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名人的故事有哪些

发布时间:2016-11-03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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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名人的故事有哪些

励志名人的故事:刘国梁的“折磨说”

2010莫斯科世乒赛,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勇夺冠军,实现了五连冠的壮举。凯旋后,刘国梁带领他的“五虎上将”做客中央电视台《成长》节目。当主持人要他用简单的一句话谈成长的体会时,他再次深情地说:“我要感谢折磨我的人和被我折磨的人。”在场的听众立刻报以掌声和笑声。人们知道,他说的折磨他的人就是他的恩师蔡振华,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原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被他折磨的人是中国乒乓球男队队员。

刘国梁第一次说这话的时候是在2010年的1月,他荣获2009CCTV年度风云人物最佳教练,发表了感言。

是的,蔡振华“折磨”了他。无论是当乒乓球队员还是当主教练,他都被置于蔡振华的严格监管之下,使他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诚如刘国梁所说:正是有了师傅的折磨、敲打、修理,我才有了今天。他在各类赛事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成为中国第一个乒坛大满贯得主,获得最佳教练的殊荣。

同样,刘国梁折磨了他的队员。就说这次莫斯科世乒赛,马琳在中国队对德国队的决赛中,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临危上阵,力克奥恰罗夫、波尔两位名将,为中国乒乓球男队最终夺取冠军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两分。但这位功勋人物当初在直通莫斯科选拔赛中并不顺利。刘国梁明言:在中国乒乓球队谁也不能吃老本。马琳虽然是奥运冠军,虽然是历经种种大赛,战绩辉煌的一位30岁的老将,却必须和普通队员在一条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第一次选拔赛,马琳失利了,第二次失利了,第三次又失利了,直到第五次他才搭上了末班车。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磨砺,才使马琳宝刀不老,并且具备了特别能战斗的抗压能力,在关键时刻表现出大将风范,既铸就了中国乒乓球男队集体的荣耀,也续写了他个人职业生涯中极为精彩的一章。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在人生的路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便宜可占,只有实实在在付出自己的辛劳、汗水,才会有沉甸甸的收获。从一定意义上说:经受折磨,其实是一个人的福分。

励志名人的故事:杜润生——绕着绕着破了局

这个一生低调,从不大声说话的老人,大概从没想到,他走后,会是海啸般的纪念。

“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参谋长”、“杜润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各种各样的论述,聚光灯一样将他笼罩其中,推向台前。事实上,“杜润生”三个字从未在媒体上这样频繁出现过。

“我们欠农民太多”

如今在广大农村再普遍不过的“包产到户”,在被视为改革开放起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是“不许”。包产到户作为改革的发端,推动了农村乃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少不了这个干瘦的老头,被众人称作破局者。

晚年的杜润生,已不愿过多回顾自己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国情,“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

1989年,农村政策研究室撤销。76岁的杜润生正式离休。逝世前,他挂念的也是“农口”那些事。

直到2009年他住进医院,二十多年间,他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走进砖塔胡同那间为他存留的办公室,即使在2003年“非典”时,他也没间断过。“整幢办公楼,就他办公室开着”。

在那间光线昏暗,白天也需要开灯的办公室,他写下了“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

办公室冬天极冷,要靠电取暖烤手,而在转型中的中国让他停不下来。他戴着茶色的眼睛,弓着身子趴在堆满书的书桌上,干瘦的手一笔笔写下一个又一个议题:免农业税、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警惕权贵资本主义,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欠农民太多”,这个干瘦的老头用力写道。

他不止一次地,向跟他请教的门生强调,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杜老90岁寿辰时,经济学家周其仁那句“我想不到今生今世还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徒子徒孙)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引起在场人一片掌声。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陈锡文、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

杜老有着“纵横折衡”的智慧,“沟通说服”的能力,有人以“大秘书长”、“八级泥瓦匠”来称赞他的平和实际。然而熟知他的门生旧故都明白,这个生于清皇庭崩溃之际,见证了中国一个世纪浩浩荡荡的老人,他的聪慧、坚持与隐忍,全缘于他作为老派知识分子、老派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

