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全文如下：

1861年，英国正式在营口设置领事馆，其他欧美列强也相继在营口设领，欧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东北。1876年，日本也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但并未派官员管理，而是聘请美国驻营口领事佛朗斯·纳特(音译)及英国驻营口领事佛雷德里库·班基纳尔(音译)担任日本的名誉领事，负责维护日本侨民在营口的利益。这一时期，以经贸为目的的日本人的足迹尚未踏进营口，但营口港的地位已经引起日本官方的关注，把营口称作“通向大陆发展的阶梯”①。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间谍最先踏进东北，以军事间谍活动为主要目的。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前，以经商或谋生为目的的日本人相率进入东北，但人数寥寥无几。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开始了对南满的殖民地经营。随之，大批日本人流涌进东北，在经商、办厂、开发矿山以及各种就业的名义下，汇入日本殖民经营南满、并向北满渗透的殖民经营体系，构成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逐渐营造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独占东北积累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在东北资源调查、掌控东北经济命脉、培植亲日人脉关系、操纵地方官僚等方面，铺垫了全面实施殖民统治的基石。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并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只是在相关的研究著述中有所涉及。

20世纪初期，日本曾编纂出版过相关问题的著述②，大多是右翼团体染指中国的记录，其中包括在东北的活动记述，但多侧重军事间谍、情报站点、随军征讨等军事性活动。此外，还有一批地理地志调查报告和满铁调查报告问世③。上述资料尽管带有明显的侵略和殖民色彩，但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参考价值。战后，日本学术界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①，日本学界的研究涉及面较广，问题意识明显，资料运用比较详实，有较强的可鉴性。中国学界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侧重点多是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②。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围绕满铁史资料、日本侵华史、奉张政权、俄日早期侵略、近代东北国际关系、东北经济状况、俄侨日侨等领域展开学术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学界尚存在研究日本人军事、政治活动相对充分，研究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略显不足;研究日本军政界活动略多，研究民间或其他社会各界略少;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活动略多，研究早期活动略少的倾向。本文拟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有益的探讨和补充。

一 日本人流的早期渗透

1890年，日本邮船会社将华北航线延长到营口，辟营口为该会社汽船的停泊港。1891年，该会社又开辟一条自神户到营口的定期航线，每4周往返一个航班。此后，长崎到营口的航线也随之开通④。从日本直达营口的海上航路的开通，为日本人直接进入中国东北提供了方便，也是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染指中国东北之始。1891年，三井物产会社觊觎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派遣上海支店的营业员山本条太郎进入营口，开始了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的贸易经营。期间，山本蓄发留辫，穿中国服饰，学中国文字和语言，并有机会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潘氏父子专门从事东北大豆生意，在营口设有“东永茂”油坊。山本利用这层关系，以营口“东永茂”油坊为据点，从事大豆贸易。1896年正式开设支店，该支店便成为日本商界在营口乃至东北活动的第一个据点。山本在经营大豆贸易的同时，利用潘家油坊的地下室作为联络站，四处收集情报，窥测中国军政当局动态，为陆军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在甲午战后受到嘉奖，并升任三井物产的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社长)。此后，山本身价倍增，后来竟一跃登上满铁总裁的宝座(1927~1929年)，并获得政友会干事长、贵族院议员等要职，成为声名显赫的政要人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进入营口的日本人有40人左右⑤，其主要商家有海仁洋行(从业员2人)、三井洋行农场(从业员4人)、松村洋行(从业员3人)、东肥洋行(从业员3人)以及日本农商务省创办的“赛珍珠”(商品陈列馆，从业员3~5人)等⑥ .

