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课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适应我国人才培养战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需要，为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服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2017年军事理论参考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2017年军事理论参考论文篇一

《相互依赖理论视野中的战争与和平》

摘要：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的两种基本状态，它们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规避战争，寻求和平，一直是近代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期盼和努力方向。在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了范式之间的争论，相互依赖和平论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相互依赖能否带来和平，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核心议题。

关键词：相互依赖;国际关系;战争;和平

随着通信、交通、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相互依赖已成为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这种现象早已存在，但作为一种系统理论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最早提出相互依赖论的是理查德·库珀，他于1968年出版了《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社会的经济政策》。但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当数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及他们的著作《权力与相互依赖》，此书1977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将会减少战争”的断言遭到了以摩根索为首的古典现实主义者和以肯尼思·沃尔兹为首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的批判。

一

战争与和平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替始终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关注这个古老而令人迷惑的话题。何谓战争?何谓和平?它们的根源是什么?消除战争，促进和平的手段和途径是什么?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从很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西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

战争是人类的自然现象，更是人类的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下，氏族之间或部落之间的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早形态的战争，进入阶级社会后，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1]104。人类进行战争的动因是什么?说法多种多样：有人认为战争是上帝的自然的意志;有人认为战争是人类生物的“自保本能”、“生存竞争”;柏拉图认为，“战争的原因是由于灵魂的腐化”;尼采认为，“战争的根源就在人性之中”;有人认为战争是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等因素的产物，是群体意识的表现，是道德和社会进化的唯一手段;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2]33-3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对于原始公社来说，“战争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3]475，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结底战争根源于经济利益的对立与冲突。

和平是战争的对立面，没有战争就是和平。和平有三个重要的自然特征和三个重要的社会特征。三个自然特征为：和平的非暴力性、和平的不安全性、和平的非永久性。三个社会特征为：和平的目的性、和平的工具性、和平的正义性。由于和平现象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并不普遍与持久，人类期盼和平和探索和平实现方式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均势和平论、霸权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相互依赖和平论和核威慑和平论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和平的实现意味着战争的结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战争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物，只有阶级和国家消亡人类才不会存在战争。

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由对抗走向对话与国际局势缓和初露端倪的历史背景下，从紧紧抓住相互依赖这一世界基本特征入手，分析了以各方付出代价为前提的相互依赖的相关主题，特别是冲突与和平问题，引起了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非议。罗伯特·基欧汉在论战中不断吸收其他流派的合理思想，进一步完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体系。目前对相互依赖能否减少战争、带来和平主要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以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他们认为世界的基本特征不再仅仅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权力的追逐，而是在相互依赖下各国发现共同利益并进行国际合作。经济相互依赖越强，则战争的可能性越小。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军事力量起着次要的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力已不再是政策工具，或者说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经无足轻重。动用军事力量代价高昂，而其成效如何难以预料。国际制度是维护相互依赖世界的主要途径，国际机制的形成有赖于彼此各方的共同利益，经济相互依赖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但能否产生和平，最终取决于国际制度的效用。

第二种看法是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以沙米尔·阿明、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论，他们则对相互依赖导致和平的观点提出质疑。肯尼思·沃尔兹认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接触的紧密以及偶然冲突机会的增加，最激烈的内战和最血腥的国际战争均发生在非常相似而且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相互依赖着的国家必定会发生冲突，并将不时地陷入暴力中，因为它们的关系没有任何控制。如果相互依赖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心控制的发展速度，那么，相互依赖便会加快战争的到来。”[4]629-642依附理论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外来的“渗透”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且制造国际冲突和战争的根源。贸易不会自动导致国际关系的和谐，不对称的依附关系中存在滥用权力的现象，这会对国家间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种看法则采用折中的办法，这种观点认为，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一些附加的条件。有的学者认为，“贸易促进和平”的假定是与经济关系中的依赖类型相关的，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促进和平，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可能产生更多的摩擦和冲突。还有的学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相互依赖与和平的关系取决于衡量变量的角度和范围：如果从成本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导致国际冲突的增加;如果从收益的角度衡量，相互依赖会降低国际冲突。

