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中，重“教化”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教”和“化”之间，“教”是一种外在的灌输，“化”是一种内在的用功;“教”需要通过“化”才能表现出其功能，“化”也必须通过“教”才能显现出其目的。曾国藩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思想，特别重视家教，而且不遗余力。曾国藩认为“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他将整个家庭作为培养子弟的基地，使治家与教子合二为一，相得益彰。曾国藩的家教伦理思想，可借可鉴之处很多，本文试论之。

一、八本传世，除傲戒惰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i日，曾国藩在战局危急之际给他去的儿子写了一封类似于遗嘱的家书，对曾家三代的家教法则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祖父星冈公是“八字三不信”，父亲竹亭公是“专重孝字”，他自己则是“八本三致祥”。三代人的治家法则，各有各的特色，也反映了三代人治家的不同侧重面。曾国藩对祖父星冈公的治家法则极为推崇，可以说曾国藩的“八本三致祥”传承于其祖父的“八字三不信”，曾国藩在家信中多次交待：“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以后吾家兄弟子侄，总以恪守星冈公之绳墨为要。”

曾国藩依从其祖父星冈公的治家之法，再三强调家中兄弟子侄要不折不扣地维护和执行，因为这在曾国藩看来。这二“八”二“三”，是他们家族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总结。正是因为其祖父的八字三不信使他们的家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繁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这八字的不断践履，才有了家门昌盛。由于曾氏家族对于他们的家训之精髓能够代代相传，恪守不谬，尤其是经过曾国藩这一代又把他发扬光大，对于子侄后辈又言传身教，勤于教诲与督导，因此即使曾国藩不能“金榜题名”成为朝廷大员或封疆大吏，曾家也可算得上是一个较为殷实正道的耕读之家。曾国藩以八本堂的八句话为经，以星冈公的八个字为纬，经纬连贯，便形成了一套治家的理论体系。

为了教导好兄弟子侄做到这二“八”二“三”，曾国藩在此基础上，要求兄弟子侄除傲戒惰。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他在写给四弟国潢的信中说道：“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劝。”

在曾国藩看来，“八本八字”与戒傲戒惰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前者是兴家之道，而后者是“保家之道也”。

二、知德意趣，兼修兼成

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通常都会感到：做曾国藩难，做曾国藩的兄弟子侄更难。他是这样一位兄长和父伯：学问渊博，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已成之志、未竞之业全部压过来给兄弟子侄。当然曾国藩又是幸运的，做曾国藩的兄弟子侄也是幸运的，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兄弟子侄。

在曾国藩的治家思想中，他所希望的是，兄弟子侄们通过家教传统和自修自励，成为一个个品德高尚、身心健康、智慧敏达、懂得生活而又善于生活的人，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对子弟读书、做作文都极为关注，当然，曾国藩尤为重视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培养。

曾国藩认为，在立德、立功、立言当中，立德最难。它不可以一日见功，需要的是长期的修养过程。虽然立德最难，但总会有收获，只要“每思留心于言行之差错，以时时儆惕”，“德业并增”，“家私日起”的目的还是有望达到的。

曾国藩说：“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其或休咎相反，必其中有不诚，而所谓改过修德者，不足以质诸鬼神也。吾与诸弟勉之又勉，务求有为善之实，不使我家高曾祖父之积累自我兄弟而剥丧，此则余家之幸也。”

改过修德，为善务实，这是曾国藩一贯的思想，他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君子慎独论》，他认为，“独”是所有的人都共有的东西，但不同的人在面临“独”的时候，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慎独”，这也是“入德之方”。

修德确乎重要，作为一个全面的人，则既要有高尚的道德，还要有一定的本领和健康的身体，因此，曾国藩强调四个方面至为重要，他在日记和家书中写道：“是日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日慎独则心泰，日主敬则身强，日求仁则人悦，日思诚则神钦。”曾国藩所要求的，是后代的全面发展。他认为，只有智德兼修，品行高尚，勤于动手，那么不管是居于盛世抑或是乱世，都既可自我保全，又可以惠及他人。

