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之一，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要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要带领群众发展致富，把解决好群众的利益问题作为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维护好群众的合法利益。以下是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哲学思考全文如下：

习近平指出，贯彻群众路线，知是基础，行是关键。知的过程有两个环节，一是解构，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解放思想;二是建构，即建立起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开展实践活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思想不解放，就会被主观偏见所束缚，群众路线活动就可能沦为重形式不重内容、重方式不重效果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不解放，就会被习惯势力所左右，不能及时研究新情况，解放新问题，群众路线就可能在简单做法和狭隘视野中止步不前。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把改革蓝图变成现实，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百姓的幸福。要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贯彻到治国理政实践中，就要从哲学的高度思考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群众路线”从各种观念痼疾中解放出来。

一、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让群众真正信服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倡导群众路线需要一定的形式，但这一形式需要以“内容”为依托。践行群众路线，如果不解放思想，不肯开动脑筋，对时代的特点认识不清，对自身的使命认识不清，不能从“内容”即实际问题和需要出发，就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一些党员干部非但没有洞悉时代的能力，还用旧眼光、旧观念来解读中央提出的号召，他们根据过往的人生经验，认为所谓群众路线教育不过是刮一场风、下一阵雨，在姿态上要高调跟进，形式作足，但不必太认真，以免自找麻烦。

说到底，“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子的东西”。反对形式主义本来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当反对形式主义的活动以形式主义的面目出现并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窠臼，就会出现荒唐可笑的局面。文山会海式、道德教化式，重形式不重内容、重方式不重效果的“群众路线”很容易把“好经念歪”，非但不能让群众信服，反而让群众更加反感。

要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活动必须动真格、实打实。走群众路线绝不能抄近道走小路、敷衍了事，不能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更不能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当然，严惩只是一个方面，走群众路线还要标本兼治，解决产生腐败的深层次环境问题。如果任由权钱交易、裙带关系占据政治权力场，正直能干的人受到排挤，不仅会使坏人大行其道，而且可能使好人变坏，并最终形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使社会公权蜕化变质。

要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活动必须注重从源头上清除形式主义“既省力又讨好”的可能性，在用人、政绩考核上把求真务实放在第一位。加强民主监督，推行政令一定要公开透明，把政府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构筑制度保障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此外，还要把握群众需求，根据工作业务确定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群众路线才会出实效，避免务虚。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活动主题，明确不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办法，防止一刀切，走过场。

二、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让群众真正受益

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一脉相承，都有着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只是教条主义不像形式主义那么一目了然，有些教条主义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甚至能受到群众的欢迎。然而，教条主义的“群众路线”外表“道德在手、正义在胸”，实则思想带着枷锁，视野狭窄，固执地理解某些理念、信仰、权威之见，是一种肤浅的幼稚病，在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贻害无穷。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两种群众路线上的教条主义思想尤其需要警惕。

第一种教条主义打着为弱势群体谋福利、求平等的旗帜，固守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语，企图回归传统社会主义，认为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群众路线不相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历史实践已经证伪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式教条主义。现实的经济生活永远会溢出人的计划，而绝对平均主义对个体体力、脑力、智力、能力等差别视而不见，“一刀切”的模式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容易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此外，由于任何人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弱势群体也并不是天然的正义化身，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等现象，但往往也痛恨为什么自己没有贪污腐败的门路;为什么能享受到“好处”的是另一些人而不是自己。

此外，弱势群体中的有些人之所以要求平等，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如不考虑自然人性的弱点，进行简单的财富转移，无异于鼓励懒惰的、消极的生存方式，本来就不富裕的社会一旦失去竞争的活力，就只能承受积贫积弱的命运。即使发达国家，如西欧，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实行了大半个世纪后，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从传统文化那个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平等”出发，不能均贫富，而只能从现实出发，动态地调节效率与公平，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二种教条主义打着为群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帜，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卖力宣传西方的这个思想、那个理论。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当作充满人性光辉的普世价值，企图以西方的多党选举和民主政治为样板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抽象的平等一样，抽象的民主、自由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启蒙理念强化了它们的天然合理性，然而，一旦脱离了客观的规律和束缚，一旦丢掉了推进社会发展的初衷，被人们当作“神圣的人性”来崇拜，几乎可以肯定会走向自身的反面。20世纪后期以来民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更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它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民主霸权主义者在国际社会强行推行民主，但所到之处不是民主的繁荣而是民主的恶果。

现实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任由人们实施理想蓝图。无论自然、社会还是细胞体系都有着三个基本运动方向：它们可以发展、衰落或是暂时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在时间性存在中，均衡只是抽象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不进则亡，没有选择的可能。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都是广义的自组织系统，它们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元素，人类的行为只有符合外部系统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干预效果，否则再美好的理想也是虚幻的。即使是解决生态危机也不能通过遏制生产力，只能通过新方法提高生产力。