“可以可以也可以”

很难将这个戴着一顶灰不溜秋的帽子,常绕着小区走步的干瘦老头,与掌握“重权”的他联系起来。这个“绕”字正是他破局的精义。

“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杜润生重回农口,出任刚刚成立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主管农村政策研究。那一年,杜润生已66岁。

1979年冬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暗中搞起了后来名留青史的“大包干”,他们托付了自己的妻小,在“生死状”上按下了手印。然而,当时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大多数人还在反对包产到户。

在一次讨论包产到户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因分歧太大,会议已无法继续。杜润生突然撇开了包产到户的话题,讲起了温饱问题应该如何解决。事到最后,竟然扭转乾坤,形成了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

这个有名的75号文件,被后来人们概括成了“可以可以也可以”: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便是有名的“杜氏公式”。

人们说,只有他想得出这种鬼使神差的词语组合,不只决策层达成了共识,文件发下去,农民也都看懂了,他们记住了“可以……可以……也可以……”,于是兴高采烈地选择了最后那个“可以”。

“他把党内干部队伍关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引起的关于道路和方向的争论高度简化为‘责任制’三个字。”已近70岁的翁永曦用手指敲着桌子,木桌嗡嗡作响。“他把‘责任制’三个字作为一个支点,居然几年之内很平稳地撬翻了1949年以来农村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还成功启动了中国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是大手笔,大智慧!”

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从原来的“不许”到“不要”、从“可以可以也可以”到“长期不变”,重大的改革就在字里行间发生。

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那个时代看来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质疑的原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这场争论终是以尊重农民、尊重常识而结束。

把“农村改革之父”删掉

1955年,杜润生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没过几年,农工部因“十年没做过一件好事”被撤销,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在众多文章浓墨重彩地展示杜润生“文革”平反后的十年农村改革成就时,他离开农工部,被调往中国科学院做秘书长的十年、“文革”被批斗的十年似乎被抽走了一般。

在反右斗争中,为了保护知识分子,他煞费苦心地提出了“初步红”的概念。

什么是“初步红”?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的、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已经初步红了,所以不是资产阶级。

在当时非左即右、非共产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定式思维下,这个概念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

即便“文革”中在批斗时,他还在研读马列主义,研究农村改革。“你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你还替他们瞎操什么心。”他的夫人忍不住抱怨。

杜润生几乎没有疾言厉色过,从不批评人,也很少表扬人,却常爱唱“反调”。面对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他总是从另外一个方向推敲,寻找反对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之后揉合各种意见,形成最大公约数。

“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这是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

在他这种做事风格的熏染下,1982年设立的常被称作“九号院”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大小不分,争论常有,一派生机。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80年代的九号院里,常能碰到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如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中央宣传部部长朱厚泽,他们在调动职务询问意见时,都说“去老杜那儿”。

其实,杜润生的机构和编制在中央、国务院各部委中,屈居最末;但整个80年代,它在改革决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实际成为中央经济改革决策研究中枢。

杜润生的办公室在九号院偏西的一个平房小院,院子很小,窗外种有海棠树。春季繁花盛开时,院里的年轻人已被他散在各地的田间乡头调研,等秋天海棠果满树时,带着调研结果回来的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总结、呈文,成为一个又一个的“1号文件”。

“如何把千百万农民的呼声,转化为党中央的政策,这是一门极高的艺术。”翁永曦忍不住用指关节敲着桌子,“杜老不是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称他为‘中国农村改革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名副其实,毫不为过!”

“农村改革之父”这样的提法,杜润生从不放在心上。他一直强调,自己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他的门生写道,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

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

2008年,因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95岁的杜润生颤巍巍地站在颁奖典礼上,“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声音生涩、苍老,却字字分明。

因为,这不过是他“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原则的践行而已。

北京的10月,已是深秋,西黄城根九号院大门紧闭,门口警卫森严。胡同里的风过,隐有呜咽之声。“一盏温暖的灯熄灭了”,一位多年受教于杜润生的学生悲哀地说,“他曾照亮了那个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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