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毛概》)作为当前高校“两课”(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一门重要课程,面临新世纪全球化的浪潮和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出现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如何更好的实施课堂教学,解答大学生心中的困惑和迷茫,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宣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毛概》教学必须创新。以下是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大学毛概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大学毛概论文全文如下：

谈毛泽东新闻理论

内容摘要：结合当前四川地震报道、拉萨3 14打砸抢烧事件等新闻报道实践，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新闻思想中提炼出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对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启示：坚持群众路线，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继承辩证思想，实现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构筑理性传播。

关键词：受众观 辩证思想 有理 有利 有节

毛泽东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或“新闻学理论家”。毛泽东新闻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借鉴并继承马克思、列宁的新闻思想，结合自己的新闻实践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一套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的新闻思想，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新闻思想内容深厚，涉及众多方面，包含“新闻具有阶级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和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宣传功能等内容。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众多内容中，提炼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并透过当代具体的新闻传播环境，阐释其对于新闻传播事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坚持群众路线，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

毛泽东历来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问题。国家的新闻事业从根本上说属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毛泽东强调办报要面向群众，要坚持群众路线。这种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新闻事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

毛泽东根据群众路线的精神，提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他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这实际上指出了办报的职责，并强调了办报要以群众为中心。1925年12月5日，他还在《〈政治周报〉的发刊词》中说：“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毛泽东把出版《政治周报》归结为“实现人民的统治”，“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这更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新闻价值观。

新闻传播中，“传”与“受”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不能缺少受众意识，因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报刊就萎靡不振”。[3]新闻工作要面向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这种受众观首先要求把受众作为核心，把人民群众作为核心，使新闻报道成为广大群众了解国家政策、了解社会现实境况的渠道，满足受众知情的需要。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灾难性地震，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士都密切关注灾区的情况，都迫切需要通过媒体来知晓最新的消息。这时的新闻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网络等，就要做到第一时间报道灾害现场的详细信息、伤亡情况，以及国家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对灾区的救援信息等。同时，随着时间的推进，还要及时向广大受众报道救援进展的情况，各界人士对灾区的救助救援信息，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这些都是媒体真正把受众作为核心，作为自己服务的对象，履行自身职责的具体体现。

坚持群众路线，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也要求新闻报道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毛泽东在《怎样办地方报纸》一文中说：“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4]新闻的功能，都是在读者、听众的接受中最终实现的。媒体要高度重视受众的主体地位，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满足群众的需求，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然失败。”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5] 同时，毛泽东特别关注读者的作用，认为办好报纸，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好。[6]坚持群众路线，秉承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这样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才能使新闻报道信息量丰富，更具接近性和亲和力，更具可读性。

二、继承辩证思想，实现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新闻工作实践中，力求把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具体地运用到新闻工作中去。毛泽东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他的新闻思想中很多观点充满着辩证色彩，这里具体探讨“正与反”及“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两个范畴，以此明确在当今新闻传播中，继承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对保证传播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具有的指导意义。

(一) 正与反

也可以说表扬与批评。毛泽东关于表扬与批评的辩证思想表明，新闻媒体不仅要有正面宣传，舆论监督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毛泽东一贯主张媒体要做促进派，要以表扬为主，但他也强调党的报刊上要有批评，没有批评的党报，是党性不强的表现。毛泽东认为，反面的错误的东西，在新闻媒体上也要有所反映。“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7]他曾经把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比喻为 “种牛痘”，认为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8]

这种重视反面报道的思想，对扭转当今一些领导干部的认识有很强的指导作用。现今社会，部分领导干部对新闻舆论监督的认识、观念有偏差，他们过多考虑个人的政绩和个人政治名誉，要求新闻单位报喜不报忧，不支持舆论监督。因此，当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批评或内部参考的形式实施舆论监督时，这些行政管理者就用手中的权力横加干预，对舆论监督限制和压制，使得媒体在实际监督中出现失语现象，存在监督的盲区。同时，不少地方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时，因为受到本地行政权利的干扰，就只好“近交”、“远攻”，舍近求远，对眼皮底下的腐败、暴力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他县、他市、他省的负面现象津津乐道，连篇累牍，[9]致使一些本该实施的舆论监督被限制，被封杀，只能通过中央媒体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来监督。像广西南丹矿难，在被地方政府恶意隐瞒了半个多月后，最终是《人民日报》记者冲破层层阻力进行采访调查，矿难才得以水落石出。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认为“采取批评还是表扬的方式，要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并讲究方法”。不能为批评而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求得问题的解决，而且要注意批评的方式和方法：“批评应该是公正的，尖锐的，但又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0]同时，对反面材料的报道量要加以控制，以免喧宾夺主，使人们对社会产生绝望心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11]

(二) 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

满足群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贯追求，但我们并不是一味迎合受众的任何需求，要辩证处理好“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关系。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增强新闻报道中的趣味性，这与迎合少数受众的世俗化低级趣味是截然不同的。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谈到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时，称看报比吃饭更重要。他生动的说:“关于报纸。现在高级领导同志,其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办不好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的。”[12]这种“没有报纸不好办事”的感觉，已经把报纸看作是指导工作、教育人的重要舆论工具。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积极倡导新闻报道的通俗化，同时也坚决反对媚俗，反对世俗的迁就。我们的新闻、舆论，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新闻报道也要注意自身的引导与宣传功能，在热点与难点问题上，记者必须头脑清醒。毛泽东在1958年对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13]