事实上，支撑教条主义的落后文化与落后的生产力相关，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之上，教条主义就不能彻底根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大生产实践才能使群众真正受益，“三个有利于”始终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就不能止步于主观意愿打造出的漂亮口号上，不能为满足某些人的教条想法而让群众付出失败的代价，而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通过推进客观实践，让群众真正受益。

三、从简单的方式方法中解放出来，使群众路线适应新形势、新变化

为了保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我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三步骤：思想教育、改进作风、解决问题。一些人曾狭隘地认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只要贯彻好上述三步骤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方式方法上动什么脑筋了，这是一种思想误区，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提醒我们，探索做好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没有止境。目前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还不能就此止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观色彩比较浓厚

一些方式方法只是面对问题而生发的条件反射式回应，具有简单和笼统的特点，使之生效必然要依托于进一步细化的方式方法。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面对复杂性和流变性兼具的社会生活，面对繁复、冲突、多元、海量的现象世界，真正起作用的方式方法不是主观的价值意愿，而是深入的、契合社会发展的、有取有舍的灵活做法。一种成熟的社会实践方法总是有一个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例，要取得实效，并不仅仅取决于“对群众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在镁光灯下做样子不行，脱离实际搞成“文革”时期那种“上山下乡政治运动”更不行，真正有成效的应该像费孝通那样，求真务实，开动脑筋，带着超越现象的理论问题，在与农民建立深层信任关系的基础去调查。

(二)一些方式方法建立在“党群外在二元关系”的基础上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群关系既是外在的互动关系，又是内在的共鸣关系，党与群众不仅要面对面，更要肩并肩。从党群外在的二元关系出发，与端正自身，让群众满意相比，内在的共鸣关系、肩并肩的奋斗更重要，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它要求共产党人洞悉历史发展规律、统揽大局，不只是要让群众“不抱怨”，更要肩负起掌握群众动向、教育和引领群众的重任，拿出让大多数群众信服的新理论和新措施，组织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要求社会治理从过去的“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自觉转向，培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把群众的满意度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从这个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方式方法有待研究。

(三)“路径依赖”的问题

贯彻群众路线上的“路径依赖”并非坏事。井冈山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都体现了党同人民的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贯彻群众路线不可能不从过去汲取思想养分，只是前进的道路没有止境，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一方面，贯彻群众路线需要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对路径依赖的反思意识，只有在方式方法上不断谋求新思路，才能避免躺在过去群众路线的功劳簿上，避免在执行群众路线中出现偏差。

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之所以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主要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情、世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情看，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出现了分化，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呈扩大增多趋势，呈现出结构多元、就业形式多样、收入差距拉大、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较大等新特点。多阶层、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增强了社会流动性、激发了创造活力，但同时也导致党群关系更趋复杂。群众的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显性化、复杂化特征势必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另外，改革开放也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当今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具有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人们面临的是一种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样化的价值判断，这些新情况给党凝聚民心增加了难度。

从世情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在政治和文化交流方面变得更为频繁，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输出过程中，往往附带着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在-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力量。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图谋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挑拨党群关系，公开支持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非法组织、从事分裂破坏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蓄意把一些社会问题无限放大，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个别问题扩大化、一般问题政治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信息在互联网中随处可见。在全面对外开放的环境背景下，党群关系无疑会受到外部影响。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有必要从简单的方式方法中解放出来，与时俱进，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凝心聚力。当然，新的方式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执政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不能缺位。首先，在从严治党上不能缺位，这是底线。其次，在服务和组织群众上不能缺位。为此应立足于社会转型的现实，认清哪些群体是先进的可以依赖的，哪些群体是中间的、可以争取的，哪些群体是落后的，需要警惕与批判的。没有区分意识，被流行意见牵着鼻子走，迎合落后群众的主张，将可能导致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

再次，在教育群众上不能缺位。教育群众的重点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科学的精神塑造人，扩展人的理性，使人在长远目标中追求行为最优，使人在发挥潜能中提升幸福。另外，好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一味地迎合群众，有时人的某些需求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对需求做出调整也是一种需求。二是不能越位。首先，要充分相信群众。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稳定并不是对立的，真正的社会稳定必须创造条件使每个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

为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就要允许试错，并及时调整。其次，要舍得放权。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要杜绝“变相审批”、“隐性审批”、“灰色地带”，进一步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增强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再次，要拜群众为师。围绕科学技术而不断发展的社会化、信息化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被新的科技和社会实践所锻造出的群众能人辈出，群众中不乏思想活跃、有创新才能的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真心拜群众为师，而不是为显示自己的领导地位瞎指挥、把说服力欠缺的东西硬塞进群众的头脑中，只有这样才能不在新时代的发展面前患失语症，才能被群众心悦诚服地敬重和跟随。