由上可知，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财阀和商业资本就以营口为据点向中国东北渗透，日本人流也随之进入营口。但是，由于俄英美等国的强势，日本在营口的人数仅几十人，对东北的贸易经营规模也处在起步阶段。但不容忽略的是，日本人流对中国东北的渗透，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带有“大陆开拓”性质的特殊意义。还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最先踏入大陆的日本人中，有一批“先驱女性”,她们应是满洲“开拓的先驱者”①。据史料记载，从1876年日本在海参崴设立“贸易事务所”起，一批日本女性就进入海参崴。

据1884年统计，当时海参崴的人口总数为1万余人，俄国人及中国人占90%以上，日本人仅有412人，其中女性为276人，男性仅119人，女性人数为男性的2倍② .这些女性大多出身于九洲岛原或天草的贫困人家。日本开港后，从长崎乘坐俄国舰船漂洋过海，进入海参崴，从事性服务业③。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又有许多日本女性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从日俄战争到20世纪10年代，在中国各地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骤增，达16 424人，其中在东北的人数高达14 500人④。

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很自然地将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与个人的生存发达捆绑在一起，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据日军间谍石光真清回忆，1898年，他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就得到在哈尔滨从业的“からゆきさん”的协助⑤。另有史料记载，“她们(指日本女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海参崴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东地区”⑥。其他如史料记载的“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都是活跃在情报战线的日本“知名”女性⑦。

问题是，日本女性的海外卖淫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承认的，并成为日本的“传统产业”.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朝鲜，侵入中国大陆，日本军人的身影出现在海外，日本国内随之唱起了为军人“慰安”的论调。日本近代思想家、炮制“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曾撰文大力主张“娼妇出走海外”.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伴随着日本国民的海外移居和殖民事业的发展，必须给予’单身赴任‘的男性以’快乐‘,所以娼妇是必要的”;二是“为了安抚驻扎在海外各地的士兵，娼妇是需要的”;三是“作为娼妇自身出走海外赚钱，可以把钱寄回家乡，建造漂亮的房子”⑧ .日俄战争后，关东州都督府颁布《贷座敷规则》，所谓的“贷座敷”,即经营“风俗业”的场所，确立了日本“风俗业”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性。

除日本女性外，还有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淘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或是追随日本女性的身后进入东北的，从事为日本人服务的杂货、食品、理发、洗濯、饮料、照相、居酒屋(即酒馆)等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先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地理、语言以及人脉关系的优势，或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从事军队的后勤供给，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统治集团的行列。

二 日本人流的膨胀

如果说，甲午战争为日本打开了闯进中国东北的大门，那么，日俄战争则为日本资本及日本人口蜂拥东北提供了最大的契机和可能。日本攫取南满权益后，为经营东北殖民地确立了四大目标，一是“大陆移民”,二是“资源获得”,三是获取“投资利润”,四是打开“商品销路”①。向中国大陆移民是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第一目标。

1908年，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提出，“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10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亦不能向我开启战端……我们倘若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进可做好还击敌国入侵的准备，于我不利时则可岿然不动……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②。

1909年2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贵、众两院议会的演说中，积极主张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大量移民，他称，“关于移民问题，第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俄战役后我帝国的地位大变，其必须经营的地域扩大，应尽力避免任凭我民族在外国领域松散的状况，必须尽可能地将我民族集中到该地域，依靠集合一致的力量进行经营。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我对外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外工商业，必须致力于清除影响我对外工商业发展之障碍。政府考虑上述诸方面，对向加拿大、美国的移民，可以延续以往的既定方针，认真予以制限，而对其他地区的移民，其成绩并不明显，眼下正予以关注和研究中”③。这就是小村的“满鲜人口集中论”.同年3月19日，日本议员服部绫雄、恒松隆庆等4人向国会提交《关于海外移民处理的要务案》，内称，“海外移民事业是内地过剩人口向外移出，扩大海运贸易，增强国富的最有力事业。为振兴此事业，首先应对财政、产业、海运、外交、教育以及人口等诸问题予以研究，调和其利害关系，为此，希望设立处理海外移民要务之适当机构”④ .随之，又有39名议员联名附议该提案⑤，说明日本决策机关已将移民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为经营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1896年4月1日，明治政府以第87号敕令颁布《拓殖务省官制》⑥，成立拓殖务省，具体负责台湾等海外殖民地的管理事项。日俄战争后的1908年，日本又成立由政府、皇室及财阀共同出资的东洋拓殖会社，从事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殖民地经营事项，当时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250万元。截至1929年，东洋拓殖会社拥有资本5000万元，实缴资本3500万元⑦，分别为成立之初的5倍及14倍。