三、自立自强。刚柔并济

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既具有谦谦君子的一面，又具有强毅强硬甚至倔强固执的一面。他没有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懦弱不堪的书呆子，也没有把自己混同为封建官场中奴颜婢膝、左右逢缘的掮客。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人生取向和人格设计。他选择了内外双修路径，持身以正，处世以方，同时以扶危救困为旨归，由正己而正人，由治家而治国。因此在他身上。同时体现了“圣贤”“豪杰”两种人格特征。他力求二者互为补充，臻于完美，所以时人誉之为“圣相”。曾国藩特别强调自强，他认为“强”字乃成就大事的第一关，正所谓“强”字乃立身之本。首先，“强”有刚强之意，“古来英杰，非有一种刚强之气，万不能成大事也。”嗍。其次，“强”蕴涵了倔强和刚毅，曾国藩主张男儿一定要有“倔强”的素质和“强毅”的精神，他在给郭嵩焘的诗中说：“至情宜倔强，吾道有藩篱。”在另一首诗中又说：“丈夫守身要倔强，只有艰厄无愁猜。”在《九诗》中说：“丈夫贵倔强。”这里曾国藩所指的“倔强”并不是那种固执己见、刚愎自用，而是一种“强毅”的精神。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不辞劳苦，不畏艰难，“而强之勤劳不倦，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换句话说，就是强制自己事事勤劳，敢于迎难而上，持之以恒，就是“强毅”，也即是“刚强”。

另外曾国藩所要求的自强自立，还有另外一层涵义，那就是“强作强为”，也就是他常说的“勉强”。按照他的解释，“勉强”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曾国藩经常用此二字教育兄弟后辈，激励部下，同时也鼓励自己。他经过认真总结，认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天命”“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力”“学问”却在于人的自身。在曾国藩看来，“勉强”的精义有二：其一，就是要培养自身的素质，树立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自暴自弃。即曾国藩所言的“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其二，就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般成大事业者，开始创业时，会遭遇重重险阻，从当时的情况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因此心灰意冷，就此放弃，恐怕也就没有那么多留名史册的豪杰，历史也将单调乏味。

曾国藩的自强自立，还有一种“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所以他在同治元年(1861年)五月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强自立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侵强御之意。”曾国藩给老弟这样表露出他的心迹，既是自誉，也是一种教育;既是一种主张，也是一种理论。

另外，曾国藩还强调，人要自强，但不能走向极端。“倔强”也好，“勉强”也好，“硬字”也好，都不应该是“横霸蛮”，即不应该是“刚愎自用”，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此作了明确的界定，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从认识上，曾国藩能明确看出“强毅”和“刚愎”二者的差别，然而，在实际运用中，要好好地把握二者的差别，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在长期的实践和不断地总结中，曾国藩提出，要想避免“刚愎”，就应当用别的方法来加以补救和规制。其中的要诀就是“以柔制刚，以明补强”。

为了纠正“强”字之弊，曾国藩还经常将“明”、“强”二字放在一起讲。明即精明、高明，它代表了一个人的学识、见识、智慧。如果见事明白，有远见，凡事能辨明是非曲直，加上强毅的精神，必能畅行无误。倘若将愚昧昏庸与“强”字相结合，只能导致胡扰蛮缠，刚愎自用。

四、以志立身。以静养身

曾国藩作为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儒家道统的担当者，不仅对“志”的含义和作用深有体会，而且在自己发愤立志的同时，对其家人反复训导。