四、从狭隘的思想视野中解放出来，用理论创新解决“总开关”的问题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人们行动的“总开关”，“三观”紧密相连，共同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视野上。思想视野是“总开关”质量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思想视野狭隘，总开关就会存在问题，表现为世界观不符合科学的世界图景，价值观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人生观缺乏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机制，该努力时不努力，该自律时不自律，出现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执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无论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还是方法上的简单化，从根本上说都是“三观”的问题，都或多或少是由思想视野狭隘导致的。

人和人的思想视野不同，因此才有了千姿百态的人生。今天，我们谈论思想视野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而应把它看作是人类思想转型期的一个共性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意识不到自身存在思想视野狭隘的问题，个体无意识来自于集体无意识，让人们从狭隘的思想视野中解放出来不亚于世上任何艰辛的革命，就如从“地心说”扩展到“日心说”，布鲁诺在1600年遭受火刑，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思想视野不开阔、理论与现实不相匹配的时候，我们不能削足适履、用理论裁剪现实，而只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以科学为武器，自觉地扩展思想视野，校正或创新理论。解决“总开关”的问题，目前有以下两个关键问题需要正视。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来源和基础，但马克思主义不是超越时空的万应灵药。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P374)从理论视域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维多利亚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自然科学来源是19世纪的牛顿力学世界观下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进化论。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过时”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肯定而不是否定。试问，如果马克思主义一点没有“过时”的问题，它还需要发展吗?把马克思主义“神化”的人往往以令人敬畏的政治姿态出现，如王明就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左倾”政治后遗症，“神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地位和利益的因素，理论上的画地为牢很多源自于维护真理的名义下的名利牵绊。

随着科学的每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需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当代物理学经过相对论、继而量子力学的革命，正向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结合的新的高度迈进。宇宙处于膨胀中已得到新科学发现的支持，天体物理学展示了宇宙空间的分子如何在原子核的基础上形成，以及原子核又是如何在恒星大熔炉里诞生。当代人类实践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也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以微处理机、新功能材料技术、新传感技术、新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群，造就了具有全新特性和功能的主体性工具系统、方法系统和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在近一百年间，现代交通工具和电信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了99%。克隆技术无疑将打破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基因技术则可能改变千百年来的伦理观，这对全人类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如何重新认识人自身?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如果忽略了统摄主体与客体的整体系统(宇宙、自然、生命、社会、信息的演化过程)的存在，忽略了整体系统的永无止境的动态性及其对主体与客体的决定作用，不进行世界观的更新，人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永世长存、人定胜天”的主体，这显然是虚幻的，这就为唯物主义演变为唯心主义、辩证法演变为形而上学，乃至在无形中为错误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开了方便之门。当前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为群众所诟病的作风问题，一方面是人品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深层挖掘的话，也是用来武装他们头脑的理论资源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第二，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说明问题。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是团结和带领人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念既是广大党员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的动力，也是在深水区改革中用来引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赢得民心的总动员令。但目前我们所习惯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还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不足以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道路，这是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一块被忽略的隐形短板。当党员干部心中存疑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普通群众心中存疑的时候，他就不能充满热情地参与社会发展。

由于中国道路没有在哲学上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话语在对外交往上还停留在反驳和辩解的层次，难以与外部世界的声音相抗衡，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威权主义”等各种说法;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声音杂多，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等，这些说法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影响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许多论调还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利益。

真正的话语权是对世界未来提出一整套知识与价值体系。从目前人类思想文化更新换代的进程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道也只能是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使之反映时代本质和未来趋势，代表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包容人类尚未得到完全表达的普遍意志，是不同于旧文化、旧思想的先进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为此需要思想视野的扩展，或者说考察事物的思想坐标系的更新。同一事物从不同的坐标系去考察，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坐标系本身无好坏，但大的可以容纳小的，小的无法容纳大的，小的不断地被大的所取代，这是客观实践提出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断地变得“渺小”(“日心说”中的人比“地心说”中的人要“渺小”)，人“渺小”一次，客观实践和认识扩展一次。

因扩展思想视野，对人进行重新认识而来的“渺小”并不会降低人的“尊严”，因为“尊严”本身就有虚幻的成分，它只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正向作用，超过了这一范围，就会起物极必反的阻碍作用。我国三十多年前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实质上也是思想坐标系的一次更新，当人们不再拘泥于一个“抽象的人”，不再生硬地实施理想的社会工程，客观实践便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也提醒我们，在消除“四风”等问题上，用理论创新来为整个社会注入客观向上的氛围，远比强调个人思想修养更明智、更有效果。

从狭隘的思想视野中解放出来，用理论创新解决“总开关”的问题，这是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思想解放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而任何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都具有超越地域性的特征，都是在哲学上突破陈腐教条的结果。因此，要顺应时代要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用政治解放带动思想解放，用政治权力赋予学术自由，突破禁区，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展思想大讨论，培育和完善思想市场，为思想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让新理论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诞生，把认识短板补足，从根本上把群众路线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