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民国政府建都于此!著名的“武昌起义”在此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在武汉随便都可以追寻到100多前的历史。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武汉近代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武汉近代史论文篇一

《中国近代史中国共合作在武汉抗战史中的重要性》

【摘要】中国近代史抗战时期中，国共的关系融洽并有着合作关系，也在历史上了营造了少有的融洽期，文章具体从五点显著的特点当中做出了总结，并对于今天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统一大业的早日完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重要性

前言

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17日蒋介石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撤退，即为武汉抗战时期，周恩来称之为第二个武汉时期。此阶段，国民党的统治中心迁入武汉，中共中央代表团来汉，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爱国人士，文化界、宗教界、科技界等的知名人士也都云集武汉。武汉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心和实际的战时首都。迎来了国共合作、全民协力的辉煌抗战局面。以保卫大武汉为战略指导思想的武汉会战，成为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实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转折。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当时中国社会最大的两个政党。各自都有军队与政权，其合作抗战，对于保卫大武汉战略的实现、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造就了武汉抗战时期的辉煌。而这一时期过后。两党的亲密合作就不复存在了，抗战也随之变得更为艰难。应当承认，武汉抗战时期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重温这一段历史，回味期间两党默契相处、同舟共济的点点滴滴，在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的今天，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就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关系的特点作一番考查。

1.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诚意倍显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欲迅速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计划，其在占领东北、华北、华东等大片国土后，借着南京战役的胜利，进犯中原，并狂言道：“只要攻占汉口――就能支配中国。”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还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整个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此种严峻情势下，国共双方为挽救民族危亡合作抗战的愿望较前一阶段更为强烈。

此前，因两党的长期对立与仇恨一时难于消解。虽两党开始尝试合作，但彼此间信任不足。自国共双方谈判开始，蒋介石就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其造成威胁。到全面抗战爆发，蒋介石仍一度坚持不给共产党以军事指挥权，并怀疑“共党思乘对外战争之机会，发动其阴谋”。因而，中共虽坚持“拥蒋抗日”的统战政策，但不能不对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有所担心，并对国民党在民主民生等问题、特别是在动员民众方面的政策，始终持批评态度。

而步入武汉抗战时期，基于民族救亡的共同任务，国共双方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共产党而言，为使国民党方面大开合作之门，中共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坐在谈判席上共商抗日大计”。在政治方面，中共确立了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统一战线总方针。对于具体的政治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7年底，也明确指出，对国民党要“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按照这些方针，中共对以前的一些做法做了改变，对国民党的要求也做出了让步。在军事上，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军队要力争团结国民党共同作战，减少摩擦。1937年12月，毛泽东致电前方领导人，提出：“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对华北支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摩擦，团结对敌。”

2.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方式更为灵活

国共双方的合作诚意推动着两党的合作抗战紧锣密鼓地展开。这就对国共到底该采取何种合作形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双方进行了长时期的努力，打破了往日关于这一问题的僵局，最终形成了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合作方式。由于三青团无法协调好两党的关系，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讨论了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国共长期合作的三种形式：其一，把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其二，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蒋为最高领袖，实现党外联盟;其三，没有成文，形式不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问题。按决议精神，中共派出代表多次与国民党磋商。最终两党基本上采取了中共提出的第三种形式。至此，无统战组织、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合作方式正式确立。这意味着国共双方在合作中处于较为平等的地位，彼此谁也不吃掉谁，两党在密切联合的同时各自又保持着独立性。

这一合作方式的形成，是有其深刻历史根据与现实原因的。就历史根源看，从1924年持续到1927年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因蒋介石残酷屠杀革命人民而最终以失败告终。深刻的历史教训使中共认识到：没有国共合作，没有统一战线，革命无法取得成功;但有了国共合作，有了统一战线，如果党不善于在统战中保持独立性，革命仍然会失败。因而国民党没有接受跨党合作也就使得双方只能采取遇事协商、随时约见的方式。就现实情况看，战事的危急使国共两党的主要精力一直都投入到激烈的对日作战中，其它的事情无暇顾及。而遇事协商、随时约见，具有较多的灵活性。这使国共双方在处理两党共同事务，尤其是处理突发事件时，无须经过层层的统战组织和繁琐的工作程序，从而提高了办事效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更有利于双方的合作抗战。

