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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这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首次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③。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④,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上述资料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⑤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萌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必然产生“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良师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是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国人对世界传统影像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对梁启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华夷之辨”的消极意识、落后观念不绝如缕,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华夷一家”、“协和万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在民族问题上,儒学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民族间交往中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郑观应的中华民族优越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意义,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唤醒民众的时代需求。传统民族观念特有的积极意蕴,自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后又辗转到美国、澳洲等地短暂停留。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财学的著述。这些逐渐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中国,尤其沉醉于对中国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诸如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建国思想、洛克的“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公民维权理论亦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影响颇深,强调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的理论问世以来,“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⑨。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总之,梁启超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营养和进化论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立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对梁启超启迪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间飞速崛起的能力。在对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切身体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⑩。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以图通过此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粗浅评价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