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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师于右任的学书法经历

民国三十八年，于右任随中枢迁台。他那深厚的汉魏碑学内涵下，所蕴育的真行草各体，气势磅慑浑凝，纵横排荡，震慑住了每颗热爱书学的心灵。为当时碑风日炽的台湾，带来最大的鼓舞力量;一时洛阳纸贵，求书者踵接不暇，获书者视若拱璧。近二十年来，书坛、社会、甚至军中，许多人沉湎于汉魏石刻的研究;有的则直接奉〈标准草书〉为圭臬。一代草圣的影响力，比台湾三百年来任何书家要光芒万丈而无远弗届。

右任(1879一1964)名伯循，以字行，祖籍陕西泾阳，出生三原。先后受教于毛班香、朱佛光、毛俊臣、刘古愚等名儒，扎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至于他的治学方式和态度，由于尊人新三公博览群书，伯母房太夫人督导又严格，受益于庭训多。右任学书的过程，最早可追溯幼年随诸牧儿游走放牧的时光，当时他只要见到冢旁碑碣上的印刻文字，便会随手摹拟涂画，或是拔取冢旁的杂草，捆结代笔，依样书画。十一岁进入毛班香私塾，记忆中太夫子毛汉诗喜爱作草书，写王羲之的「鹅」字，具各种姿态，幼小的心灵，深受潜移默化。幼年时代的他便以书法见赏于毛班香生。

右任曾经说过，他自十九岁开始对书法产生兴趣。由于陕西地处中原文化发祥地，使他有许多机会接触古代大书家遗留的真迹、碑碣。像民国九年在白水县史官村出土的〈广武将军碑〉，便曾令他雀跃震惊!甚至赋诗赞叹说：碑版规模启六朝，寰宇声价迈二爨。

民国十五年，他奉命绕道俄蒙援陕，等到会师中原后，便又往来于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利用种种机会，收买古碑。这种锲而不舍的学习热诚，使他的碑石数目日增，到抗战军兴，共有三百八十块，墓志铭原石共一百五十九方;他并把这些珍贵的史学、书学资料，捐赠国家所属的西安碑林。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书学毅力和无私的爱国热诚。

民国十九年，右任赋诗表白了学书的甘苦和执着：「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这首诗为标草的仰慕者说明了最好的入门途径;也点出了这段时光他所规抚的对象，是偏重北碑。案头常见的碑拓，不外〈三公山碑〉，〈封禅国山碑〉、〈爨宝子碑〉、〈曹娥碑〉、〈龙门造像〉、〈郑文公碑〉、〈杨翚碑〉、〈张猛龙碑〉、〈夏承碑〉、〈华山庙碑〉、〈石门铭〉、〈尘鹤铭〉、〈曹子建碑〉、〈大公吕望婢〉、〈吊比干墓文〉等,右任中晚年的草书，涵育着力鼎千钧、排山倒海的气势，便是早期对汉、魏石刻拓本反复摹，长期酝酿的辛勤与智能的结晶! 右任自述是到了民国三、四年才真正体会作书的个中乐趣。特别是接触〈广武将军碑〉后，使他有了致力草书的念头。民国十六年前后，便开始搜集研究前代草书家的作品、书论。至于临写，应迟到民国二十年。同年，右任有感于中国文字笔画繁复，书写困难，于是成立「草书杜」，期望找出草书「实用目的」废置的缘由，发现了后代的草书作者，过于注意美术价值，使写法不一，愈难辨认。他决定从事「草书标准化」的文字改革工作，使整理后的草书能够实用以利天下，利万世。事实上，民国初年，章太炎(1868一1936)，李滨(1855一1916)，卓君庸(1882一1965)等便曾大力提倡章草以利日常书写;可惜后继无力，反而右任的整理、推广工作，始终不曾中辍。

右任至民国二十一年成立「标准草书杜」的第一阶段工作，也是想订正一部完善的〈急就章〉，还曾把〈急就章〉彻底的考证一过，二十三年命刘延涛参与甚至在上海登报征求草书。有人持太和馆〈急就章〉〈吴、皇书〉以及他帖求售的，右任获此存世最完善的版本，兴奋异常。同年在还获得甲秀堂残帖，内有萧子云的〈出师颂〉，虽怀疑是临索靖的版本，但也极难得。右任在大陆的属下李楚材曾说：「我在于先生左右时，每见他临〈出师颂〉帖，一次就是五十多遍。」应该就是指的这件藏本。此外又获得曹子健手稿，钟繇道德经墨迹;三十年考察西北，于敦煌获索靖〈月仪帖〉墨迹数字，更为惊叹!虽然真伪难定，但这些章草的宝贵资料，是每一位草书爱好者所梦寐企求的。

民国二十二年，右任曾邀请章草名家王世镗前辈到上海切磋研究。右任的办公室、家中书房，从不悬挂他书法，有则王氏的章草。世镗殁后，他曾有挽诗：「三百年来笔一枝，不为索靖即张芝。」可说是王氏的知音了。而王氏的南来，对右任的章草涵养，应是有助益的。

标准草书社后来因章草草法的不一致、落后、不适用而放弃作整理，但右任对章草已控纵自如，由民国二十三年的〈周湘船墓表〉、〈孙荆山墓表〉、〈孙善述墓表〉、二十四年的〈赵次庭墓志〉、二十五年的〈周石笙墓志)，便可获得证明。

由于禀赋、魄力、努力与众多人力的配合，使右任获观广博的书学碑帖资料，而悠游众家精髓的深度，更是书法史上绝无仅有的。今将异于前论的各种说法分述于后，使后学能更了解他「博大能容」的书学经历和内涵。

书家李超哉于民国五十七年发表《八法仰宗师》文中载道：「于先生的字.....据他自己告诉我，得力于褚河南实多。」李普同另有看法，认为恐李超哉误记或于氏不经意之言。确实，以他整个创作过程和作品分析，王羲之、怀素、颜真卿的影响要超过褚遂良许多。

台邑名诗书家林熊祥在《书学原论》中说：「颜真卿盘石令张令晓诰身，......谛玩其笔划则绵里裹针，......昭代于右任先生笔意时有与此相通者。」「王长者墓志，......顾气势较为雄迈，.......其用意之新颖，于右任先生与之颇有相通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陕西李楚材又说道：「于先生青年时代在上海办报之际，专习北魏碑帖，并精心临何绍基的书法，尤其临何收藏的〈张黑女墓志铭〉十分神似;并以何绍基入手，临写〈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这种说法，被右任的哲嗣于望德和入室弟子李普同、胡恒所否决，二者指出右任对何绍基的笔势和(张黑女墓志铭)的艺术道诣，向来不甚留意，绝不可能据以为书学根基的。

此外，秦汉砖瓦、汉简流沙、唐经石窟等都是参考的对象。其中以敦煌、楼兰、居延等地新出土的木简，法度最为娴熟。民国四十六年，中央研究院将旧时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掘的居延木简予以出版，右任为此曾赋诗三首，其中一首是：「此生得见居延简，相待于今二十年，为谢殷勤护持者，乱离兵火得安全。」右任早年在上海编辑标草时，便极渴望一睹居延汉简，作为整理草书的参考资料，无奈不能如愿。历经二十年后，终于得以将居延汉简的神韵融入自己的草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