3.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内容更趋实际

军事上，国共两党在军事战略上相互探讨，国民党方面在周恩来向其讲解《论持久战》的基本精神后深为赞赏，并据此制定了自己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国共也是相互配合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对于台儿庄大捷，陈诚就承认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八路军在华北的游击战争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政治上，两党也展开了密切有效的合作，中国共产党促成国民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并积极帮助国民党实施其纲领，且在部分地区国共出现了地区性的共同纲领，如山西，国共两党就成功制定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国共双方还通过多次的政治磋商与谈判，就两党关系、具体合作任务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一致，较之此前处于僵持状态的谈判局面有了令人振奋的进展。 外交上，中共帮助国民党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蒋介石通过中共获得了许多关于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态度、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对英美的政策等的信息;同时，为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协调一致，组织了“国际纵队”中的“中国支队”赴西班牙参战;此外国共两党还相互配合，积极对外宣传呼吁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包括争取日本反战力量的支持。

正是由于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富有成效的合作，才使武汉抗战时期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4.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的国际环境更有利

武汉抗战时期，正值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活动猖獗之时。随着法西斯全球战略的展开，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也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加强。中国的国共合作抗战，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获得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极大支持。

一方面，国共的合作抗战得到了各盟国政府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与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严重威胁到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英美等与日本法西斯的矛盾日趋尖锐，因而此时英美等从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转而采取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于此时号召全国募捐100万美元支援中国的抗战。而此时的苏联已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实力大大增强，加紧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1938年两次贷款给国民政府，总计1亿美元。此外，还向中国提供飞机565架、坦克82辆、火炮817门、汽车700辆、机关枪6325挺、子弹645万发、炮弹140万发。”同时，同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如西班牙，其军事领导人此时期曾致电朱德，赞赏中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这样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地抓住时机，发展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努力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获得各国人民的同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对于此时期日、德法西斯对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多次劝降活动，中共及时地予以坚决揭露、严厉谴责，与国际消极方面进行斗争，从而维持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5.中国近代史国共合作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政治上，国共两党的密切合作、融洽关系为相持阶段两党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两党的合作，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促进了民族的团结和进步，保证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相持阶段的展开，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上，国共协力完成沿海工业的内迁，保证了民族经济免受日军的掠夺与摧毁，为相持阶段中国抗战的继续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化上，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整个抗战文化运动所掀起的第一个巨大浪头，推动着抗日洪流在相持阶段的继续前进。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成就，为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夯实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巨大的功劳。

武汉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也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一方面，国共两党的军队此时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有力地牵制了日军的兵力，使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宣告破产，从而使得德意日法西斯的“全球战略”中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即攻占苏联与中国，难以迅速变为现实，进而使得德意日三国无法很快进入第二步战略行动，即决战美国，统治世界。这样也就挫减了德意日法西斯的进攻锋芒，打乱了法西斯同盟的全球部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有利的时机。另一方面，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融洽关系，为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抗击法西斯侵略树立了好的榜样。此时期，西班牙政府外交部长台尔戈育，在国联行政院讨论制裁日本侵华的会议上，就曾表示：“对于中国民族之英勇精神，表示敬意。”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战，有力地声援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加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为最后战胜法西斯势力作出了贡献。

6.结束语

总体而言，中国近代史中武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虽有分歧，但相处融洽、合作密切。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认识了这些特点，抓住时机，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合作方针与政策，促进了国共合作在此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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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磊，刘继增，袁继成等.武汉抗战史要[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武汉近代史论文篇二

《武汉近代工业遗产初探》

摘要：工业遗产是人类工业文明的重要遗存，具有历史、经济、科研、审美等多元价值。武汉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摇篮和近代工业重镇，近代工业遗产资源丰富。文章分析了近代工业遗产这一概念，梳理了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构成范围及其典型代表，通过实地考察指出目前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在科研还是应用层面均大有可为。

关键词：工业遗产;武汉;近代

武汉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之一，也是当代中国的工业重镇，自19世纪末以来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产。从时段上看，工业遗产既包括新中国成立前的各类重要工业遗址，也包括1949年以后兴建的工业设施中因种种原因而废弃但仍有存留价值的部分。笔者称前者为近代工业遗产，以与作为整体的跨时代的工业遗产相区别。作为对武汉市工业遗产的初步探讨，本文所关注的对象即是1949年以前的近代工业遗产。

一、中国近代工业遗产概述

尽管工业遗产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在工业遗产的定义和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上，学界已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并达成一定共识。

一般来说，学界普遍接受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于2003年通过的《下塔吉尔宪章》中对工业遗产的界定。该宪章认为工业遗产由工业文化的遗留物组成，这些遗留物拥有历史的、技术的、社会的、建筑的或者是科学上的价值。这些遗留物由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车间，制造厂和工厂，矿山和处理精炼遗址，仓库和储藏室，能源生产、传送、使用和运输以及所有的地下构造所在的场所组成。与工业相联系的社会活动场所，比如住宅，宗教朝拜地或者是教育机构都包含在工业遗产范畴之内。我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遗产是指狭义的工业遗产，即指18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以采用钢铁等新材料、煤炭和石油等新能源、以机器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工业革命后的工业遗存。按照这种界定，中国工业遗产的主体包括近代开埠通商之后外国资本在华兴建的工厂、洋务派官员和民国政府兴办的工矿企业、民间资本投资建设的民族工业、以及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所留下的物质遗存。这其中，除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遗产外，前面几种工业遗产都包括在近代工业遗产的范围之内。