曾国藩把“立志”看作是个人立身立业之本。曾国藩要求兄弟们立志，因为他深深知道“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而且他自己也以身作则，立志有恒。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九月，他在写给四位兄弟的信中要求他们要自立志以成大业，不可浪费青春时光。“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他认为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为圣人，做豪杰，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到的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志向，那么虽然天天与圣贤豪杰在一起，但最后可能还是圣贤终归圣贤，豪杰终归豪杰，自己仍是自己，就会“与自己了无干系”。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曾国藩更加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同、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非敢执途人而断断不休如此也。”显然，曾国藩所立之“志”是其大者，即“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但同时也不放弃其小者，即齐家旺族。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确实实现了其所立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曾国藩有此信念，加上他自身的勤奋、坚忍和机运，使曾国藩成了清代“中兴之臣”。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即“换骨”之“丹”，就象极为灵验的神药，可以使一个一般的人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既然“立志”即“丹”，那么，“丹”之“主药”是什么呢?曾国藩认为，“主药”就是读书。读书可以增长知识，增长知识是为了使自己的人格和品行得到提升。但这一切又以立志为基础，同时，又是为了更好地更高地立志。所谓读书可以养气，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曾国藩自身对读书持之以恒，要求兄弟子侄也要如此。他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也就是说，在曾国藩看来，要立志，立大志，读书是最好的途径;就是读书本身，也要立志。他说：“盖十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此诸弟勉之而已。”

曾惆藩认为志向可变，但“本志“不能变。人的志向不是一次就能立定下来的。因为一个人要立定志向，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人的志向可能会根据不同的条件和环境进行调整。但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最基本的志向，无论环境、条件怎么改变，这个最基本的志向一般不会动摇，这个志向就是本志。纵观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但是，他“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本志并没有改变过，是矢志不移的。

曾国藩认为，本志不可移，并且把持之以恒看作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曾国藩以“本志”变化为“内耻”。而实际上，曾国藩并没有真正改变他的“内圣外王”的“本志”，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呜惊人的“孤凤”，要成为驰骋云霄的“蛟龙”，于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这里，曾国藩强调的并不是他改变本志的问题，而是强调要“立志有恒”。他说：“养生与力学皆从有恒做出，故古人以有恒为作圣之基。余近十年来，亦力守一‘恒’字。”他自己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这十二条是：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无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曾国藩按此一生行之不辍。除此以外，他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有心得，曾国藩就自觉记录下来，他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生病卧床，他仍然照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止。就此一端，我们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精神。

曾国藩认为，“静”和“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提出，没有“志”，心就没有“定向”，心没有“定向”，那么，就不能“静”，不能“静”就不能“安”，“其根只在志”。因此，曾国藩所主之“静”，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修身之道，作为一种养生之道，曾国藩也有“静坐”的主张，但那不是主导。曾国藩在自己不断修练的过程中，同时也把“主静”这一理念传之家中。但是曾国藩把他所主之“静”和佛禅的“人定”区分开来。

他所说的“静”不是佛禅的无所作为、毫无生机的枯坐或寂照，而是孕育着生机和发展的“静”。他强调必须用心去体验“静”中的“动”，所谓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才是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实际上生理的机能都丧失了，这不叫静，一旦遇有外在的干扰，心又会开始浮动起来。“静”是一种功夫，看似静，其中却又孕育着万物生机，这是要通过细心体味才能感受到的。

对于动静之关系，曾国藩也作出了深入思考。他认为，从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于在至静的境界中，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中”的境界，天地由此立位，此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而从“慎独”而精进，以致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差错，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则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南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贯穿。

动静可互相转化，这是曾国藩对动静的一种哲学的思辨，正是有了这种思辨，曾国藩很好地掌握了动静之间的关系，动中有静，静中寓动，动静之间他游刃有余。从实际的为人处事着眼，曾国藩认为要做到静，首先要将一切事物看淡。清静淡泊，将世间万物尤其是名利之心抛开，才能解脱一切烦恼的束缚，得以逍遥畅游人生。他告诉兄弟子孙，声名富贵，皆由天定，不得勉强，要“一概淡而忘之”。虽然，从鬼神司主到悉由天定，曾国藩表现出一种“宿命”、“天命”思想，但是，动静互动观以及不要过分看重名声富贵的思想还是有其合理的内核。

曾国藩把“静”看成是养心的一种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同时，也把它作为一种保养身体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方面，他认为“心静胜神医”。当然要“以志帅气，以静养身”，执之以静，养身与养生便可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