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 屈原 “橘颂” 人格理想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人物，屈原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本文主要从终其一生的“美政理想”和巍巍人格的世界影响两大方面走近屈原，着重分析了《橘颂》的内涵意蕴，深入挖掘了诗人在文本中托物言志所寄托的高尚人格理想。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楚辞体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后人常常将《诗经》与《楚辞》并举，将它们并称为“风骚”，分别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创作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让我们走近爱国诗人屈原，通过对诗歌《橘颂》的感悟，来深入解读诗人内心矢志不渝的人格理想。

一、走近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年—约前278年)，名平，字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人，战国末期重要的政治家、杰出的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者。代表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一）“美政”理想

纵观屈原的一生，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作为战国时期楚国一位重要政治家，屈原的一生一直都在追寻“美政”的理想，就是要实现“圣君贤相”的理想，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

屈原生活的时期，正在战国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在内政方面，楚怀王曾让他参与图议国家大事，“造为宪令”，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推行变法等事宜。然而屈原的改革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贵族子兰和南后郑袖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他们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不加明辨是非的楚怀王便“怒而疏屈原”，这使得怀有“美政”理想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问》等不朽诗篇。在外交方面，屈原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战国七雄的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楚怀王曾经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两度出使齐国。后来，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楚怀王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都吃了大亏。不久，秦昭王想要拉拢楚国，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冒死进谏，陈述利害，楚怀王非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汉北地区。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此时的屈原正在在流放途中，当他接连听到怀王客死秦国和郢城被攻破的消息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的汨罗江，以表明其忠贞爱国之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始终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

（二）世界影响

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屈原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中叶屈原研究走进西方高等学府，叩开知名学者的斋门，磁石般地吸引他们。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屈学研究的兴趣。目前，国外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大致形成三种趋向：一种以前苏联H.T.费德林和匈牙利汉学家F.托凯为代表的传统式，着重从屈原作品本身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种以日本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教授为代表的学院式，着重对屈原诗歌进行考据和诠释；一种以美国汉学家詹姆士·R.海陶玮、劳伦斯·A.施奈德，英国汉学家戴维·霍克思，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德国汉学家卫德明为代表的西方式，着重从屈原身世和作品中研究中国古代政体中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深入探讨屈原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内外条件，其中一些专著已经反馈到中国。这正是屈原人格的力量，文学的力量，使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得到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