二

相互依赖是当今国际社会最流行的用语，很多人都常用这个词，但很少有人去探究这个词的含义，更不会去想它与人类的冲突、战争和和平有什么样的联系。按照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的观点，依赖指的“是为外力所支配或受其巨大影响的一种状态。简而言之，相互依赖即彼此相依赖。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人类交往对相互依赖的影响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制约或成本。……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依赖的政治至关重要”[5]9-10。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认为，处于相互依赖中的各个行为主体都有成本代价，其所获得的收益可以是均衡的，也可以是不对称的。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产生了权力。如何理解权力对相互依赖的作用，关键在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它“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社会或政治方面。”[5]12-13脆弱性“可以定义为行为体因外部事件所强加的代价而受损失的程度，甚至包括政策变化后的情况”。衡量脆弱性的标准是“在一段时间内，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做有效调整应付的代价”。脆弱性与敏感性之间的区别在于“在为行为体提供权力方面，脆弱性相互依存比敏感性相互依存更为重要。”[6]46把权力与相互依赖结合在一起，是现实主义与全球主义相妥协的产物，这也是复合相互依赖论的出发点，其目的是想在相互依赖的新背景下使现实主义有关国际关系中权力格局的分析获得新的生命力。这就注定了复合相互依赖论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过分地强调实力;二是在国际合作中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三是主张在不改变国际关系旧秩序前提下解决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三

相互依赖能否减少冲突，带来和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不管是理想主义的相互依赖观，还是现实主义的相互依赖观，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折中主义的相互依赖观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同样难以经得住事实的检验。

理想主义的相互依赖论认为，在相互依赖已成为世界基本特征的背景下人类会避免战争，走向和平。因为：第一，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发展使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缩小;第二，各国财富的增加或保持必须依赖其他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相互依赖，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相互依赖，别国间的冲突可能损害本国的利益，这种荣衰共担的局面会使国际关系趋向和平与合作;第三，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第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融甚至将拔去“国家主权的獠牙”，形成世界共同体。事实上，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共爆发160至190场战争，平均每年4至5起。仅死亡军人就达720万人，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数[2]162。另据统计，从冷战结束到1997年左右，共发生战争40起，其中民族矛盾13起，占32%;领土纠纷10起，占25%;权利争夺17起，占43%[2]165。在相互依赖程度化已经相当高的时代里，战争如此频繁，相互依存会减少战争的观点无法解释清楚这种现象。可以说，大国之间的核战争不会爆发，但常规战争是大战不打，小战不断。

现实主义的相互依赖论认为，相互依赖不会导致和平，接触越紧密，发生冲突的机会则越多，内战和国际战争就是发生在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们之间。因为：第一，相互依赖带来的是更多、更新、更复杂的问题，这必然增加国际社会中利益冲突与动乱的机会;第二，相互依存的发展比相互依赖的管理机制的发展更快，没有足够理由证实相互依赖能导致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第三，跨国经济活动有种种难于根治的问题，跨国公司使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更多流入发达国家，而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不断引发金融危机;第四，相互依赖不能限制国家主权，也不能彻底改变各国追逐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基本现实。按照这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古代的战争和近代的殖民战争多数不应该发生，因为当时战争的双方并没有紧密的接触。其实，古代和近代所发生的战争比现当代还要频繁。可见，战争发生的几率与相互依存的程度并不成正比。

折中主义的相互依赖观认为，相互依赖可以引发战争，也可以带来和平，是战是和关键取决于相互依赖是否对称，对称的相互依赖可以带来和平，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则可能引发战争。问题是不对称度要达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战争的爆发，这是一个极不明确的概念，在实践中也是很难估计和操作的。

从历史上看，战争既可以在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国家行为体之间发生，也可以在关系并不密切的利益集团之间爆发。只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利益集团还存在，不管这些利益集团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关系，战争总是不可避免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李际军.军事战略思维(增订版)[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余万里.相互依赖研究评述[J].欧洲研究，2003，(4)，

[5]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流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017年军事理论参考论文篇二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品质的解读》

【摘要】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哲学意蕴在于唯物辩证法，本质是继承与创新;其政治学意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其军事学意蕴在于引领军事实践的科学价值。军事实践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引领也是与时俱进的。

【关键词】与时俱进;继承与创新;时代性;科学价值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哲学意蕴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其哲学的基本内核，同时也是关于继承与创新的哲学。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既是继承，又是创新。辩证法的本质体现在它的创造性维度，亦即创造性的前进。因此，它也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

