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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论文2000字篇一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王 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 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周 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 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初中政治论文2000字篇二

论孔子对政治本真的伦理诉求

【英文标题】On Confucius' Ethical Appeal to Political Truth

【作者简介】李建华，中南大学、湖南城市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3。

【内容提要】工具理性极度扩张，政治的价值理性被忽略，政治生活被非生活化，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也失去了最初所寻求的自身价值和意义，对政治本真的理解也出现了“空心化”、“曲解化”。“政者，正也”将“正”作为“政”的本质特征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寻求政治的本真;“正己”和“正名”则成为实现正政的前提和基本的方式。

【关 键 词】政治/政治伦理/政治本真

“政者，正也”是孔子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孔子官德思想的主要体现。孔子的为政思想中，“政”与“德”二者是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的。“政者，正也”之中的“正”即正义，这本身就是道德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孔子以“正”来阐述“政”，强调以人的道德理性治世，实质上就是对政治本真意义的探讨。

一、政治：对人生活样式的理解

政治产生于纯粹的人和人的共在性，作为人生存的一种样式，其内涵是极为广泛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演进，政治被特定化、狭隘化，人们对政治理念的理解和运用出现偏差。“工具理性的扩大化导致了政治生活的专门化，政治已经不再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而是逐渐成为了治理统治的工具。”[1]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政治的价值理性被忽略，政治生活被非生活化，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也失去了最初所寻求的自身价值和意义。康德认为，“人具有一种要使自己社会化的倾向，因为他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才会感到自己不止于是自然的人而已;但同时他也具有一种强大的、要求自己单独化(孤立化)的倾向、非社会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摆布一切”[2]。我们对政治的考量要将其放到生活世界的大背景中，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政治。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古希腊城邦制度时期，对政治却有着与今人完全不同的理解，即把政治看作是公民的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人才能获得自身的生存价值。”[1](10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生活是公民之为公民的体现方式。“不管是什么城邦，其实都是一种共同体。而人们之所以要建立一种共同体，则是为了某种善的目的。因为很显然，人们的一切行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某种善，不为了某种善的人类行为是不存在的，建立共同体的行为也不例外。由此可以推知，人们建立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的目的，就在于人们有追求至善的愿望。城邦作为最崇高、最有权威的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它的目的就在于至善。”[3]所以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这种将政治放到生活世界中去理解的方式才能够找到政治的本真意义。政治是人生活样式的一种理解，人的生存意义在政治活动中得到体现。

通常意义上，人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大都进入了一个误区，认为政治就是对他人施加的行为(替他人决策、对他人实施命令等)，将政治与统治等同起来。统治是依靠国家暴力来进行的，但是统治根本就不是政治，暴力也不是政治，暴力同样不能够成为界定政治的工具，从更深的层次来说，统治和暴力是与政治相对立的存在。政治哲学中有一个将政治概念“空心化”、“曲解化”的见解，那就是认为政治就是对暴力的争夺，暴力就是权力。在这样的理解中，权力就是源自统治，其本质就是支配，利用暴力手段迫使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动;政治就是权力的斗争，斗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谁手中掌控着绝对暴力，暴力也就成为了终极权力。但是“如果权力的本质就是支配的有效性，那么，就不会有比枪口的权力更伟大的权力了，而我们将很难说清，一个警察下的命令和一个劫匪下的命令到底有什么不同”[4]。其实，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统治不是政治，政治不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支配，而是非暴力性质的，是带有正面道德内涵的。

二、政正：政治本真的伦理诉求

“政，正也，下所取正也”(《释名》)，“政者，正也”(《论语·颜渊》)，这是先秦时期对政治的一个根本性理解，同时也是一个普遍性和规范化的理解。“正”乃是“政”之本然和根源性的存在，“正”是作为“政”之为“政”的本质特征和合法性依据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一旦脱离了“正”，“政”也就不能称之为“政”。