在上述背景下，满铁成立后迅即从国内招募社员，初建时拥有社员近3000人，包括日本雇员在内，满铁日本员工达9000余人，相当于日俄战争前日本在东北人口总数的3.6倍。到1929年，满铁员工的数量增长到3.4万人⑧。

随着满铁的运营，各财阀、银行、巨商等纷纷涌进东北投资建厂、开展贸易或设立支店，其他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 、“淘金者”及其女性也大批涌进东北，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猛增。详见下表。

分析上表，从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口数量从5万余人增加到21万余人，翻了4倍多，而居住相同地域的中国人为100.5万，其他外国人不过2500余人。截至1931年末，日本人数增至22万，中国人数为103万，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为1比4.67.此外，居住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之外(中东路沿线及北满地区)的日本人，1909年为14 124人，1919年增至24 662人②。这样，不包括进入东北的朝鲜人，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应为24万左右。以下，以职业类别分析在东北的日本人口职业构成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915年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的从业人员呈逐年上升趋势。另外，表中的“其他业”,当是从事卖淫业的日本女性居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从事“其他业”的人数竟达1.6万至1.9万之多，20世纪20年代也一直保持在5000人上下。伪满洲国成立后，进入东北的卖淫女又有所增加，总数达12 300人之多①。

与上述日本人流对比，进入东北从事农牧渔业的日本人数显然居少，一直徘徊在1000人至2000人之间。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农业人口，是日本当局早在日俄战争后就确立的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四大目标之一。但是，在“资本先行”的理念下，满铁及各大财阀首先把目标投放在经济运营领域，正式向中国东北移入农业人口是从1914年起。这一年，满铁安置7户铁道守备队退伍军人从事农业生产，每户租给20公顷已耕地，并给予低息贷款等优厚待遇。

1915年，关东都督府也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一批退伍军人，并从山口县移入32户农民(1915、1916两年)，建立起日本在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称为爱川村。但由于移居的农户缺乏经营农业的热情和经验以及其他原因所致，到1927年，移居的农业人口只剩下17户，其中，有1户主动放弃，1户去倒卖药材，2户倒卖股票，6户转让他人，还有2户病故②。截至1930年，移居东北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人口仅在1000人左右③ .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从渗透到膨胀，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日本军政当局觊觎东北、大陆扩张的政策使然，后来的一系列事实也充分证明，日本人流是践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几十年移植东北的成绩，只不过20万人，而此20万人便操纵了东北的一切利权，原故是他们有妥善的移民政策……日本不但为他们自己安置了移植计划，就是为朝鲜人也计划得详尽无遗……日本人自身多从事工商，利用朝鲜人把持东北的农业，尤其是水旱稻田。现在的东北，俨然已被日本自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他们的大陆政策，已有大部分的实现”④。

三 日本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团

随着日本资本对东北殖民经营规模的扩大，为了充分贯彻军政当局大陆扩张的意旨，进而在经济领域确保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垄断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在东北各地建立日本商业会议所(后改称商工会议所)，作为官方与经营者沟通的桥梁，由当地最具实力的日本财阀或实业家充当头目，统一管辖日本资本在东北的经营事宜。从1906年开始，经奉天总领事馆报请，日本外务大臣批准，大连、安东、营口、奉天等商业会议所相继成立，初由各会议所自行制定《规则》及《定款》(选举办法之类)，报请外务大臣批准。会议所设会头1人，副会头2人，另有议员若干人。

以奉天商业会议所的《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奉天商业会议所由奉天及周边在留帝国臣民公推选出议员组成”.会议所权限包括：“为谋求商工业的发展，调查必须的方案”,“对商工业法规的制定、改废、实施等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表达商工业的利害关系”,“根据官厅的命令及商工业者的请求调查有关商工业事项，出具商品产地的价格”,“根据官厅的命令进行商工业鉴定，并推荐考核人”,“在总领事认可下，设立和管理商工业的营造物，设置有利于商工业发展的必须设施。”①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绝非行会性质的“行业自治”组织，从其成立到《规则》制定、人员构成、领导层任命等项，均必须听命各领事馆及其外事机构②，因此，它属于半官半商性质的地方组织;第二，明确规定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接受日本在东北各地的领事馆及外事机构的指挥和操纵，必须毫不折扣地贯彻落实日本的殖民地经营方针、政策及其措施，也就规定了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承担贯彻殖民地经营策略，垄断东北经济命脉的根本职责;第三，协调日本资本的商(工)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操纵东北市场，调节可能发生的纠纷，排斥和打击西方及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而组成日本资本垄断东北经济的联合阵营。