理论上说，工业遗产是一个跨时段的整体，但由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殊性，我们仍有必要将近代工业遗产与当代工业遗产进行一定的区分。1949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和近代工业化有显著不同：首先，新中国的工业化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其次，新中国工业化在布局与规制上呈现出更强的体系性;最后，新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国家。除此之外，由于年代较近，部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遗产尚有其实际的工业功能，而很多近代工业遗产则彻底改作它用或完全废弃，这也使得我们在实际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的过程中，要对当代工业遗产和近代工业遗产加以区分。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的工业基础是极其薄弱的，这就使留存下来的近代工业遗产显得尤为可贵。总体上看，近代工业遗产具有这样一些价值：(1)由于年代久远及特殊的历史意义，很多工业遗产具有文物的价值，它们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兴衰荣辱，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2)由于新中国的工业化包括了对旧有工业的改造利用，因此，部分近代工业遗产至今还执行着工业生产或相关的经济功能，并构成了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完整谱系。(3)部分残存的工业遗产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工业生产和工业布局具有学术上的重大价值，有助于我们探索当代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4)作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很多近代工业遗产都具有审美上的价值，并因其特殊内涵与形态而成为地方认同感的重要依托。

由于中国近代工业遗产具有价值上的多元性和延展性，因此，对其保护、研究与利用也涉及到多学科的整合和社会各方面的协力。笔者认为，工业遗产具有较强的地域分布特征，因此，在探究近代工业遗产时，也须从不同城市或区域着手展开个案考察。

二、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构成

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涉及到对其构成的掌握，这是最基础的工作。因此，在笔者对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现状进行分析前，拟先从文献和实地调查出发，对其范围进行简要梳理。

在范围方面，学界目前多取广义的工业遗产范围。如在《老上海工业旧址遗迹》收录的52个主体中，既包括上海章华毛纺织厂这样的工业建筑物，也包括英商“蓝烟囱”码头这样的工业相关设施。实际上，如果根据《下塔吉尔宪章》的界定，近代工人住宅及工人运动遗迹也应包含在工业遗产的范围之内。因此，笔者将采取广义工业遗产的标准对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构成进行判断。

在各类工业遗产中，工业厂房及相关设施无疑是最直接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城市工业发展规模有所了解。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汉口开埠后，武汉地区最先兴起的近代工业(及相关产业)属于外国工厂、银行和洋行。据统计，从1863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列强在汉创办的工厂有76个之多，外资银行共9家，外国洋行和商号则逾百家。随着19世纪末张之洞督鄂的强势推动，武汉的工商业一度位居全国第二三名。张之洞最突出的业绩自然是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和丝麻四局。此外，据最新统计，辛亥革命前武汉共有123家民营工厂。进入民国以后，武汉的工业发展有所起伏，并在30年代以后为沿海城市如青岛等赶超，但仍不失为一个基本工业区。1911年到1926年间，武汉的工厂发展到了301家。至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武汉(汉口)工厂数为516家，工人4.38万，资金额达到5148万元。此外，武汉的铁路建设和港口码头建设在近代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曾被誉为当时亚洲最华丽的火车站。这一切使武汉从理论上拥有相当丰富的潜在工业遗产资源。

不过，有三个因素制约了武汉城市工业遗产的形成。首先，在前述数百家近代工厂中，有很多工厂是旋开旋停的。其次，近代以来武汉多次经历水灾兵劫，建国以后的工业改造和当代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建设也使得老城区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这就使一些工业遗存被自然淘汰或人为破坏掉了。最后，工业遗产的重要标准在于其必须是有价值的遗存，否则也没有保护及利用的必要。由于武汉的近代建筑本已遗留不多，加上工业遗产自有其准绳，因此，当下武汉保存较好的近代工业遗产的数量当不是很多，而且从布局上说比较分散。经本文作者的实地考察，结合《武汉不可移动文物精华》等文献，初步梳理具有代表性的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有25处，包括汉阳铁厂、大智门火车站、第一纱厂办公楼、横滨正金银行旧址、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等。

三、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现状

工业遗产的现状包括其自身特征、价值属性、保护及利用情况。前文中笔者对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构成进行了简要梳理，并选取了25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近代工业遗产。接下来，笔者将以这25个近代工业遗产的现状为基础，分析、论述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特征、价值、保护及利用。