先秦儒家一直都认为，我们整个社会都是由单个的个体所构成的，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社会中的人们遵循一种秩序，按照一套价值生活，遵从一套规则交往，如果这套秩序、价值、规则在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话，那么，必然会在人们内心中生起一种尊重秩序、承认价值、遵守规则的意愿，这种‘意愿’就是克制个人过分的情欲、尊重他人应有的权利的‘善’。”[5]其实，这样一种尊重秩序、承认价值、遵守规则的意愿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孔子一直强调的“礼”。“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春秋时期，周王室不断衰弱，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威被打破，造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对于春秋诸子而言，“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疑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具体来说，周王室的衰落造成为政者不断做出僭越礼乐制度的行为，造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非天子出。礼崩乐坏之后，周礼变成了徒有其表的文字，已经失去了其以往对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约束和维系作用。那么，此时的政治已经不能够保障“正”的存在，也就是说此时的政治已经失去了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孔子问他为何回来这么晚。他回答说有政事。但是在孔子看来他所处理的仅仅是一般的事务，而不能算是政事。虽然这一段对话看起来有点突兀，但是细究之下，我们可以知道孔子所说的是一旦“政事”失去了“正”，那么就不能够称之为“政”了。所以说，当为政者所行之“政”失去了其存在的本质特征，那么这个“政”也就失去了其本真意义，沦为一种政治运作。实际上我们可以将这样一种政治运作看作是政治的反政治表现。政治的反政治表现就是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大化，政治生活也就被专门化了，失去了其本真的特质，其政治价值理性被湮没，最终沦为统治者手中的统治工具。于是，对政治本真的探讨，重塑政治的正当性、合法性也成为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基础性议题。面对礼坏乐崩，旧有的社会制度不断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孔子着力于对统摄政治社会的价值理想进行重构。孔子在这一问题上主张十分明确，即以“正”来界定和匡正“政”，这也是诸子百家所共同认可的。

“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6]“概念的内涵不充足就是错误的概念;概念具备充足的内涵就是正确的概念。以正确的概念来校正不正确的概念，又以不正确的概念的失误之处，反过来探究正确的概念之所以正确的所在。要使概念正确，就必须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而要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须依靠正确的概念。”[6](57)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管子·法法》)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良善，不苟且保持敬惧。《管子·法法》篇明确指出要以“正”来框定“政”，以“正”来治理国家。

三、正己：实现政治本真的前提

“‘政’指涉一种与道德基准相关的价值权度，这一权度关涉着道德基准的正与不正问题。而‘治’则是出于合伦合序的一种经验裁制。”[7]对于“政”的精神特质，孔子提出了“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等观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孔子看来“政”作为“正”的事业，要想实现“政”之“正”首先就要正己。其实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正己”是无处不在的，从其“为政以德”之中的“内圣外王”思想到其“经世济民”思想中的“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无处不存在“正己”的理念。“正己”是“正政”的前提条件，只有先“正己”才能够实现由“内圣”到“外王”的转变;只有先“正己”才能实现“修身以安百姓”。

那么如何“正己”，其核心是什么?“正己”的核心是修身，而修身的核心则是正心。其实这一点我们从《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中就可以分析得出。《大学》开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条目，其中格物、致知、诚意三项的目标就是正心，正心则是为了修身，修身则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修身的前提是正心，一切以修身为本，而修身则以正心为核，这同时也是“内圣”之道的核心。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礼崩乐坏，邪说暴行，社会混乱，孔子的“正己”理念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以礼正己和以乐正己。

结语

政治产生于纯粹的人和人的共在性，是为人生存的一种样式。但是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工具理性不断扩张，压缩了价值理性的生存空间，政治逐步演变成了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而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也产生了混乱。“政者，正也”的内涵表明“正”是“政”的本质特征和合法性依据。“正己”是实现“政”向“正”复归的前提和基础;“正名”是实现“政”向“正”复归的方式和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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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焦金波.中国传统政治正义认知的历史建构[J].理论探讨，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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