首先，理论维度的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在创立哲学理论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为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理论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立的过程中，通过对军事历史、特别是对当时欧洲各国军队现状的研究，对既有的军事理论展开了分析与批判，创造了崭新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重要学说。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充分体现在他们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理论研究上。当时的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都提出了积极防御的观点，但都是在战术层面，而非战略方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这些观点有所继承，但更重要的是创新，使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有了创造性的发展。经典作家提出，防御战争并不排斥战争事变进程中采取的攻势行动;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就理论的意义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在军事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并不是他们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既包括对以前错误的或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军事理论和观点的抛弃，也包括对不太完善和成熟的军事思想和学说的补充和修正。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通过辩证的继承与创新，都必将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发展规律。

其次，实践维度的继承与创新。我军自诞生之日起，一直都在军事实践中独立探索与创新，并发展出一套特有的战略战术，比如，长期奉行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就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军事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军事实践时提出，全部红军作战原则就是积极防御，它是根据当时中国军事实践中存在的敌强我弱的斗争特点和“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形式形成的。在创新的军事原则指导下，红军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强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践出发，遵循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性地把积极防御由具体作战原则上升为战略指导思想，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的战略原则，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指导理论。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军事学意蕴

军事活动是人类实践活动中最为频繁的一个领域，各种创新的军事理论层出不穷。正是由于军事科学这种特性，导致军事指导理论从实践中来，又要返回到实践中去，才能科学地引领军队建设的发展。新时期以来，就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而言，与时俱进鲜明地表现在军事科学的价值上—对军事实践活动予以引领。

首先，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密切相联，具有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军事实践实施理论创新，旨在解决中国军事实践中的问题，形成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并服务于当代新的军事实践。这其中，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当代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军队建设理论，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基本规律，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因此，它是新时期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开创之作。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主要针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和信息技术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围绕打得赢不变质这一历史课题，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实施理论创新，与时俱进地推进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主要依据国防和军队建设时空环境的新变化，科学地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军队的历史使命，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它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新篇章。纵观新时期不同阶段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成果，它们既是一脉相承的理论篇章，又是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其次，与时俱进的军事指导理论具有引领和推动军事实践发展的军事学价值。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的价值，究其实质，就在于是否具有指导军事实践的功能，引领和推动军队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我军80多年来的光辉历程就是有力的科学实证：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引领和指导下，能够由反“围剿”作战模式发展到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再到大规模战略决战，军队建设理论适应了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能够从战争状态转变到保卫国家建设的需要上来。在新时期，我军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引领和指导下，实施转变，从着眼打大规模战争的临战状态，调整到和平年代建设的发展道路上来;当世界范围新军事变革兴起，军队建设的时空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军再次主动转变，把军队建设的基点放在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实施科技强军和质量建军，主动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着眼履行新的使命，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引领和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什么转、转什么、怎么转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集中反映了当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见，军事实践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对军事实践的引领也是与时俱进的。

再次，面对新的军事实践，注重运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成果不断开拓军队建设新局面。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军事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与日俱增，军事任务的多样性拓展深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需要创造新的融合机制，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面临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军事斗争准备任务异常艰巨，这就使得军队建设面临着尖锐矛盾和复杂困境。如何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快又好地科学发展，需要我们正确运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保证国防和军队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军队的建设事业才能与时俱进地科学发展。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政治学意蕴

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充满着时代的精神，时代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而与时俱进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题中之意。把“时代”作为政治学概念来运用，并产生时代理论的第一人应该是列宁。列宁认为，时代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斗争中，首先解决建党的问题，即建设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由党来领导人民进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把军队建设问题放在首位。在建军的过程中，根据时代的新特点，列宁又提出，新建的红军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来领导，党的领导是坚持建军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是红军战斗力的源泉。显而易见，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军事实践的时代性结合在一起，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

从政治学的维度来观照，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就是在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创新的着重点在于时代性。时代是一个客观实在的范畴，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人们只能认识它、运用它，而不能无视它、违背它。任何军事理论都必须与时代的发展保持一致。遵循这个政治逻辑，军队建设就会向前发展、向更高级阶段进化。

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与时俱进地发现问题和正确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代，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军事实践相结合，找到了解决时代课题的途径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的军事斗争模式;另一方面又独立地依据中国军事斗争的实践，创造性地走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解决了当时中国军事斗争的紧要课题。通过继承与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军事实践的科学结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即毛泽东军事思想。新时期以来，党在不同阶段相继产生了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这些创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是在新的时代探索与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军队，未来打什么样的仗、怎样打仗的根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当代中国军事实践的科学结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时代化中国化的创新成果，亦即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导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