商业会议所会员由各地工商界人士组成，但内部却分三六九等，依据财力或权势划分多个“级别”,其话语权及裁决权依据“级别”决定。以哈尔滨商业会议所为例，内部共划分8个级别，一级会员有满铁公所、东拓会社支店、横滨正金银行支店、朝鲜银行支店、三井物产出张所、铃木商店出张所、哈尔滨取引(交易)所、北满电气会社，每月缴纳“课金”150元。二级有小寺洋行出张所、白露(俄)事业公司、朝鲜银行傅家甸出张所、日本棉花会社出张所、满铁运输营业所、龙口银行支店、日清制油会社出张所、满洲制粉出张所等，每月“课金”90元。三级有中东海林事业公司、北满兴业会社、东省实业出张所、东亚烟草会社哈尔滨贩卖所、怡信银行支店、哈尔滨皮革会社、极(远)东运输会社、山口运输公司、山本商店出张所、土地建物会社、松浦商会、哈尔滨银行等，每月“课金”40元。最低一等是八级，大部分由个体经营者组成，每月“课金”2元③。

可见，在商业会议所内，唯有财大气粗、后台坚挺者才有发言权，因此一级会员大多被“国策会社”或垄断财阀所控制，会头、副会头以及议员位置也被他们独揽，更有利于贯彻和推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策略。

除商业会议所外，日本还在东北各地设有居留民团，目的是把在东北的日本人统一在殖民地经营的总方针下。东北最早设立居留民团是在营口，拥有会员300余人④。1906年7月，奉天总领事馆以《馆令》形式颁布《居留民会规则》。同年9月，安东领事馆也以《馆令》形式颁布了《居留民临时规则》，这样，奉天和安东相继成立日本人居留民团。安东领事馆颁布的《居留民临时规则》中，明确规定各居留民团的行政委员由“领事馆指定”,“行政委员会决议事项需经领事官认可后方能实行”,费用支出“超过100美元需经领事官认可”等⑤。可见，居留民团也非日本人的“自治组织”.

1905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居留民团法》，内中包括，“外务大臣认为有必要时，划定地域，由居住该地域的帝国臣民组成居留民团。居留民团的废置、分合或地域变更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官方的监督……设置居留民团官员及居留民会”,“居留民会组织、官员及居留民会议员的任免、选举、任期、工资及职务权限等事项，以及财产、负债、营造物、经费、课税缴收、会计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领事、公使及外务大臣的监督”⑥。

1907年1月，关东都督府颁布《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居留民会规则》(关东都督令第六号)，内中规定居留民团的会长、副会长以及委员人选由警务署长指定⑦。居留民团领导成员(会长、副会长及行政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财力和权力。以营口为例，明确规定行政委员会议员的资格，必须具备年纳税60元以上的起码条件。安东首届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安东领事馆警察署长以及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日清公司等大会社的成员充任①，小本经营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谋得行政委员(议员)的职位。

日本居留民团是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基层殖民统治机构及经营单位。日本当局赋予其行政权，包括居住该地域的中国人也必须服从居留民团的一切行政立法，除征收课税外，还包括征收道路建设费、事务所费、警备费、卫生费、教育费、上下水费等。更重要的是，居留民团是身体力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前哨阵地，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将东北各地的日本人集结起来，在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下，最大限度地争取日本权益，维护殖民地经营秩序，破坏及干扰东北内政。同时，他们又是引发中日纠纷的麻烦制造者。从居留民团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居留民团在协助日本军政当局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集结日本侨民，欺压东北民众，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以及构建日本人强势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军政当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居留民团是日本当局设在各地的“殖民地化的前哨阵地”及“侵略基地”② .如后来发生的义和团事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收回国权运动、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大尉等事件中，各居留民团都在殖民当局的授意下冲在“第一线”,或集会鼓噪，或出头“抗议”,竭尽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之能事，甚至频频鼓动当局行使武力保护“满蒙权益”.