当今，一些新闻媒体从以前的漠视受众需求到一切以受众为出发点，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新闻报道中，忽略服务群众和引导群众的辩证关系，仅仅把“服务群众”奉如真理，为自身赢得大量眼球和经济利益。他们在报道新闻时，出发点完全是读者会不会感兴趣，只追求轰动效应和新闻卖点，事无巨细、有闻必录，只追求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2007年，有一篇报道指出，媒体在报道 “杨丽娟追星事件”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闻必录”，不管杨丽娟一家人有什么样的情绪波动，“娱记”们都会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几点几分都描述得十分准确。[14]以人为本的受众观，要求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满足受众的多种需求，但辩证的思想告诉我们，满足不能是无条件的，不能迎合少数受众的低级趣味，应该是有引导、有方向的满足，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三、发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构筑理性传播

从较为宏观的层面，我们从毛泽东新闻思想中提炼出对当今新闻事业具有启示价值的两点：树立“以人为本的受众观”和继承“辩证思想”。而将军事战略应用到新闻宣传领域发展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则是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操控层面有指导意义的一项内容，这种报道策略能有力地规范新闻工作者进行理性传播。

“有理、有利、有节”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较为重要的三大策略。在军事斗争时期，有理是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是一条自卫原则;“有利”是指要么不打，要打就要胜利，这是有关胜利的原则;“有节”是指要有节制，这是一条休战原则。毛泽东要求我党行军作战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后来，这三条原则被推而广之，运用到了新闻报道领域，取得了较为明显和积极的效果。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建立统一战线时就非常注重把握新闻宣传的分寸，讲究宣传艺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作为倡导者, 毛泽东肯定了“三有”策略在指挥各个历史时段的新闻宣传战役时的重要作用。

作为在战争时期提出的应对策略，“有理、有利、有节”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含义是不同的。但即使整个社会背景不同了，新闻传播的环境改变了，新闻人的思想也进步了，这一报道策略仍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应赋予“有理、有利、有节”以新涵义，发展毛泽东的报道策略。“有理”是指媒体报道不能违规操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进行报道;“有利”是指媒体的报道要从维护社会大局和公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不能图一时之快而把有损于群众利益的信息披露出去;“有节”是指媒体对一些社会敏感的问题或者局势尚不明朗的事实的报道，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以致没有回旋的余地。[15]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中，“有理”是进行新闻报道的前提和基础，“有利”是进行新闻报道时应恪守的原则和出发点，“有节”是进行新闻报道时应重点注意的问题，三者共同作用，使新闻报道实现理性传播。

在新闻实践中，“三有”报道策略需要新闻媒体的每一名记者认真地权衡和把握，如果丢弃其一，势必会造成传播的不理性及失衡。今年1月份的“艳*门”事件，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来传媒应该在“有理”原则下，维护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注意对未成年人群体的教育和保护;在“有利”原则下，本着公众和社会的利益，使新闻报道起到应有的引导作用;在“有节”原则下，对此类事件，不是津津乐道，而要注意分寸，杜绝炒作和恪守传媒伦理底线。但在整个事件中，我们发现，部分新闻媒体已经违反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原则：从最开始的传播淫秽内容、侵犯隐私，受害者为数几名香港艺人，到后来的网络监管规范不严，照片在网络上普遍传播，受害者已经扩大到那些看过明星艳照的青少年群体，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都很大。

而纵观媒体对“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就很好的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报道策略。对这样一个敏感事件，不管是报纸、电视还是网络媒体都从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在国家还没有对事件进行定性的时候，坚持客观报道事件的准则，不随意做出评论，随着事件调查的逐步清晰，及时报道国家对事件的态度，采取的方针、政策，西藏地区人民的生活现状，一些事件亲历者自己的心声，还有不同的看法及评论等，这种报道策略促成了理性传播的实现。

发展“三有”报道策略，在法律框架内，媒体从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出发，努力营造团结、稳定向上的社会氛围，进行理性传播，对当下我们构筑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很明显，如果违反“三有”报道策略中的任一原则，都会导致不同问题的出现，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相违背的。

结 语

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结构，包含着一系列新闻理论及业务观念，其精妙之处在于考虑问题深入、全面、长远，并且有一些内容是与时俱进的。本文仅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当今新闻传播实践的启示，相信从其他角度亦能总结出毛泽东新闻思想对当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启示价值。(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07级研究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第1319页;

[2]、 [4] 、[7] 、[8]、 [10] 、[11] 、[12]、 [13]《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 第3、184、174、185、212、185、112、21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第234页;

[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第933页;

[6]《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第728页;

[9] 沈正赋.《新闻舆论监督难点及其对策刍议》.《声屏世界》，2000年第2期;

[14] 冯文礼.《媒体应反思“追星女”事件》.《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4月6日;

[15] 沈正赋.《有理?有利?有节?——媒体报道三题》.《新闻记者》，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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