超过国际一流水平。但是，新一代海归理应有新的担当。海归人才应当具备并重点引进的是法治的精神与意识、学术的严谨及理性的思维能力。

这也是历史赋予新一代海归的责任和使命。中华民族历来是比较感性的民族，语言与艺术都以感性见长。拿语言来说，文字最早以象形为主，直观形象，见字形即知其义。艺术方面，唐诗宋词都注重意境，字画多注重写意。理性的缺乏往往使国人在分析问题时易陷于情感之争，失去对事物的客观解析，并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而法治精神与意识的缺乏，使中国陷入“人情大于法律”的困境，让国人不容易按照规矩办事，而是喜欢从人情因素着手，肆意破坏既定规则。学术的不严谨性则导致科研效率低下，精益求精意识缺乏，对于众多科研突破极为不利。

因此，在强调发挥海归人才在科技领域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更应强调其在上述文化、制度层面的引领与改革作用，带给社会更深层次的刺激与活力，用潜移默化的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前进。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在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最好、最新案例。中国有没有可能在吸取各国治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出更好的治理模式，进而从制度层面推进科技与经济更快发展？

这一切无疑都需要法治意识的进步、制度的严谨设计和理性客观的思考。新一代海归人才理应积极参与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中国梦”已然赋予他们新的使命。(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