1915年，奉天民众为收回国权，自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奉天居留民团先是在奉天召开居留民大会，强烈要求中方赔偿经济损失。接着，各地的日本居留民团也纷纷效尤，并与国内的“东京国民外交盟会”遥相呼应，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人为制造“满蒙危机”的假象，以混淆视听，挑衅滋事。日本决策层中的“大陆扩张积极派”正是利用居留民团的“民意”,煽动军政当局动用军事手段。可以说，从日俄战后到九一八事变，东北一直处在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风口浪尖上，这其中，日本居留民团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

四 土地商租纠纷及日本人恃强凌弱事件

日本在东北人口比例的增长，无疑成为构建日本人强势地位的社会基础。在东北的日本人群中，以关东州、满铁及满铁附属地公职人员、财阀机构人员、日本企业厂矿领导层或技术人员、中小工商业经营者以及个体经营者(包括女性)为主体，纯粹以体力劳动谋生的工农阶层甚少。这些人长年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以亚洲老大和殖民统治者自居，狂妄傲慢，鄙视中国和中国民众，甚至凭借治外法权和日本军政当局的袒护，不把中国法令法规放在眼里，肆意强租土地，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走私毒品，盘剥中国百姓，成为糜烂东北社会最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其中，土地商租纠纷是引发中日冲突的一大焦点。

日本占据南满后，官民一致瞄准东北的土地，除满铁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附属地外，其他财阀、工商资本也千方百计蚕食东北的土地，引起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的警惕。

1914年，外交部派出交涉员前往吉林调查日本人侵占东北土地情况。交涉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自胜俄灭韩以后，朝野一致主张满韩合并……于是第一注意即在我土地产业之所有权，近年东三省内，彼国银行、会社设立渐多，营业主旨即在出贷押款，吸收我土地契照。以吾国劝业垦殖等银行概未筹备，益令彼业务扩张，重之以低利多贷，伥徒勾合，始尚施之于延边一带，今且无地不愿受抵，始犹押贷，今竟永租，不堪设想”③。交涉员的报告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土地的严重性，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9年2月，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土地盗卖严禁条例》，内中规定：“日本侧之土地侵略，将来有拟并合东省之阴谋野心，应对管下各商民严密告知唤醒之”,“东省各地之商民，非经官宪认可，不得擅将土地卖却外人”,“东省各地商民，不得未经官宪认可，擅与外人暗通为买卖土地之运动”,“违反以上二项者，应处死刑”④ .尽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三令五申，禁止日本商民私购土地，但日方依仗军事实力，非法商租事件仍然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1928年至1929年期间，关东州大连农事会社采取“物色信用可靠之人收买”的手段，在旅顺和貔子窝收买了2564町步土地，另有“官方下放的土地”366町步，总计2930町步①。对此，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呈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兹查日人自去年起，用关东州农事株式会社名义，在金县普兰店管内朝阳寺会剑家屯逼买民地七百日，杨树房会八百日，又用农事会社名义，在皮口清水河会逼买民地六百日，宋屯一百日，松树底八百日，赞子河会六百日，夹心、子会五百日。城子疃七百日，东老滩会二百日，以上共逼买民地五千九百日。其手续系于未买之先，私将文契作妥，地价备齐，传令被买地主来领地价，设若地主不予领价，即行拘留，认可后方能开释。地价按日本坪数，每中国亩日本坪一百八十坪，一等每坪现小洋四角一分，二等三角四分，三等二角五分”②。日本人“收购”东北土地的手段无异于明火执仗。

类似情况在复县也有发生，据复县县长给张学良的报告称：“窃于(1931年)3月31日据职属第一区分局长吴鸿宾禀称……兹探悉该日侧于客岁在租界内距职所20里之剑家屯地方逼买民地八百余日。迨至去夏七月间，大举土木，建筑房屋十六所，每所三间，共计四十八间，由该国移来农民十余户，并招我国农民耕种地亩……视其用意，却系实行侵略之意，其移民鬼蜮显而易见。并调查其逼买民地的办法尤其凶横，将地主拘传到警署，立逼签字盖章，其地价由该日署规定……照时值价额不及半数。

该地主均为华人，所有财产俱在租界之内，处其势力之内，不敢不卖，即忍泣吞悲，亦无处申诉耳”③。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把手伸向松花江沿岸、延吉路以及吉敦路沿线，在这些地域盗买了大片土地。他们还采取“贷款”或“合办”的形式拉拢内蒙古王公，先后攫取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巴林旗、扎赉特旗、白音太来(通辽)以及郑家屯的大片土地④ .