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总体特征是数量较多，种类齐全，分布零散而在小区域内相对集中。从数量上说，尽管笔者未对整个武汉的近代工业遗产进行全面摸底调查，但据《武汉通史・晚清卷》(下)中所附《武汉著名近代建筑编年简介》分析，具有潜质构成工业遗产的建筑共102座之多。不过，正如前文提到过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保存较好的武汉近代建筑并不太多，所以，这102处潜在近代工业遗产中有多少还存在，现状又如何，尚须进一步调查。然而，仅从25个代表性近代工业遗产来分析，我们会发现武汉近代工业遗产涵盖范围广，种类齐全。一方面，一些工业企业如汉阳铁厂、江岸机车厂从近代延续了下来，构成了跨时段的工厂工业遗产;另一方面，诸如银行、电话局、铁路车站、工会地址、海关这类工业辅助设施或相关产业的遗存特别丰富。可以说，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种类的丰富性能清楚地展示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的全景，这与一些城市单纯只有工矿遗址是不一样的。从分布上看，武汉三镇各老城区都存在近代工业遗产，整体格局较零散。然而，在小范围内近代工业遗产又相对集中。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莫过于银行、洋行密集的近代租界区，以及各类近代工厂较多的�口宗关一带。

武汉近代工业遗产具有本文第一部分提到过的全部四种价值，具体说来，包括：(1)许多工业遗产是展开红色教育的老基地，如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等。此外，中国近代工业化史也是一段中国人发愤自强的历程，反映了我们民族压不弯的脊梁。例如，张之洞创办新式工厂的事迹体现了落后民族努力赶超世界先进的精神，汉阳铁厂无疑就是这种精神的物化载体。(2)部分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目前尚承载着实际的工业生产功能，如近代卢汉铁路的附属企业江岸机车厂解放后改组为江岸车辆厂，目前依然是武汉市较为重要的国有工业企业。(3)武汉近代工业遗产的分布对于我们研究武汉近代工业布局与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这也将是本文作者下一步的研究努力。(4)如我们所见，25个典型的近代工业遗产大多是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有些尚属于优秀历史建筑，是艺术上的杰作。例如，汉口租界区的银行、洋行包含了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古典主义等各种建筑风格，它们与城市有机地融为一体，为老城区凭添了许多浪漫情调。实际上，武汉城市特性的形成乃是明清晚近时代的事，其最辉煌的岁月更是与近代史紧密相联。因此，近代工业遗产对武汉而言，不仅仅是具有怀旧情调的街头点缀，更是培养市民增强城市认同感，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的共同记忆与纽带。

目前，从25个典型遗产来看，武汉近代工业遗产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一定的开发利用的，但工业遗产的特性并未凸现出来。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论之：(1)武汉近代工业遗产中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部分基本得到了较好的维护。例如，尽管大智门火车站已经废弃多年，但目前该站主体建筑的外观进行了一定翻修，周边也得到了一定清理整顿。再如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只是几间低矮的院落，但它却在城市房地产开发浪潮中保存下来了，而且近期周边正进行绿化建设，显示出一种理性的整体规划。(2)武汉近代工业遗产大多能物尽其用。例如，旧租界的银行大楼今日大多也是各家银行的办公楼。武昌临江大道第一纱厂办公楼目前是某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办公地点，该遗址本身也处在一片新开发的房地产楼盘中。然而，纱厂主体的钟楼得到了完好保存，并与周围建筑一起构成了武昌江滩的靓丽景观，这就解决了废弃工业遗产挤占市区用地这一潜在矛盾。目前，武汉类似大智门火车站旧址那样完全闲置的代表性近代工业遗产并不多见。(3)尽管典型的武汉近代工业遗产基本都得到了较好保护，但这种保护在细部上往往不够完善，许多只是远观壮丽，内部则杂乱不堪。这也表明那些工业遗产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目前武汉以“工业遗产”为概念的近代工业遗存只有汉阳钢厂附设的“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一家。事实上，当代的汉阳钢厂严格来说已不在当初汉阳铁厂的原址了，但作为一个跨时段的工业遗产，我们仍可将其归于近代工业遗产的范畴。汉阳钢厂与汉阳铁厂的这种背离性也为其工业遗产价值的利用带来了一定问题，即“张之洞与汉阳铁厂博物馆”无法使当代人感受到“历史的现场感”，只能以单纯的陈列室形式展示近代工业文明，这就大大割裂近代工业遗产的多元价值了。而除汉阳铁厂外，武汉尚无其它近代工业遗存从工业遗产的角度有所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武汉市近代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还处在起步阶段而已，今后如何整合武汉丰富却又分散的近代工业遗产资源，对其充分挖掘利用，是个颇为困难却又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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