1929年5月，辽宁新民县民为日本人侵占土地，甚至行凶作恶之行径，愤而向中央及省县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书》，内称：“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二十日，日人劝业公司主任飞田隆率人百余名，竟无故霸占(新民县三区)七公台村会产二百四十亩，雇工筑堤，旁若无人……村会代表屡以温语力争，而日人仍不退让，置若罔闻……飞田隆于十八年(1929年)五月十一日率日警十余人，雇华工数十人，强迫掘壕如故。经村公安分所警士与村长等将华工首领三人招来，说明理由，晓以大义。而飞田隆竟率日警携枪实弹，汹汹然至公安分所，强迫将三华工交出……复将七分台村民数人拽去。其中有韩锡奎者，稍与争辩，日警遂用枪射击之，韩某当时毙命，其余均负重伤。未几，飞田隆又派警士三十余人，将该村村民拽去百余人……一时兵来马去，络绎沿途，附近诸村，莫不汲汲遑遑，异常惶恐。”⑤日本人欺压东北民众、强占土地的穷凶极恶从中可见一斑。

除土地商租纠纷事件外，还有一些日本人依仗治外法权及日本当局的袒护，以君临东北的统治者身份自居，肆意欺压东北民众，甚至故意寻衅滋事，制造了多起中日争端事件。诸如郑家屯事件、宽城子事件、珲春事件、榊原农场事件、龙井事件等，都是日本侨民寻衅滋事的造势，军政当局乘机推波助澜拼凑武力侵占东北的口实，酿成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同时营造了日本人强势蛮横、中国人退避三舍的政治氛围及社会心态。

另外，还有日本人公然蔑视中国法令，秘密从事鸦片走私活动。据载，1917年，在中东路陶赖昭居住有8户日本人，其中有5户以经营药品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生意。在东宁的三岔口镇，一位叫大久保杉子的日本女人，因从事鸦片走私发财，被当地人称为“鸦片王”.在安达，有一家池田杂货店，“表面上经营杂货，实际上是一座鸦片烟馆”.另有媒体报道，在中东路沿线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洋服的日本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旅行袋或提包，见到下车的行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她们中十之八九是吗啡贩卖者”⑥。日本人走私鸦片，公开贩毒的行径成为东北社会烟毒久禁不止的祸根之一，也积淀成东北社会久而难以治理的沉疴。为此，有日本学者把日本在中国经营鸦片的行径称之为 “日中鸦片战争”,斥之为(日本)“国家的犯罪”①。

五 结语

九一八事变前，大批日本人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殖民经营的总方针下，构成营建东北地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重要因子，他们在攫取东北资源、侵占东北土地、侵凌东北民众、糜烂社会秩序、祸乱中国政局，进而促动九一八事变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涌进东北的二十几万日本人，与东北人口对比，不过是区区少数，之所以能够构建起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与日本的武力强势、经济强势以及侵略扩张政策休戚相关。日本凭借武力攫取了满铁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同时在武力的淫威下，强制行使非法的驻军权、警察权、行政权以及司法、课税、教育、邮电等一系列凌驾中国主权之上的权力，成为日本资本顺利展开殖民经营、日本侨民为所欲为的强力后盾。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动荡，积贫积弱，东北地区又久处对日依赖、纠缠、对抗、交涉的循环怪圈之中，陷于疲于应付、独木难支的弱势地位，客观上为日本积蓄强势、恃强凌弱，进而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团，是日本执政当局直接设计、操纵和指挥的殖民经营的前哨机构，名义上属于日本人内部组织，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东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统一号令、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之下，把在东北的日本人最大限度地集结到日本执政当局的旗下，编织起一张日本人强势的社会氛围网，从而实现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最大利益，并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经营东北殖民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